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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鬱症患者不足一成選擇就醫

  • 發佈時間:2016-03-29 09:13:49  來源:新京報  作者:陳瑤 吳振鵬  責任編輯:吳起龍

北京安定醫院病房走廊裏,幾名抑鬱症患者正在散步。

  北京安定醫院,一名抑鬱症患者隔著門對著記者的鏡頭做鬼臉。這裡的大門一直是鎖著的,只有醫護人員才能打開。

  出院的日子終於到了,讓劉月又期待又害怕,“在這裡什麼都不用想,出院以後很多事,怕自己面對不了”。

  今年2月2日劉月離開北京安定醫院。45天前,她抑鬱症復發吃了100多片安眠藥尋死,按正常藥量,她每天只吃1片。

  劉月求醫的安定醫院抑鬱症治療中心,收治來自全國各地的重度抑鬱患者。今年年初,新京報記者駐守這家醫院,親歷了抑鬱症患者治療的全過程。對抑鬱症,醫學上已有一套有效的治療體系。比抑鬱症更可怕的,是人們對它的無知、恐懼和逃避。

  不容忽視的是,出院以後,社會功能的恢復是抑鬱症患者進入正常生活的另一道坎。當治愈的病人回到曾經的生活環境,需要把原有的價值觀推倒重來,減少抑鬱情緒的來源,在以後漫長的時間裏防止復發。這不僅需要醫生,還需要家屬和社會組成的“治療聯盟”。簡單地説,就是拒絕歧視,給他們理解和關愛。

  數説

  4% 抑鬱症全國的就診率只有4%左右。

  90% 90%以上的患者根本沒有治療。

  20% 近80%入院治療的患者可以治愈,20%的患者接受治療後再沒有復發。

  圍城

  住院後患者重新認識抑鬱症,邁出自救第一步

  抑鬱症病房的一天,是從每天的晨檢開始的。

  “51床,張倩倩,17歲。學習成績好,中考全校第一名,曾服藥、抽血自殺,手腕有明顯傷痕,目前抗拒治療,防藏藥、自傷、自殺。”

  “59床,馬蘭,31歲。病人情緒低,害怕、焦慮。防藏藥,防衝動,防爬窗。”

  “40床,王淑珍,53歲。情緒差失眠,有拿煤氣罐自殺的行為。兒子也患抑鬱症住院。腹部和右手腕部有明顯傷痕,防藏藥、防外走。”

  ……

  1月25日早上8點半,安定醫院抑鬱症中心女病區主任張玲和病房主治醫生開交班會,心裏有了底。昨天新增了7個病人,這對抑鬱症中心來説是個不小的壓力。“送來住院的患者多出現了自殺行為,病情嚴重,家屬也照顧不了。”

  “如果在(抑鬱)症狀初期及時確診並得到治療,他們可能就不會是現在這樣”,在張玲眼裏,入院時間不長、剛大學畢業的王凡是比較典型的病例,他抑鬱從高中就開始,卻被當作神經衰弱治療了7年,直到大學畢業才接受精神科藥物治療。

  其間,王凡嘗試做運動、看心理醫生、主動訴説,症狀卻越來越重。去年開始,王凡不僅受失眠折磨,“精神一緊張就感覺皮膚疼痛,好像每個毛孔都被扎了一根針,每根針還有人不斷在彈”。

  “我特別想找人説説話,但是身邊沒有一個人能説到一起去。後來我經常幻想,身邊有個人,我把自己想説的話都告訴他,他把我想聽的話都説給我聽。”

  王凡説,他不知道自己多長時間沒有笑過,印象最深的是高中在全校的學生大會上,校長走到他身邊問,為什麼從來沒看你笑過?

