為此，在對民間金融市場監管上，各級政府及監管部門再也不能猶豫不決，更不能放任自流了，應增強規範民間金融市場監管立法的緊迫感和責任感，要把引導民間金融市場健康發展納入重要施政目標

　　目前，民間融資市場規模已超5萬億元，由於監管法律體系不健全和相應機制缺失，導致民間投機性借貸氾濫、仲介機構違規操作等現象頻發；加之受經濟下行大環境影響，再次引發多地老闆跑路潮，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大幅增加，民間金融風險呈進一步放大和爆發趨勢(9月22日《經濟參考報》)。

　　顧名思義，民間金融市場即正式金融體系之外的金融活動，往往被稱為“地下金融”、非正規金融或“草根金融”等，是政府金融管制金融壓抑外一種民間自發形成的融資關係，它是國內金融體系缺失、利率政策管制過嚴等因素引發的結果。可見，在當前我國二元金融結構現實情景下，民間金融市場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彌補了正規金融組織在服務社會經濟上的不足，為活躍社會經濟做出了積極貢獻，這也正是民間金融市場近十多年得以蓬勃發展並日趨活躍的重要因素。

　　然而，我國政府在正規金融和民間金融監管上存在嚴重用力不均現象，尤其在民間金融活動監管上陷入相當脆弱狀態，至今民間金融活動監管尚未納入立法程式，比如《民間借貸法》難産，民間金融活動一直游離于非法與合法“灰色”邊緣；政府雖然出臺了一些引導民間借貸活動健康發展的管理條例，尤其溫州金改試驗區還推行了民間借貸登記備案制度等等。但這些條例和制度大都屬地方政府推出，不具有系統性、完整性和強制性，在引導民間借貸健康發展上作用有限，尤其在遏制民間借貸無序、盲目等惡性發展上更顯得無能為力。

　　當前，令人擔憂的是，在政府追求GDP産業經濟導向下，大量民間資金流向了房地産和礦産開採兩大産業領域，因為只有這兩個産業的獲利能支付高昂的利息成本；但受經濟下行影響，民間金融市場亂象引發的金融風險和不安定社會因素開始凸顯：一是導致了風險傳染給金融行業，如一些企業銀行貸款與民間借貸兩頭融資，導致金融系統不良貸款攀高，形成惡性迴圈，危及區域金融生態。二是加劇了實體經濟恐慌。如近期一些企業家不堪高利貸重壓紛紛跑路，使銀行“草木皆兵”；銀行為控制風險不願續貸，正需金融輸血的實體經濟融資空間被進一步壓縮。三是造成了群眾利益受損，影響社會穩定。當前民間借貸中存在大量非法集資等違法行為，涉及人數多，一旦民間借貸崩盤，會引發大量涉黑暴力催債行為，不利於社會穩定。

　　為此，在對民間金融市場監管上，各級政府及監管部門再也不能猶豫不決，更不能放任自流了，應增強規範民間金融市場監管立法的緊迫感和責任感，要把引導民間金融市場健康發展納入重要施政目標：一是加快民間融資活動立法進度，儘快出臺和實施《民間借貸法》及系列法律規範，將民間借調活動納入正常金融監管範圍和法治化軌道，興利避害，將全部民間融資活動置於陽光監督之下，確保民間融資活動的合理規範和健康有序。二是各級政府及監管部門密切配合，加大民間借貸活動整頓力度。成立民間金融市場監管職能機構，充實力量，加大非法集資、高利貸等融資活動的監管力度；尤其對房地産及其他産能過剩産業進行的非法集資不能睜只眼閉只眼，要建立靈敏的社會監管及反饋機制，增強打擊非法融資活動的有效性和及時性，並做好各種防範預案，防患于未然，力爭將各種非法融資行為扼殺在萌芽狀態。三是加快系列金融改革步伐，全面實現利率市場化，降低金融業準入門檻，統一金融審批部門，實現金融充分競爭，並將民間資金引入金融行業。同時，推動金融業實現經營轉型，提高服務效率，創新服務産品，拓寬金融服務渠道，為實體經濟提供多樣化、個性化金融需要，避免企業過多依賴民間融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