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始肚痛，到最後緊急手術後獲救，張洋經歷了夾雜著疼痛與無助的15個小時。只是，本應是在生死間爭分奪秒的“急救”，卻在多個環節被不斷延遲。結合南航的事件，專家認為，我國醫療急救體系主要存在急救資源不足、優質急救醫務人員短缺、急救監管不力、院前急救制度仍需整改以及法律規範不完善等方面的問題

　　“幸好我還活著，才可以告訴你們，我遭遇了什麼。”11月22日，“劫後余生”的張洋發表了題為《南航CZ6101——生死間，一個記者有話想對你們説》的博文，這是文中最後的一句話。

　　從開始肚痛，到最後緊急手術後獲救，張洋經歷了夾雜著疼痛與無助的15個小時，0.8米的壞死小腸被切除。只是，本應是在生死間爭分奪秒的“急救”，卻在多個環節被不斷延遲。

　　事後，南方航空、首都機場、999急救中心等相關涉事單位的急救行為被廣泛詬病，在輿論監督聲中相繼道歉、表態。

　　然而，符合新聞事件的傳播規律，伴隨著北京市衛計委對此事調查結果的即將出爐，以及張洋身體的日漸康復，“急救門”事件也正在悄悄淡出公眾的視線。

　　單一事件總會平息成為歷史。但是，個案所暴露出的醫療急救體系的脆弱依然存在，“緊急傷病”對醫療急救機制的的拷問也不會停止。

　　“繞路”只因“挂不上號、堵車”

　　據媒體報道，北京是全國唯一存在兩套急救體系的城市，“120”與“999”急救體系。

　　也許，對於大多數人來説，999急救是挺陌生的事，直到此次“急救門”事件的發生。在此事件發酵的中後期，“999急救”成為輿論的關注的焦點。

　　11月26日，張洋發微網志聲明，表示向北京市衛計委投訴999急救中心。

　　事情發生於11月9日，張洋在南航飛機上突發緊急腹痛，經過一番曲折後終於抵達首都機場醫院。然而，機場醫院發現無法處理張洋的病情，告知999急救人員需轉診至朝陽醫院等三甲醫院。

　　張洋提出，“999急救車欺騙患者，以朝陽醫院和協和醫院挂不上號為名，不顧患者病情，把患者強行送往999急救中心，涉嫌利益輸送。”張洋後來了解到，“急診重症不存在不能掛號的問題”。

　　據悉，999急救中心位於北京市海澱區清河鎮，距離張洋所在地首都機場超過25公里，而朝陽醫院距張洋更近，為三甲醫院。

　　此外，張洋還指出，999急救中心涉嫌醫療水準低下。張洋描述稱，在進行救治的過程中，該急救中心先後給張洋做了包括CT片、B超、腹平片、驗血、驗尿、血壓、開塞露、胃管、心臟監護、輸液等在內的一系列檢查，最終卻判斷他吸毒騙打杜冷丁的可能性最大。“對重病瀕臨死亡的本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傷害。”張洋寫道。

　　張洋透露，999急救中心在束手無策無法確診之時，仍不對病人主動安排轉診，直至張洋自行求助朋友才轉至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治療。

　　在北大人民醫院，張洋被確診為腹內疝並急性腸梗阻，通過手術切除0.8米壞死的小腸。

　　張洋認為，999急救的行為嚴重侵害了患者的利益，危急患者的生命，他要求向999急救中心索賠。

　　面對張洋的質疑，999急救中心曾兩次回應。

　　11月30日，999急救首次回應時強調，按照“就近、就急、就能力和遵照患方醫院轉診”的原則，他們急診“程式沒有問題”；進而指責張洋“誤導輿論、影響穩定”。

　　5天后，999態度發生大逆轉，不但登門致歉，還在公開信中承認，他們存在與醫療單位交接不清的失誤。

　　999急救中心，其單位名稱是北京市紅十字會緊急救援中心。據其官網介紹，999急救中心隸屬於北京市紅十字會，是市編辦正式批准的事業單位，開通于2001年。

　　據999官網顯示，999還包括北京市紅十字會急診搶救中心(以下簡稱999急診中心)，成立於1996年10月。

　　999急救體系由其院前急救中心和院內急診中心組成。

　　而120，即北京急救中心，是北京市衛生局直屬的醫療救援機構，1988年正式投入運轉，同時開通“120”急救電話。

　　法治週末記者查詢過往新聞報道發現，張洋遭遇“被繞遠”送入位於清河的999急診中心的經歷，並非孤例。

　　2006年，北京市民任勇(化名)在朝陽區將臺路附近被撞倒受傷，雖然附近區域有超過10家醫院，但是999急救車趕到後，仍將骨折的任勇送往十幾公里外的清河急救中心，999稱繞遠是為了不堵車。