  對於張玲和精神科醫生來説,很多抑鬱症患者,都缺少抑鬱症的認識,沒想到“不高興”也是一種病。此外對精神科醫院抱有偏見,認為來精神病院看病是件羞恥的事。“在這個過程裏,病人康復的信心和最佳的治療時機一起流失了。”

  即便如此,安定醫院副院長、抑鬱症治療中心主任王剛認為,這些患者還是幸運的。據國家權威部門最新的調查顯示,抑鬱症全國的就診率只有4%左右。

  “與90%以上根本沒有治療的患者相比,他們邁出了自救的第一步。”王剛説,實際上,抑鬱症也被稱為“心靈感冒”,像身體感冒一樣,可以被治愈。“只有願意自救的人,醫生才能救他。畢竟患者自己才是決定是否走進醫院,克服不良反應去接受治療的人。”

  逃離

  面對抑鬱症逃無可逃,對抗需付出清醒的努力

  透過走廊門上鑲著的一小條玻璃,張文和妻子孫亞兩人一個彎腰一個跪地,希望看到女兒一眼。

  他們的女兒張倩倩,3年前以全校第一的成績考入北京某重點中學,同年開始有抑鬱表現,三年後進入安定醫院治療。

  但當主治醫生建議安排見面時,他們卻把兩袋衣物交給護士,轉身擺手拒絕。

  “我們不敢見她,見了她一定會把她帶走”,兩人都已是一臉淚水。

  女兒診斷出抑鬱症以後,張文夫婦答應女兒會陪著她一起抵抗抑鬱,但情況並沒有好轉。“孩子經常買藥,買針管抽血傷害自己”,孫亞説,住院前一天,女兒曾發資訊向她求助“我今天感覺不好,你能不能早點回來”。

  孫亞還是回來晚了,女兒見到她很開心,蹦跳著給她唱歌。等第二天一早,她推開女兒的房門,看見桌上、床上都是血。

  張文説,女兒一直拒絕住院,還扔了醫生開的藥,“她説我背叛了她,因為我答應過不會把她送進醫院,可是我怕永遠失去她呀。”

  在醫生的勸説下,父親在接待室與張倩倩見面。父女倆手握著手交談,時而用手背抹淚。這時,母親孫亞在走廊靠著接待室的門,坐在地上悄悄哭泣。

  最後,張文還是沒有抵得住女兒的乞求,答應她次日辦理出院手續。雖然他們明白,這時候把女兒帶回家,可能冒著失去的危險。

  “如果他們(父母)真的痛苦,那我比他們痛苦一萬倍。”張倩倩把病服袖子往上撥,露出纖細的胳膊。白嫩的皮膚上橫七豎八地佈滿了刀痕,這都是她自己在痛苦時劃的。“無論怎樣,他們是我的父母,我希望他們負起責任來保護我。”

  第二天,儘管主治醫生反覆勸説,未正式治療的情況下出院對患者非常危險,張倩倩還是辦理出院手續離開了。

  “有的病人我們真的很想幫助他,但我們無法強制治療”,主治醫師馬朝陽説,因為對精神病房的偏見和恐懼,有的患者剛住幾天藥還沒起作用就出院了,有的為了喚起家人同情誇大身體不適、假裝病情好轉,有的約好復診卻再也沒來過。

  “醫生只能盡力去做能力範圍內的事”,張玲也認為,抑鬱症除了臨床症狀,還有人格問題、心理問題、家庭問題、社會問題等,使抑鬱症的治療比其他疾病更為複雜。因此,對抗抑鬱症,需要更多人付出努力。

  希冀

  患者製作“日曆”:生命有挫折,那不是盡頭

  與張倩倩不同,程玲玲是自己要求來住院的。之前兩次住院治療的經歷,讓她適應了精神科病房的生活,平和地面對自己的疾病。

  “你知道這個病有多難受嗎?天天睡不著,腦袋昏沉沉什麼都做不了”,程玲玲病重時曾一心尋死。

  剛進醫院那段時間,程玲玲迷上了“無抽”,“好比你做錯了題拿橡皮擦擦掉一樣,把不好的記憶給擦掉了”。

  無抽,即無抽搐電休克治療,是目前抑鬱症治療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研究發現抑鬱症患者大腦內的神經遞質之一5-羥色胺少於正常人。“無抽”相當於把大腦內神經遞質分泌“格式化”,重新啟動的神經遞質代謝,讓5-羥色胺等各種神經遞質的水準恢復到正常狀態。

