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安定醫院病房走廊裏，幾名抑鬱症患者正在散步。

　　北京安定醫院，一名抑鬱症患者隔著門對著記者的鏡頭做鬼臉。這裡的大門一直是鎖著的，只有醫護人員才能打開。

　　出院的日子終於到了，讓劉月又期待又害怕，“在這裡什麼都不用想，出院以後很多事，怕自己面對不了”。

　　今年2月2日劉月離開北京安定醫院。45天前，她抑鬱症復發吃了100多片安眠藥尋死，按正常藥量，她每天只吃1片。

　　劉月求醫的安定醫院抑鬱症治療中心，收治來自全國各地的重度抑鬱患者。今年年初，新京報記者駐守這家醫院，親歷了抑鬱症患者治療的全過程。對抑鬱症，醫學上已有一套有效的治療體系。比抑鬱症更可怕的，是人們對它的無知、恐懼和逃避。

　　不容忽視的是，出院以後，社會功能的恢復是抑鬱症患者進入正常生活的另一道坎。當治愈的病人回到曾經的生活環境，需要把原有的價值觀推倒重來，減少抑鬱情緒的來源，在以後漫長的時間裏防止復發。這不僅需要醫生，還需要家屬和社會組成的“治療聯盟”。簡單地説，就是拒絕歧視，給他們理解和關愛。

　　數説

　　4% 抑鬱症全國的就診率只有4%左右。

　　90% 90%以上的患者根本沒有治療。

　　20% 近80%入院治療的患者可以治愈，20%的患者接受治療後再沒有復發。

　　圍城

　　住院後患者重新認識抑鬱症，邁出自救第一步

　　抑鬱症病房的一天，是從每天的晨檢開始的。

　　“51床，張倩倩，17歲。學習成績好，中考全校第一名，曾服藥、抽血自殺，手腕有明顯傷痕，目前抗拒治療，防藏藥、自傷、自殺。”

　　“59床，馬蘭，31歲。病人情緒低，害怕、焦慮。防藏藥，防衝動，防爬窗。”

　　“40床，王淑珍，53歲。情緒差失眠，有拿煤氣罐自殺的行為。兒子也患抑鬱症住院。腹部和右手腕部有明顯傷痕，防藏藥、防外走。”

　　……

　　1月25日早上8點半，安定醫院抑鬱症中心女病區主任張玲和病房主治醫生開交班會，心裏有了底。昨天新增了7個病人，這對抑鬱症中心來説是個不小的壓力。“送來住院的患者多出現了自殺行為，病情嚴重，家屬也照顧不了。”

　　“如果在(抑鬱)症狀初期及時確診並得到治療，他們可能就不會是現在這樣”，在張玲眼裏，入院時間不長、剛大學畢業的王凡是比較典型的病例，他抑鬱從高中就開始，卻被當作神經衰弱治療了7年，直到大學畢業才接受精神科藥物治療。

　　其間，王凡嘗試做運動、看心理醫生、主動訴説，症狀卻越來越重。去年開始，王凡不僅受失眠折磨，“精神一緊張就感覺皮膚疼痛，好像每個毛孔都被扎了一根針，每根針還有人不斷在彈”。

　　“我特別想找人説説話，但是身邊沒有一個人能説到一起去。後來我經常幻想，身邊有個人，我把自己想説的話都告訴他，他把我想聽的話都説給我聽。”

　　王凡説，他不知道自己多長時間沒有笑過，印象最深的是高中在全校的學生大會上，校長走到他身邊問，為什麼從來沒看你笑過？

　　對於張玲和精神科醫生來説，很多抑鬱症患者，都缺少抑鬱症的認識，沒想到“不高興”也是一種病。此外對精神科醫院抱有偏見，認為來精神病院看病是件羞恥的事。“在這個過程裏，病人康復的信心和最佳的治療時機一起流失了。”

