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畫：朱慧卿

　　全國兩會召開在即，“醫改”再次成為輿論焦點。日前，有媒體報道預防風濕疾病的特效藥長效盤尼西林(即注射用芐星盤尼西林)相繼在濟南、安徽等地斷貨。濟南一位市民甚至為了孩子專門到北京購買此藥。而硫酸魚精蛋白注射液、他巴唑、放線菌素D等一些疾病或手術中常用廉價藥正逐步斷供、消失，導致一些患者經濟負擔加重，甚至面臨用藥危機。

　　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中國醫藥企業家協會會長于明德曾表示，廉價藥品正在以每年幾十種的速度消失。

　　某藥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員韓軍(化名)認為，廉價藥消失在於部分經典廉價藥物因其療效已不能滿足臨床治療需求，被新藥替代，比如一些抗生素。還有一些特定時期的藥品隨著醫療條件提高，患病人數減少而消失，如對付蛔蟲的“寶塔糖”。還有的被發現有嚴重的副作用，所以被淘汰。此外，生産、流通、銷售各環節的盈利空間太小，也是廉價藥消失的一個重要原因。

　　據華商報報道，有業內人士指出，以60片裝的前列康普樂安片為例，30多年來價格一直是12.2元。然而，30多年原料成本漲了78倍，人工成本也漲了十幾倍到幾十倍。價格與成本嚴重倒挂，藥企利潤越來越低，廉價藥自然就成了“棄卒”。

　　北京朝陽醫院藥事部副主任藥師王華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注射用芐星盤尼西林“缺貨”很可能和其藥性相關。“這是長效製劑，一週打一回，用的人本來就很少，一般醫院庫存也很少，存多了藥品會過期，一旦用完了跟廠家銜接不流暢，就可能出現短缺情況”。

　　而越來越多高價藥的出現，也擠壓著廉價藥的生存空間。

　　天津大學藥物科學與技術學院藥學專業畢業的張夢娜告訴記者，一些藥企會通過改變劑型和給藥方式等來開發所謂的“新藥”，這些“新藥”的有效成分並沒有改變，價格卻能抬高很多倍。

　　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早在2006年全國兩會就曾嚴厲譴責，一個藥品換個行頭、改個名，身價就立刻飆升，這些所謂的“新藥”不僅坑害了病人，而且還養肥了蛀蟲。

　　2006年《關於進一步整頓藥品和醫療服務市場價格秩序的意見》規定，醫院可以進價為基礎，以順加不超過15%的價格銷售藥品。在“以藥養醫”體制下，15%的加成，導致結果是手握處方大權的醫院趨向採購高價藥，因為藥價基數大，加成絕對值就大，醫院賺取的利潤就更多。

　　即使之後的藥改取消了藥品加成，但醫院、藥店、採購部門吃“回扣”的現象依舊存在。因為其方式隱蔽，難以杜絕。某醫藥外企員工楊清(化名)告訴記者，廉價藥盈利空間本來就小，加上回扣的原因，往往導致配送方和銷售方都得不到利益，因此廠家多傾向於生産高價藥，市場上的廉價藥也就相對減少。

　　為了控制過高的藥價，保障質優價廉的基本藥物供給，2009年8月，衛生部發佈《關於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意見》，遴選確定了307種基本藥物，各地根據當地實際和群眾用藥習慣，平均增加210種。這類藥物的費用納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給付範圍，並按基本醫療保險的給付標準支付。

　　國務院醫改辦數據顯示，2011年7月底，基本藥物零差率銷售在公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已經全面覆蓋，實行新的基本藥物採購機制後採購的藥品價格比制度實施前平均降幅30%左右。

　　然而進入醫保的藥物，涉及基本醫療保險，藥價較低，藥廠就失去了較強的生産動力。

　　2015年5月，國務院出臺《推進藥品價格改革的意見》，規定自2015年6月1日起，除麻醉藥品和第一類精神藥品外，取消原政府制定的藥品價格。

　　在楊清看來，讓經典的廉價藥適當地漲價，能夠更好地讓老百姓獲益，也讓藥企能夠承受效益的損失。但是，社會對高藥價已經很敏感，一些藥企自身在是否漲價的問題上也很糾結。

　　去年6月，心臟病用藥“地高辛片”的藥物價格突然上漲10倍，引起一片譁然。據長江商報報道，由於原料價格大幅上漲，這種藥從原來的6.7元一瓶暴漲到68元一瓶。一家規模較大的制藥集團銷售總監告訴長江商報記者，由於以前許多低價藥都是虧本生産，現在為保證成本，加上原料價格上漲，多數低價藥的定價都翻了幾倍，可漲價的話，被患者“封殺”又得不償失。

　　放開藥品價格也給了一些藥企亂漲價的機會。

　　今年1月，國家發改委對重慶青陽等5家操縱藥價的企業開出了399.54萬元的罰單。本報曾報道，治療痛風的常用藥別嘌醇片本是醫保目錄中的廉價藥，2013年每瓶售價只要5.8元。由於幾家主要生産企業不斷達成壟斷協議，持續提高藥品價格，到2015年，已漲至每瓶23.8元。

　　業內人士指出，低價藥更易引發壟斷。由於産品價格低，利潤相對較少，許多企業便不願意生産，低價藥變得緊缺。又因為多數企業被擠出，所以存在壟斷的可能。目前市場上一些藥品的原料壟斷經營已非常嚴重，制藥企業買不到原料只能任由原料商漲價。

　　此外，藥品定價雖然放開，但藥品招標採購機制仍然對企業有限制。很多藥企不得不壓低報價，一些藥品的中標價已經明顯低於成本，必然導致虧損。一些鑽空子的藥企和代理商就拿普通藥與高價藥搭配競標，奪取市場，拿到“入場券”後就大力推高藥價，以獲取利益。最終導致的結果還是廉價藥生産規模縮小。

　　在河北醫科大學中醫學專業畢業生孫超看來，廉價藥消失，高價藥增多，除了加重患者經濟負擔，還會加劇醫患之間的矛盾。“病人們認為醫生是為了多掙錢才開貴的藥，從而失去了對醫生的信任”。

　　應該如何保證廉價藥供應，改變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

　　建立廉價藥國家儲備庫已經成為不少專家和業內人士的共識。醫藥界人士胡勇俊撰文建議，根據市場上廉價藥短缺的品種、需求量和生産企業現狀，選定廉價藥的定點生産企業。對承擔廉價藥生産的企業在國家專項資金、銀行貸款、稅收等扶持政策上給予傾斜，讓這些企業有足夠的利潤空間，從而保質保量完成生産。

　　他還建議在廉價藥的生産品質、數量環節上進行有效監督管控，也讓廉價藥能夠根據市場需求進行有序生産，確保供應不斷檔、不過量；並建立廉價藥專供渠道，打擊藥品多手轉讓、層層抬價和廉價藥壟斷等經營不良現象。

　　張夢娜認為，2014年國家發改委首次取消低價藥品最高零售價格，對提高低價藥品生産企業的生産積極性有一定作用，但同時要加強對市場藥品價格的監測，避免隨意抬高藥價的現象。另外，要提高新藥審批力度，對一些通過改變劑型、規格和包裝等開發而成的“新藥”進行嚴格審查和控制，避免廉價藥隨意轉換成高價藥而出現廉價藥淡出的現象。

　　當前，我國“新醫改”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十三五”時期是“新醫改”的決勝階段。藥改是醫改的一部分，關係到醫保、醫院補償機制、診療體系等諸多方面，單兵突進的做法無法解決根本問題。促進廉價藥回歸，還需要國家繼續出臺更多“組合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