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聞發佈制度最為成熟完善部門——商務部的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有著和其他部委發言人一樣的機智、從容與嚴謹，但在不少熟悉沈丹陽的跑口記者眼中，他又多了一些標簽，比如學者氣質、比如坦誠相待。
事實上，沈丹陽在擔任新聞發言人的同時，還身兼商務部政研室主任，這或許是他既能準確地傳達聲音，又善於全面闡釋政策，以理服人的重要原因。
“現在仍誠惶誠恐”
對於財經記者而言，商務部絕對算得上是新聞的富礦，業務領域涵蓋外貿、外資、國際經濟合作、消費、流通，僅是自貿區、國際産能合作、跨境電商等這些新熱點就已讓記者們應接不暇。
對商務部有些認識的記者都知道，商務部可謂是新聞發佈制度最為成熟完善的部門之一：每個月的月初和月中各一次例行發佈會，還有不定期的專題發佈會、吹風會。據説，一些部門的領導就曾專門讓本部門新聞系統的工作人員前往商務部新聞辦“取經”，學習例行發佈制度。而站在商務部新聞發佈最前端的當屬其新聞發言人——沈丹陽。
2011年8月24日，沈丹陽首次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身份亮相商務部新聞發佈廳，彼時他同時擔任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秘書局局長兼辦公廳副主任。“沈主任既像朋友，又像導師，全然沒有領導架子，在他身上更多的是學者氣質。”一位熟悉沈丹陽的記者如此評價他。
至今，沈丹陽擔任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已近五個整年。相比起初的略顯緊張，如今發佈臺上的他已然更為自信，也更加駕輕就熟，而在貫穿始終的嚴謹表述、精準拿捏的背後，還時常透露出些許幽默。
即便如此，在沈丹陽本人看來，“每場發佈會依然是一場需要充分準備的硬仗”。“現在仍誠惶誠恐，感覺到要做好這個工作很不容易。”
“最大的難點在於，不論我説什麼，外界並不認為這是個人的回答，而是代表商務部。大家知道商務部的業務面很廣，涉及的領域很寬，如何全面把握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沈丹陽曾提及，最棘手的時刻，便是在發佈臺前遇到未準備到的、敏感且“兩難”的問題。比如，2012年釣魚島風波期間，一位日本媒體記者問到，“一些城市日資企業被打砸，中國政府對於日本在華企業的損失，是否考慮給予賠償？”“我當時手中並沒有一個很完備的口徑，而且這是一個不能簡單説‘是’還是‘否’的問題。”沈丹陽回憶道，“我當時就想要保證原則不出錯。我記得我的回答是，‘商務部已經注意到有關報道，目前正在了解有關情況。隨後做了三點説明：第一，商務部堅決支援合法、理性的愛國行動，同時堅決反對一切違法的打砸搶燒的行為。第二，外商投資企業在華的合法權益受到法律保護。第三，相信絕大多數民眾能夠冷靜、理智、合法有序表達訴求，外商投資企業如遭遇違法行為，應及時向包括公安部門、商務部門在內的相關部門尋求幫助’。”
沈丹陽的這次回答被不少媒體評價為“效果較好”，既沒有回避問題，又做到了有理有節有針對性。對於自己能夠巧妙完美地化解“刁鑽”提問，沈丹陽把其歸結為他對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的精準理解，“回答類似兩難問題，重要的是把握好原則，不必太在意句式錶述上的問題，即便語法不那麼順暢，語氣不那麼合適，也不必太在意。”
“沈主任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拿捏把控恰到好處，既能將官方的回應和解讀講到位，又能給記者時不時爆一些‘料’，他知道記者想要什麼。這樣的話，效果就會好很多。”一位跑口商務部多年的記者説。
而在發佈會上，沈丹陽還經常脫稿給出友情提示，例如對於一些趨勢的提醒，“大家都很關注對外投資的情況，這裡我特別提示下，對外承包工程近段時間增長也非常迅猛，值得大家關注”。此外，他還會在多個數據中點出亮點數據或是值得關注的數據。
隨著主持發佈會場次的增多，記者們眼中的沈丹陽印象也逐漸豐滿起來：專業、睿智、沉穩不失活潑，用詞精準，現場把控力強，這是媒體人對他比較一致的評價。而沈丹陽最常説的就是，“站在我背後的是商務部整個新聞團隊，最辛苦的是他們”。
科班出身 從未離開外貿領域
畢業于廈門大學外貿係的沈丹陽，可以説是科班出身，30多年來學習、工作一直圍繞外經貿領域展開。
2003年3月，沈丹陽在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擔任副院長並兼任中國會展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其間，他對商務領域熱點問題的一些獨到觀點已不時見諸報端，隨後更已學者身份發表了大量經貿專著、研究報告、論文和文章。2007年，他還曾作為經濟社會學界9位專家之一應邀參加溫家寶總理主持的《政府工作報告》專家座談會。
更早時，沈丹陽曾在國務院辦公廳從事10年外經貿政務與研究工作，在地方外經貿管理和投資貿易促進部門工作8年。
2014年4月28日，商務部網站發佈人事任免資訊，自此，已擔任新聞發言人兩年多的沈丹陽又多了一個新身份——商務部政研室主任。
對於沈丹陽而言，這一新任命更像是一種輪迴，他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研究領域，雖然從未中止過對商務理論與政策的學習研究思考，但政研室無疑是一個更加能夠得以施展的平臺。
“這正是我與財經媒體最相通的地方，因為每天都要從眾多選題中，尋找最核心的熱點、焦點、難點加以研究，並力圖把握戰略高點。”沈丹陽曾説。