　　即便如此，安定醫院副院長、抑鬱症治療中心主任王剛認為，這些患者還是幸運的。據國家權威部門最新的調查顯示，抑鬱症全國的就診率只有4%左右。

　　“與90%以上根本沒有治療的患者相比，他們邁出了自救的第一步。”王剛説，實際上，抑鬱症也被稱為“心靈感冒”，像身體感冒一樣，可以被治愈。“只有願意自救的人，醫生才能救他。畢竟患者自己才是決定是否走進醫院，克服不良反應去接受治療的人。”

　　逃離

　　面對抑鬱症逃無可逃，對抗需付出清醒的努力

　　透過走廊門上鑲著的一小條玻璃，張文和妻子孫亞兩人一個彎腰一個跪地，希望看到女兒一眼。

　　他們的女兒張倩倩，3年前以全校第一的成績考入北京某重點中學，同年開始有抑鬱表現，三年後進入安定醫院治療。

　　但當主治醫生建議安排見面時，他們卻把兩袋衣物交給護士，轉身擺手拒絕。

　　“我們不敢見她，見了她一定會把她帶走”，兩人都已是一臉淚水。

　　女兒診斷出抑鬱症以後，張文夫婦答應女兒會陪著她一起抵抗抑鬱，但情況並沒有好轉。“孩子經常買藥，買針管抽血傷害自己”，孫亞説，住院前一天，女兒曾發資訊向她求助“我今天感覺不好，你能不能早點回來”。

　　孫亞還是回來晚了，女兒見到她很開心，蹦跳著給她唱歌。等第二天一早，她推開女兒的房門，看見桌上、床上都是血。

　　張文説，女兒一直拒絕住院，還扔了醫生開的藥，“她説我背叛了她，因為我答應過不會把她送進醫院，可是我怕永遠失去她呀。”

　　在醫生的勸説下，父親在接待室與張倩倩見面。父女倆手握著手交談，時而用手背抹淚。這時，母親孫亞在走廊靠著接待室的門，坐在地上悄悄哭泣。

　　最後，張文還是沒有抵得住女兒的乞求，答應她次日辦理出院手續。雖然他們明白，這時候把女兒帶回家，可能冒著失去的危險。

　　“如果他們(父母)真的痛苦，那我比他們痛苦一萬倍。”張倩倩把病服袖子往上撥，露出纖細的胳膊。白嫩的皮膚上橫七豎八地佈滿了刀痕，這都是她自己在痛苦時劃的。“無論怎樣，他們是我的父母，我希望他們負起責任來保護我。”

　　第二天，儘管主治醫生反覆勸説，未正式治療的情況下出院對患者非常危險，張倩倩還是辦理出院手續離開了。

　　“有的病人我們真的很想幫助他，但我們無法強制治療”，主治醫師馬朝陽説，因為對精神病房的偏見和恐懼，有的患者剛住幾天藥還沒起作用就出院了，有的為了喚起家人同情誇大身體不適、假裝病情好轉，有的約好復診卻再也沒來過。

　　“醫生只能盡力去做能力範圍內的事”，張玲也認為，抑鬱症除了臨床症狀，還有人格問題、心理問題、家庭問題、社會問題等，使抑鬱症的治療比其他疾病更為複雜。因此，對抗抑鬱症，需要更多人付出努力。

　　希冀

　　患者製作“日曆”：生命有挫折，那不是盡頭

　　與張倩倩不同，程玲玲是自己要求來住院的。之前兩次住院治療的經歷，讓她適應了精神科病房的生活，平和地面對自己的疾病。

　　“你知道這個病有多難受嗎？天天睡不著，腦袋昏沉沉什麼都做不了”，程玲玲病重時曾一心尋死。

　　剛進醫院那段時間，程玲玲迷上了“無抽”，“好比你做錯了題拿橡皮擦擦掉一樣，把不好的記憶給擦掉了”。

　　無抽，即無抽搐電休克治療，是目前抑鬱症治療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研究發現抑鬱症患者大腦內的神經遞質之一5-羥色胺少於正常人。“無抽”相當於把大腦內神經遞質分泌“格式化”，重新啟動的神經遞質代謝，讓5-羥色胺等各種神經遞質的水準恢復到正常狀態。