  “無抽”實施時先將患者麻醉,把兩片金屬電極固定在額頭上,視患者身體情況通電2到8秒鐘。

  “感覺腦子跟喝了酒一樣被灌了一下,然後什麼都不記得了。”程玲玲喜歡這種感覺,好像人生真的從頭開始了。實際上“無抽”只會造成短暫的失憶,記憶會在幾天之後慢慢恢復。這時患者情緒低落、想自殺的念頭已明顯減輕了。

  醫院每天的集體活動,每個患者都會講述自己遭遇,也聽到了很多別人的故事。

  在一次集體活動中,老師發起話題,讓大家自由討論對“家”的感覺。一直拒絕治療、不與任何人説話的馬蘭突然舉手發言。

  “家是吵架的地方,家裏的人都是冤家”,馬蘭説,在家裏所有人都怪我、不理解我,我都那麼難受了他們也不關心。在家我就一個人,把所有簾子都拉上,誰叫門都不理。

  為了安慰馬蘭,劉月講了自己的故事。第一次治療成功以後,她出去找了工作,遇到一個很愛她的人。他們結婚了。由於病情不穩定,一直服藥的她無法生育。她覺得對不起老公,幾次提出離婚。“每次他都耐心安慰,等咱好了不吃藥了,不是還能生嘛!”

  醫生護士們都知道,以前老公特別疼愛她,夏天太陽那麼毒,每次慰問日他都早來半小時。半個月前,劉月要在第二天出院,母親帶來一個消息。這次,老公提出離婚,她當場犯病,痛哭著要撞墻……

  聽了劉月的故事,程玲玲和身邊幾個病友都哭了,她們一起製作了一個希望日曆,相互鼓勵著熬過最想結束生命的黎明。簡單的一張白紙,上面標明日期、星期、陰曆的日子,下面不知道是誰寫了一句話。

  “生命有挫折,那不是盡頭。只是提醒你,該轉彎了……”

  困境

  比抑鬱症更可怕的,是久治不愈帶來的絕望

  護士王麗莉的每一個大夜班,都特別漫長。

  安定醫院抑鬱中心的病房設施,與普通病房相似。只是在重症觀察室,病床兩邊都安裝了“約束腕帶”。當病人有衝動、外跑、自傷等行為時,需要把他們“約束”在床上,等情緒平穩了再打開。

  另外一點不同,是病房的門都沒有鎖,患者全部開著門入睡。護士每半個小時巡一次房,他們要看到每個病人的臉,檢查睡眠狀態。

  夜間,有的患者躺在床上睜著眼睛沒有睡;有的淩晨一兩點鐘就醒了,只能望著夜等待天亮,或者在走廊裏走來走去。

  多數抑鬱症患者受失眠折磨,護士必須掌握患者睡眠情況,第二天彙報給醫生。

  在沒有敞開心扉之前,抑鬱症患者的心裏是個神秘的世界。護士長李金紅介紹,對重症抑鬱症的護理比其他患者更難。有的患者一心想要自殺,趁護士忙的時候,可能藏藥、吞牙刷、把病服脫下來挂在洗手間的橫樑上尋死,有時候挺可怕的。

  為了防止病人自傷,帶入病房的物品都經過嚴密的檢查。每天早晚,護士站通過廣播呼叫病人吃藥。一名護士給藥,一名護士查看。因為有的病人經常會做出喝水、仰頭的動作,實際上把藥夾在指縫,粘在牙床上。

  劉月第一次自殺,主要原因不是抑鬱,而是久治不愈帶來的絕望。

  “當時因為第一次搞對象分手,我什麼都幹不了,不説話一直哭。家人以為我是‘撞’到什麼,帶我到處去看都沒好。後來我想反正也看不好了,不想再讓爸爸媽媽跟著難受。”

  近幾年,抑鬱症因名人患病和患者自殺新聞而受到關注。來看病的患者和家屬也帶著絕望的情緒,張玲每天反覆回答一個問題:醫生,我還能好麼?