　　中國裁判文書網刊載案例顯示，2009年7月13日晚，北京市順義區發生交通事故，傷者被999救護車送至首都機場醫院，由於不具備救治條件，家屬要求就近送到中日友好醫院或診療條件較好的天壇醫院。但隨車醫生以怕堵車為由(當時是晚上9點20分左右)，將傷者送至距離事故發生地30公里的二級丙等醫院——北京市紅十字會急診搶救中心，並進行了開顱手術，傷者于次日死亡。

　　傷者家屬認為，999捨近求遠、舍好取次，延誤了最佳搶救時間。後經法院兩審判決，“999急診搶救中心”承擔50%的過錯責任，賠償林某家屬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等共17萬多元。

　　12月5日，在由中國政法大學公共決策研究中心主辦，主題為“醫療急救體制反思與變革”的討論會上，張洋通過網路視頻與會議現場進行了連線。

　　張洋説，曾有一位北京某三甲醫院的醫生告訴他，這麼多年，999急救車沒有給該醫院的急診送過一個病人。

　　“剪不斷”的利益驅動

　　當然，999急救車也並非會將所有病人“繞遠”送至999急診中心。家住北京市朝陽區望京地區的王一雯(化名)告訴法治週末記者，2014年的一個夏夜，她的婆婆不慎摔倒以致昏迷。

　　“我撥打999後約半個小時，999急救車來到。我明確表示了要去離家最近的三甲醫院望京醫院後，999的隨行醫護人員仍反覆跟我推薦他們在清河的急救中心，説設備齊全、醫療技術高。被我一再拒絕後，999醫護人員向中心彙報，並再次遊説我。”王一雯説，“我記得，他們反覆遊説估計總共有4次。但由於我一再堅持，最後他們還是把我婆婆拉到了望京醫院。”王一雯對記者説。

　　張洋在其博文裏還寫道，曾有一位燒傷專科醫院專家告訴他，北京有家飯館起火，六七人燒傷，飯館就在這家醫院附近。結果只有兩個被燒傷患者被送往這家公立三甲醫院，因為這兩人身邊有親屬。另外四五人因為身邊沒親屬，被直接送往“十公里開外的某民營醫院”。

　　無論是反覆遊説病人及家屬去999急診中心，還是以“堵車”或“挂不上號”為由，而將病人直接送往999急診中心接受檢查或診療，999急救中心似乎很難排除為自己“拉客”的“嫌疑”。

　　據媒體報道，“999急救中心屬於非財政補助(經費自理)的單位。”999急診中心是社會資本辦的，與999急救中心的人財物完全分離。

　　然而，據法治週末記者查詢資料得知，999是原郵電部電信總局批准中國紅十字會用於救護、救助、救災的專用號碼，並允許在北京紅十字會首先啟用。為介入急救市場，北京市紅十字會運用捐助資金和自籌資金4000多萬元，建成了999緊急救援中心。

　　2001年，999在北京試運營之後，引發了120與999兩家專門從事急救服務的單位的急救競爭，其競爭也隨即引爆了北京各醫院的急救競爭，部分醫院開始投資設備建設、改建急診科室。此時，已有醫院認識到，擴大急診科就等於增加了醫院接納患者的能力，等於擴大了在急救市場的“地盤”，再不爭，“地盤”就會被別人搶去。

　　在當時，這種急救市場的競爭機制也受到一定的認可。

　　據媒體報道，一位急救業內人士表示，當時，999的建立可彌補院前急救資源的不足，相互競爭從而使 老百姓 受益。然而，他認為，引進競爭後，“政府並沒能完全監管其競爭”。

　　引入競爭機制的同時，弊端也正慢慢出現，造成了急救資源的浪費。據悉，很多人在遇到突發疾病時，為了儘快得到救護，會同時撥打兩個電話，這樣反而造成兩個系統在溝通中延誤派車時間。

　　120的改革從2005年4月1日開始。

　　北京市對120實施功能轉型，剝離急診功能，撤銷了原有的院內醫療功能，專事院前急救，建立北京緊急醫療救助中心。120屬於公共事業，由政府財政全力支援。自此，120的後顧之憂免除了，也解決了120與999“打架”的問題。

　　但999的問題卻依然存在。據媒體此前的報道，999急救系統的院前救護與院內救治職能均未分離。999院前救護處於虧損狀態，真正的盈利來自急診中心病人檢查、住院及治療的費用。所以，999的院前救護難免會考慮把病人拉回自家的醫院。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解志勇認為，儘管有人會有經濟發展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但醫療存在的價值其實不是經濟價值，救死扶傷才是醫療存在的最核心、最終極的價值。“基於這樣的考慮，在醫療過程中一些救助或急救的行為，對於安全，對於生命的關懷是需要考量的最重要的因素。”