　　“無抽”實施時先將患者麻醉，把兩片金屬電極固定在額頭上，視患者身體情況通電2到8秒鐘。

　　“感覺腦子跟喝了酒一樣被灌了一下，然後什麼都不記得了。”程玲玲喜歡這種感覺，好像人生真的從頭開始了。實際上“無抽”只會造成短暫的失憶，記憶會在幾天之後慢慢恢復。這時患者情緒低落、想自殺的念頭已明顯減輕了。

　　醫院每天的集體活動，每個患者都會講述自己遭遇，也聽到了很多別人的故事。

　　在一次集體活動中，老師發起話題，讓大家自由討論對“家”的感覺。一直拒絕治療、不與任何人説話的馬蘭突然舉手發言。

　　“家是吵架的地方，家裏的人都是冤家”，馬蘭説，在家裏所有人都怪我、不理解我，我都那麼難受了他們也不關心。在家我就一個人，把所有簾子都拉上，誰叫門都不理。

　　為了安慰馬蘭，劉月講了自己的故事。第一次治療成功以後，她出去找了工作，遇到一個很愛她的人。他們結婚了。由於病情不穩定，一直服藥的她無法生育。她覺得對不起老公，幾次提出離婚。“每次他都耐心安慰，等咱好了不吃藥了，不是還能生嘛！”

　　醫生護士們都知道，以前老公特別疼愛她，夏天太陽那麼毒，每次慰問日他都早來半小時。半個月前，劉月要在第二天出院，母親帶來一個消息。這次，老公提出離婚，她當場犯病，痛哭著要撞墻……

　　聽了劉月的故事，程玲玲和身邊幾個病友都哭了，她們一起製作了一個希望日曆，相互鼓勵著熬過最想結束生命的黎明。簡單的一張白紙，上面標明日期、星期、陰曆的日子，下面不知道是誰寫了一句話。

　　“生命有挫折，那不是盡頭。只是提醒你，該轉彎了……”

　　困境

　　比抑鬱症更可怕的，是久治不愈帶來的絕望

　　護士王麗莉的每一個大夜班，都特別漫長。

　　安定醫院抑鬱中心的病房設施，與普通病房相似。只是在重症觀察室，病床兩邊都安裝了“約束腕帶”。當病人有衝動、外跑、自傷等行為時，需要把他們“約束”在床上，等情緒平穩了再打開。

　　另外一點不同，是病房的門都沒有鎖，患者全部開著門入睡。護士每半個小時巡一次房，他們要看到每個病人的臉，檢查睡眠狀態。

　　夜間，有的患者躺在床上睜著眼睛沒有睡；有的淩晨一兩點鐘就醒了，只能望著夜等待天亮，或者在走廊裏走來走去。

　　多數抑鬱症患者受失眠折磨，護士必須掌握患者睡眠情況，第二天彙報給醫生。

　　在沒有敞開心扉之前，抑鬱症患者的心裏是個神秘的世界。護士長李金紅介紹，對重症抑鬱症的護理比其他患者更難。有的患者一心想要自殺，趁護士忙的時候，可能藏藥、吞牙刷、把病服脫下來挂在洗手間的橫樑上尋死，有時候挺可怕的。

　　為了防止病人自傷，帶入病房的物品都經過嚴密的檢查。每天早晚，護士站通過廣播呼叫病人吃藥。一名護士給藥，一名護士查看。因為有的病人經常會做出喝水、仰頭的動作，實際上把藥夾在指縫，粘在牙床上。

　　劉月第一次自殺，主要原因不是抑鬱，而是久治不愈帶來的絕望。

　　“當時因為第一次搞對象分手，我什麼都幹不了，不説話一直哭。家人以為我是‘撞’到什麼，帶我到處去看都沒好。後來我想反正也看不好了，不想再讓爸爸媽媽跟著難受。”

