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踞北京急救市場半壁江山的“999急救中心”大樓，浮現出原民營醫院的數個管理者，他們“肩挑”著國有與非國有財産。

　　今年12月，眾多媒體披露稱，一名南航患病乘客被999急救車繞遠路送往“999急救中心”醫院。面對“不顧病人安危也要幫自家醫院賺錢”的指責，北京市紅十字會緊急救援中心(以下簡稱“999”)方面回應稱，“999”和“急診搶救中心”(全稱是北京市紅十字會急診搶救中心——記者注)，兩家“人財物完全是分開的”，絕非幫自家賺錢。

　　但中國青年報記者調查發現，兩個中心名為獨立，實則難分彼此。它們位於同一建築內，共用大招牌“999急救中心”，也共用部分管理人員。

　　急診搶救中心1996年脫胎于一家名為“學院路醫院”的民營機構，1998年該機構內部又開始籌建“999”。此後，學院路醫院原負責人李立兵、邸傑入駐這兩家事業單位，共同擔任領導。發展中，李立兵2005年因虛報註冊資本獲緩刑，邸傑2007年落馬並獲刑12年。

　　記者發現，“999”存在國有財産，在“999”成立一年後才設立成事業單位身份的“急診搶救中心”其實係社會資本舉辦。如果兩個中心的管理邊界不清，不僅會導致“急救車替自家醫院拉活兒”，還可能留下“公器私用”的利益後門。

　　對此，“999”工作人員稱“兩個中心就是一體的”，急診搶救中心工作人員稱問題“有點敏感”，將轉交有關部門，“如果回避採訪，希望你們諒解”。

　　民營前身

　　1991年11月30日，中央某報刊發了一條272字的消息：一家醫院採用直流電化學綜合療法治療人體深部癌症，顯效率達80%。院方的受訪者，是“北京清河南鎮學院路醫院院長邸傑”。該消息的多處語句在見報的4個月前，就已出現在一本林業雜誌上，雜誌中，“北京市海澱區五棵松醫院”才是採用所謂新療法的主角。

　　中國青年報記者從多個渠道了解到，五棵松醫院負責人係邸傑和李立兵，兩人為北京人，都當過學院路醫院院長。目前，工商、衛生部門官網已無法查到這兩家醫院的資訊。

　　中國科協主管的一份刊物在1990年7月提及，李立兵原本“是搞電的”，中學就對電著迷，玩過收音機、電視機，“玩什麼什麼靈”。據稱，先後在4家醫院工作之後，李立兵對醫學産生興趣，記者從北京醫療界資深人士處得到類似説法。

　　科班出身的邸傑，1982年從北京第二醫學院(後更名為“首都醫科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一家廠礦醫院做外科大夫，研究過治癌理論。幾年之後，他調入另一家醫院與李立兵相識，不久便雙雙來到五棵松醫院擔任領導。刊文時他們30來歲，邸傑年齡略長。

　　學院路醫院不僅擁有治癌技術，1994年，某雜誌介紹該院採用改進祖傳秘方的“壓縮丹”治療痔瘺效果良好，此後還有媒體稱其擅長治療創傷。

　　然而，民營醫院恰逢發展初期，學院路醫院一度經營不佳，並未給市民留下太深印象。1996年以前，該院只有20張床位——套用今天的醫院評級標準，床位量剛夠一級，處於最初級。

　　記者輾轉詢問醫院周邊1公里內多名50歲以上住戶、當地多名在職及退休基層幹部，他們均表示此處當年算近郊，偏僻荒涼，從未聽過這家醫院。一名退休基層幹部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一帶在上個世紀仍是村莊模樣，沒有高樓，學院路醫院所在的位置早先只有一兩層，佔地面積約幾百平方米。

　　貸款1.8億升級“急救毛坯”