  抑鬱帶來痛苦,但人們更怕深埋在傳統價值觀裏的偏見。患上精神疾病就等同於“瘋子”,是一張永遠也摘不掉的羞恥標簽。

  “抑鬱症這麼一個能治愈的病,卻背著沉重的社會負擔”,王剛深感無奈地説,人們知道15%的患者最終走向自殺的結局,這裡面有多少人接受過有效治療,而另一條重要資訊被忽視了,近80%入院治療的患者可以治愈,20%的患者接受治療後再沒有復發。

  癥結

  來自生活環境的誘因,成為抑鬱症復發解不開的結

  每天,都有治愈的患者出院。對新來的病人來説,她們是自己恢復的希望。但是擺在前者面前的是另一個問題,出去以後怎麼辦?

  程玲玲治療過2次,她母親知道自己對女兒管教太嚴不利康復,但是50多歲的人改變性格談何容易;“鬱友”們也擔心劉月,7次患病都是因為感情問題,只有29歲的她,以後還要面對感情;還有因高考升學壓力導致患病的中學老師,出院後還會回到原來的崗位上……

  這些來自生活環境的抑鬱誘因,像一個解不開的結。想要趕走抑鬱不復發,她們還需要面對一個考驗——把人生觀推倒重來。

  在醫院,醫生能夠幫助患者消除臨床症狀。但是出院後在每天的生活裏,則需要自己強大的內心去消化挫折,調節情緒。這對抑鬱症患者來説更加困難,為了避免復發,除了藥物維持治療,這個過程需要心理醫生的幫助。

  王凡和父親都看過心理醫生,“我覺得他根本沒有聽我説話,一直在強行灌輸自己的價值觀。”

  程玲玲也覺得心理治療“沒什麼用”。

  實際上,因為精神疾病不像治療血糖、血壓,沒有一套直接體現病情的指針和數據。在治療中醫生的經驗就顯得特別重要。

  由於心理醫生的前期培養投入高,導致好的心理醫生數量特別少。醫院的號源少,私人診所收費有的達到每小時1000元。而根據心理治療的特點,患者必須持續、長期的治療才會有效果,在經濟、時間兩個方面都很難實現。有的患者有條件治療,但是沒有遇到談得來的心理醫生,或者一次治療見不到效果,就否定了心理治療的作用。

  “現在已經有了大量有效的藥物和治療手段,只要配合治療,大部分患者會在8到12周的時間裏情緒恢復正常。”王剛介紹,好轉的患者再接受9個月的維持治療,病情穩定後逐漸減藥、停藥,最後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儘管在醫學上認為完全可能,實際治療中卻很少能實現。張玲介紹,有的病人怕産生藥物依賴,情況好轉就私自停藥了,導致病情急速復發;有的病人病情嚴重時想住院治療,住進醫院剛剛好轉就要回家,再次被外界環境刺激加重抑鬱。

  “我們只能儘自己的能力去幫助他們”,張玲每天要處理多個患者的出院請求,讓她遺憾的是,因為對疾病的不了解和對醫院的不信任,很多患者沒有接受完整的治療就出院,然後很快又被家人送回來了。

  十幾年前,臨床醫學畢業的張玲有很多選擇,吸引她留下來成為一名精神科醫生的,也正是這些病人。“有十幾年(病史)的病人當時還在上學,現在已經是成年人和成功者,人生沒有被抑鬱毀掉。和患者一起戰勝了抑鬱,這可能是我們最大的快樂。”(應求訪者要求,文中抑鬱症患者和部分醫護人員係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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