　　近幾年，抑鬱症因名人患病和患者自殺新聞而受到關注。來看病的患者和家屬也帶著絕望的情緒，張玲每天反覆回答一個問題：醫生，我還能好麼？

　　抑鬱帶來痛苦，但人們更怕深埋在傳統價值觀裏的偏見。患上精神疾病就等同於“瘋子”，是一張永遠也摘不掉的羞恥標簽。

　　“抑鬱症這麼一個能治愈的病，卻背著沉重的社會負擔”，王剛深感無奈地説，人們知道15%的患者最終走向自殺的結局，這裡面有多少人接受過有效治療，而另一條重要資訊被忽視了，近80%入院治療的患者可以治愈，20%的患者接受治療後再沒有復發。

　　癥結

　　來自生活環境的誘因，成為抑鬱症復發解不開的結

　　每天，都有治愈的患者出院。對新來的病人來説，她們是自己恢復的希望。但是擺在前者面前的是另一個問題，出去以後怎麼辦？

　　程玲玲治療過2次，她母親知道自己對女兒管教太嚴不利康復，但是50多歲的人改變性格談何容易；“鬱友”們也擔心劉月，7次患病都是因為感情問題，只有29歲的她，以後還要面對感情；還有因高考升學壓力導致患病的中學老師，出院後還會回到原來的崗位上……

　　這些來自生活環境的抑鬱誘因，像一個解不開的結。想要趕走抑鬱不復發，她們還需要面對一個考驗——把人生觀推倒重來。

　　在醫院，醫生能夠幫助患者消除臨床症狀。但是出院後在每天的生活裏，則需要自己強大的內心去消化挫折，調節情緒。這對抑鬱症患者來説更加困難，為了避免復發，除了藥物維持治療，這個過程需要心理醫生的幫助。

　　王凡和父親都看過心理醫生，“我覺得他根本沒有聽我説話，一直在強行灌輸自己的價值觀。”

　　程玲玲也覺得心理治療“沒什麼用”。

　　實際上，因為精神疾病不像治療血糖、血壓，沒有一套直接體現病情的指針和數據。在治療中醫生的經驗就顯得特別重要。

　　由於心理醫生的前期培養投入高，導致好的心理醫生數量特別少。醫院的號源少，私人診所收費有的達到每小時1000元。而根據心理治療的特點，患者必須持續、長期的治療才會有效果，在經濟、時間兩個方面都很難實現。有的患者有條件治療，但是沒有遇到談得來的心理醫生，或者一次治療見不到效果，就否定了心理治療的作用。

　　“現在已經有了大量有效的藥物和治療手段，只要配合治療，大部分患者會在8到12周的時間裏情緒恢復正常。”王剛介紹，好轉的患者再接受9個月的維持治療，病情穩定後逐漸減藥、停藥，最後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儘管在醫學上認為完全可能，實際治療中卻很少能實現。張玲介紹，有的病人怕産生藥物依賴，情況好轉就私自停藥了，導致病情急速復發；有的病人病情嚴重時想住院治療，住進醫院剛剛好轉就要回家，再次被外界環境刺激加重抑鬱。

　　“我們只能儘自己的能力去幫助他們”，張玲每天要處理多個患者的出院請求，讓她遺憾的是，因為對疾病的不了解和對醫院的不信任，很多患者沒有接受完整的治療就出院，然後很快又被家人送回來了。

　　十幾年前，臨床醫學畢業的張玲有很多選擇，吸引她留下來成為一名精神科醫生的，也正是這些病人。“有十幾年(病史)的病人當時還在上學，現在已經是成年人和成功者，人生沒有被抑鬱毀掉。和患者一起戰勝了抑鬱，這可能是我們最大的快樂。”(應求訪者要求，文中抑鬱症患者和部分醫護人員係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