　　後續的變動都與極為重要的合作夥伴——北京市紅十字會有關。

　　“學院路醫院能被紅會看中，官方給的理由肯定站得住腳。”一名與此次合作有接觸的人士告訴記者。

　　率先於1996年年底在學院路醫院挂出牌子的，是“急診搶救中心”。記者掌握的《發展中的北京紅十字事業(1928-1998)》圖冊顯示，1998年，該中心隸屬於北京市紅十字會辦公室。不過，它現今已不在紅會組織架構內，名列其中的是“999”。

　　“999”也是在學院路醫院內籌備的，于2001年5月試運作。中心負責人曾稱，成立之初向銀行借貸了1.8億元，一名紅會退休領導也撰文回憶，當時每年利息達700萬到800萬元，後改由政府貼息。

　　學院路醫院對合作頗為上心，把日收入及借款用於基建，甚至冒了虛增註冊資本的風險。了解案情的人士告訴記者，中心起初註冊資本小，未達到某銀行貸款條件，故而虛增註冊資本2000萬元。2005年，李立兵一度受羈押。

　　該人士透露，律師認為其獲貸後發展良好，不影響還款，未造成社會危害，不應定虛報註冊資本罪，此案或因受調查的上級領導牽連。記者獲悉，李立兵最終被定罪但獲緩刑。

　　前述人士回憶稱，北京市紅十字會與電信部門溝通後，“999”獲准緩交設計、施工費用。1999年6月，紅會與5家通訊設備公司簽訂了購買合同。紅會領導多個夜晚還親自到郊區調研線路是否暢通。

　　在這名領導看來，單靠“120”滿足不了北京的需求，設立“999”這樣的競爭機構可促進共同發展，紅十字會在國際上就是負責救護救災救助的。他還説，紅會成立“999”要自籌資金，不能向政府要錢，“要有一個老的急救機構的‘毛坯’，以便在‘毛坯’基礎上發展”。

　　“毛坯”就指脫胎于學院路醫院的“急診搶救中心”。北京醫療界一名資深人士向中國青年報記者透露，掛牌之前，學院路醫院曾是“120”的急救站，“連使用的票都是‘120’的”。設站、掛牌都經過紅會協調。

　　兩個中心在北京衛計委登記的執業地址分別為清河東路1號、2號，雖然相隔1號，但其實位於同一建築，樓頂只豎一塊“999急救中心”大招牌。進門右側的墻上挂著兩個中心的小牌匾，大廳設多個診室，右拐卻有通道通往急救調度中心。外人極易以為它們是同一家單位。

　　北京市衛計委資料顯示，“999”的診療科目只登記了急診醫學科，側重院前急救，即出車把病人送到合適的醫院。“急診搶救中心”登記了急診醫學科、內科、外科等19項，有能力院內急救——接應急救車運來的病人。

　　業務佈局遠超“民營前身”能量

　　《北京晚報》頭版頭條宣佈了“999”的誕生。彼時，“999”已有20余個急救站，緊逼經營12年的“120”網路。後來，有的“999”急救站索性就設在“120”急救站旁邊。

　　2002年，衛生學校中專畢業的蘇紅(化名)到剛成立不久的999某急救站當護士。她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排班採取“三班倒”，急救站專門解決了一套集體宿舍，距站裏大約10分鐘路程。

　　在此工作5年以上的蘇紅回憶，不少病人都是因車禍受傷。

　　一名清河退休基層幹部透露，“999”與“122”聯動，有的急救站與交通隊挨得極近，“這邊出警，那邊馬上就一起走”。清河多處提示牌也將“999”與交通事故“捆綁”，例如：“發生交通事故請您撥打報警電話122，急救電話999”。

　　急救業人士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分析，“999”在交通事故救援方面頗有競爭力，近年也在郊區縣新增了急救力量，原因之一或是“那些地方附近的高速公路容易出事”。

　　後來，“119”“110”也成為“999”的聯動搭檔，甚至一些急救車駐進了消防隊。

　　除了兼具門檻和含金量的策略，“999”也展現出了民生意識：接到拋錨車主的電話，“999”能迅速聯繫拖車機構；針對孤寡老人，“999”研發了呼救器，並提供語音和到府服務。