　　改革仍在繼續。

　　2011年7月15日，北京120、999院前醫療急救聯合指揮調度平台啟動。此後，市民無論撥打120或是999，聯合指揮調度平臺都可以儘快調派區域內離急救現場最近的急救車前往，使患者得到及時、有效的救治。然而，據媒體此前報道，這個平臺運作效果不盡如人意。

　　對此，有急救行業專家表示，應該將999與120兩者統一指揮調度。將兩個急救系統的指揮權歸一，由調度人員統一指揮，調派救護車，聯繫醫院，如何搶救等。“然後建立相關的法律，也可以避免目前急救轉送原則難以量化衡量的問題”。

　　“急救”的法律缺失

　　今年7月，北京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20次會議對《北京市院前醫療急救服務條例(草案)》進行一審，此草案規定，將建設統一的院前醫療急救指揮調度平臺，統一調度120和999兩大急救資源。

　　11月26日，北京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審議了《北京市院前醫療急救服務條例(草案修改二稿)》。

　　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小娟表示，草案修改二稿進一步明確了政府責任，強化政府監管職能。她強調，院前醫療急救保障的是公眾的基本生命健康權，是搶救生命的服務，不是可等、可商量、可選擇的，必須由政府負責和保障，而不能靠市場機制、靠競爭和營利去激活。

　　修改後的草案二稿共8章59條，對院前醫療急救機構的建設及運作標準、調度人員、急救人員、救護車、擔架搬抬等方面的服務規範，進行了細化和補充。

　　草案規定：一是院前醫療急救機構的急救人員應當“及時接聽派車電話，立即出車”，“駛向現場時，及時與患者及其家屬取得聯繫，詢問病情，指導自救”；二是“接到呼叫任務的院前救護車，因無法排除的客觀障礙無法通行時，應當向調度機構報告，採取其他補救措施”；三是鼓勵院前醫療急救機構利用社會力量，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有償的擔架搬抬服務；四是急救服務收費項目和標準應當向社會公佈；

　　此外，草案二稿還對院前急救費用將納入醫保、救護車使用費等做了規定。

　　據了解，目前在北京市，120與999的急救數量已幾乎各佔“半壁江山”。

　　然而，國家衛計委討論通過的《院前醫療急救管理辦法》中明確規定，全國院前醫療急救呼叫號碼為“120”。急救中心(站)設置“120”呼叫受理系統和指揮中心，其他單位和個人不得設置“120”呼叫號碼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院前醫療急救呼叫電話。

　　“999”的運作明顯是在此辦法規定之外。

　　對此，北京中醫藥大學法律系講師鄧勇從法理的角度分析，《院前醫療急救管理辦法》的性質屬於部門規章，這個部門規章具有全國的約束力，北京也應當遵守。而999急救中心的上級主管機關是中國紅十字會，適用的是中國紅十字會法，是一門法律。從法律位階的角度來講，法律高於部門規章，於是就存在一個法理的問題，究竟應當適用“辦法”還是紅十字會法？

　　結合南航的事件，鄧勇分析認為，我國醫療急救體系主要存在急救資源不足、優質急救醫務人員短缺、急救監管不力、院前急救制度仍需整改以及法律規範本身不完善等方面的問題。

　　針對這些醫療急救體系中存在的問題，鄧勇建議：“首先，要加快急救立法進程，對急救職責進行規範，統一急救質控標準，進一步加強管理。規範急救流程以及原則，進一步量化和完善硬性標準，作出相應的細則指導。”

　　“其次，要完善當前醫療急救體制機制，進行制度設計。第一加快設置急診分級和運轉制度，第二建立通訊調度平臺統一制度，第三量化急救流程的質控標準，急救流程嚴格按規範來。第四建立更加嚴格的急救人員準入考核制度，通過提高待遇等鼓勵性措施而不是降低準入門檻來保證急救醫療隊伍的數量和水準優勢，保證駕駛員和擔架員都具有較高的醫療素質。第五設立專門的社會急救經費財政保障制度，第六是完善急救培訓制度。”鄧勇認為。

　　“在法律和制度設計以後，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監管系統支撐，我們要加強院前醫療急救監管，利用現有道路視頻監控和GPS地圖系統，建立一個實時道路資訊共用平臺，並建立院前醫療急救指揮監管平臺，對急救服務進行動態監控。”

　　“最後，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要加大對醫療急救的投入。”鄧勇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