與商務部研究院作為商務部“智庫”的性質不同，政研室更像是商務部的“大腦”，肩負多重重任：研究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合作、現代市場體系和現代流通方式的發展趨勢並提出對策建議；研究擴大對外開放、國內外貿易流通體制改革並就重大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研究提出健全現代市場體系的綜合政策建議。
跟隨國家推進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步調，契合當前媒體關注的熱點，商務部的多項重大研究成果和牽頭推進的工作在國內外特別是輿論界引發強烈反響。其中，受關注度很高的若干重大商務戰略研究、全球價值鏈研究，以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下稱《若干意見》)的牽頭起草和此後對12個試點地區的推動，政研室都是具體“操盤手”。
在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貿易部長會議上，中方作為東道主曾提出的若干個議題中就有兩個與全球價值鏈相關的倡議：一個是《促進亞太地區全球價值鏈發展戰略藍圖》，另一個議題為《全球價值鏈中的APEC貿易增加值核算戰略框架》，這兩個議題都獲得了批准，並且在貿易部長會的聲明中詳細做了表述。
“學者型發言人”的嚴謹思考
事實上，對於不少問題，沈丹陽都有獨到見解。
談及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他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獨家專訪時曾説，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不僅僅是“開放”，其實質是“改革”，既包含“開放型經濟的新體制”也包含“開放型的經濟新體制”兩層內涵。
在推進過程中，遇到一些有難度和需更加細化、深化的事項，有必要進一步加大力度推進，畢竟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一個大命題，它涉及的面非常廣、非常寬。考慮到不同地區、不同領域、不同行業對外開放的能力與條件差異，需要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呼應、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相結合。從以往的經驗來看，鼓勵一些地方先行先試可以總結經驗、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如果支援一些地方在《若干意見》這個頂層設計文件的指導下，結合各自實際和比較優勢，進一步大膽創新，通過上下聯動、以點帶面，形成經驗，再複製推廣，這樣整個工作推進起來就會比較穩妥。
沈丹陽指出，當前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仍面臨不少體制機制障礙，需要啃硬骨頭。試點不是搞政策洼地，而是突出體制機制創新，疏通整個開放體系中的“神經末梢”和“毛細血管”，將使新體制的構建更有活力、更加協調。
談及全球價值鏈，他近期曾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近20年來，經濟全球化浪潮所催生的巨大變化之一就是全球價值鏈的深入發展。這一新的國際分工體系的形成，不僅引發全球供應鏈、産業鏈、商品鏈的深刻變革，對國際貿易、跨國投資乃至全球經貿治理也帶來深遠影響。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步入深度調整與結構再平衡的“新平庸”狀態，以大規模跨國投資驅動、高增長中間品貿易為特徵的全球價值鏈步入深度結構調整期。驅動上一輪全球價值鏈擴張的制度和技術兩大引擎的作用均有所下降，基於全球價值鏈的國際經貿規則重塑蓄勢待發。在國際發展環境和條件發生重大變化的同時，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綜合來看，我國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調整，既是實現從經貿大國向經貿強國轉變的內在要求，也是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重塑的必由之路，將使我國經濟發展迎來新的重要機遇。
近年來談及外貿形勢，沈丹陽在發佈會上常用“三座大山”來表述，即：外需不足、國內成本居高不下、貿易摩擦形勢嚴峻。而在2015年進出口負增長，外界評價多為“慘澹”的背景下，他提出，“我國外貿發展總體上還是很給力的”，可以用“五張漂亮的成績單”來盤點：第一張成績單是在全球出口市場份額明顯上升；第二張成績單是進口量增價跌使國家和企業獲得了大實惠；第三張成績單是對外貿易結構進一步優化；第四張成績單是保持對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巨大貢獻度；第五張成績單是繼續保持全球第一齣口大國和第一貿易大國地位。
在沈丹陽看來，我國的外貿形勢正在蓄勢待發，發展動能正在轉換形成中。未來我國對外貿易要形成競爭新優勢，由從貿易大國轉變為貿易強國，需要一個積累和蓄能的過程，現在我們正是處於這樣一個蓄能階段。因為外貿出口需要有好的産品、好的品牌，有創新的技術，要做“人無我有，人有我優”，這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實現的。中央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支援外貿穩增長調結構的政策，包括鼓勵技術創新的政策，這些政策將逐步發揮積極作用。
(責任編輯：李春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