　　口碑鼎盛時，機制靈活的“999”一度被輿論作為批評“120”的“正面教材”，當部分“120”司機被曝“收紅包、繞遠路”時，有政協委員感慨“999”是“一片凈土”。

　　“999”負責人曾稱，2003年，“999”年營業額四五千萬元，紅十字會每年補貼兩三百萬，“基本盈利”。截至2005年，1.8億貸款已還了0.6億。

　　2014年，“999”幾乎與“120”平分市場：《2014年北京市衛生工作統計資料簡編》顯示，該年度全市院前急救就診人(次)為587575，北京市“120”網路佔289611人，佔比49.3%。

　　“999”聲名鵲起，同處“999急救中心”屋檐下的“急診搶救中心”，也爆發出遠超“民營前身”的能量。

　　2010年，本科學歷的劉美(化名)到此工作，她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時自己已拿到執業資格，同事有的安排在住院部，有的分倒各看守所，“給病情輕的犯罪嫌疑人看病、打針、開藥”。

　　2013年，急診搶救中心變更了“基本醫療保險定點醫療機構”的地址，1處原址猛增至25處，其中14處係監獄或看守所，其餘是公安病房、戒毒科等。

　　北京衛計委資料顯示，目前，急診搶救中心的等級已由“二級合格”晉為“三級醫院(未評級)”。

　　醫院係社會資本辦的事業單位

　　業績飆升的背後變化微妙——學院路醫院1996年掛牌為急診搶救中心，6年後它的身份由民營機構變成事業單位，舉辦單位為“北京市紅十字會”。不過，“法定代表人”一欄依然曾寫學院路醫院原院長邸傑的名字，後替換為另一名院領導李立兵。

　　民營的影子沒有消失。北京醫療界一名資深人士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邸傑後來出事了。記者從官方渠道證實了這一點。

　　邸傑是2005年6月起任急診搶救中心法定代表人的。法院渠道消息顯示，當年7月，清華大學附屬玉泉醫院欲與該中心合作建立病區，邸傑利用職務便利，以該中心某合作單位的名義與玉泉醫院簽訂合同，在玉泉醫院內建立合作病區。

　　合作病區實際由邸傑的妻子參與經營，醫護人員、醫療設備也由邸傑指定急診搶救中心向該病區提供。消息稱，2005年8月，邸傑夥同其妻以合作病區週轉資金為名，以合作單位的名義向玉泉醫院借款20萬元，錢隨後轉入邸傑為法定代表人的其他公司。

　　邸傑的落馬源於急診搶救中心的成品油交易。2004年至2005年，一名沒有經營資質的油販偽造了某石化公司公章，向該中心銷售摻雜、摻假的42.6萬餘升柴油、1675升汽油，獲款137萬餘元。

　　2006年，油販落網，他主動交代曾向邸傑行賄兩萬元，且邸傑明知其不具資質。

　　一系列違法行為隨後被牽出，2007年，邸傑因三宗罪一審獲刑12年，其中包括職務侵佔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中國青年報記者發現，根據法院消息的表述，急診搶救中心雖為事業單位，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國有事業單位”，即並非“國家機關或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産舉辦的事業單位”。

　　關於職務侵佔罪，消息稱“急診搶救中心法定代表人邸傑”為“集體所有制事業單位人員”，關於受賄，邸傑的罪名係“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這兩個罪名的犯罪主體都是“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不包括國家工作人員。

　　非國有的色彩早已顯現了。1998年，《光明日報》一篇報道將急診搶救中心稱為“股份制機構”，報道未披露股東及其參股比例。

　　中國青年報記者從編制部門獲悉，2002年5月21日，也就是“999”設立為事業單位並試運作的一年之後，急診搶救中心的身份變成了事業單位。

　　其實，集體所有制事業單位大多是上個世紀的産物。事業單位那時除國有外，還存在集體所有制、個體所有制甚至民辦的事業單位等類別，1996年後開始逐步轉型。從民營轉為事業單位，反而並不多見。

　　但社會資本的烙印似乎沒有消除，就在最近，“999”副主任田振彪還公開解釋，“急診搶救中心是社會資本辦的醫院”。

　　這家醫院開辦資金達8480萬元，確實遠超北京其他紅十字會冠名的事業單位，而“999”的開辦資金僅為10萬元。年度報告顯示，2013年，急診搶救中心凈資産期末數約為2.8億元，2014年增至3.22億元。這兩年，緊急救援中心凈資産期末數分別為0.58億元、0.47億元。

　　部分原民營團隊成員同時管理國有財産

　　執掌急診搶救中心的同時，李立兵和邸傑也進入了“999”管理層。

　　“999”有“公家屬性”，它在北京市紅十字會組織架構內，存在國有財産，主任、法定代表每人平均由北京市紅十字會副會長兼任。

　　中國青年報記者發現，邸傑2005年3月受聘為緊急救援中心副主任。按照法院消息，1個月之後，他開始利用職務便利，夥同急診搶救中心工作人員用999救護車私自轉送病人，共將4.43萬元費用據為己有。

　　邸傑因此事被認定為貪污罪。法院稱“緊急救援中心副主任邸傑為受委託管理、經營國有財産的人員，非法佔有國有財産”。

　　今年12月，當“999”被指“不顧病人安危也要幫自家醫院賺錢”時，“999”副主任田振彪公開解釋，“999”僅指緊急救援中心，與急診搶救中心是兩個機構。

　　但媒體很快發現，一名崔姓醫生曾與急診搶救中心簽約，工作內容卻來自“999”；兩個中心年度報告的填表者是同一人；連“999”官網標誌也將兩個中心並列。

　　中國青年報記者注意到，其實，田振彪本人1998年就進入了急診搶救中心，初為神經外科醫生，現還是副院長。北京醫師執業註冊資訊顯示，他執業地點現為“北京市紅十字會急診搶救中心、北京市紅十字會創傷醫院”。

　　一篇田振彪的人物專訪還披露，2001年委派他到“999”任值班領導的，正是李立兵。

　　那年，李立兵被媒體報道為“999”副主任，去年，他繼續以此身份獲首都勞動獎章。他現在還是急診搶救中心法定代表人。

　　“兩個單位，一套人馬。”前述紅會退休領導曾回憶。記者發現，兩家單位所在的建築只豎著一塊“999急救中心”的招牌，“急救”理解為“急診搶救”或“緊急救援”，似乎都説得通。

　　不僅是管理層，兩個中心日常運轉也界線不清。2015年12月，中國衛生人才網發佈“999”的招聘資訊，聯繫地址為“北京市朝陽區德外清河東路1號人事科”。其實，清河東路1號是急診搶救中心的執業地址，“999”位於清河東路2號。

　　“999”2014年年度報告稱，一些成績是“在(急診搶救中心)李立兵院長的領導帶領下”獲得的。

　　事實上，對於兩個中心的發展脈絡及性質，一些衛生行政官員也不清楚。北京衛生系統某區級部門的負責人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此前只知急診搶救中心挂靠在紅十字會，近期看到報道才發現諸多疑惑。

　　999號碼的法律空間正在縮小。2013年，國家衛計委《院前醫療急救管理辦法》明確全國院前醫療急救呼叫號碼為120，衛生部、資訊産業部2004年也曾發過類似通知。對此，北京市紅十字會時任秘書長2005年曾表示，999是中國紅十字總會通過資訊産業部申請的專用急救號碼，如果取消，最後也要給總會一個交代。

　　就在2005年，為了隔絕“急救車為自家醫院拉活兒”的利益問題，120急救中心撤銷了院內醫療功能，只做院前急救。當時有人提出“999急救中心”也應該效倣。

　　多名業內人士認為，“999急救中心”照此分離的難度不小，因為這既涉及紅十字會管理體系，也意味著原來的民營負責人或退出經營國有財産，或放棄運營20多年的醫院，必然利益受損，“誰願意這樣徹底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