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媒體報道了一則護士救人的感人消息。台州第一人民醫院護士王丹萍近日在晨練路上遇見一名老人暈倒，她不避穢物，給老人做人工呼吸，急救近半小時。路人一遍遍地説“沒用了”，她仍然不肯放棄。儘管最終沒能挽回老人的生命，王丹萍的義舉仍贏得了人們的讚美。

　　這篇報道和網上轉發的圖片，我看了幾遍，確實令人感動。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以及當時的特殊情況下，她對病人進行急救不僅需要醫學知識，更需要勇氣。當時老人很可能已經失去救治機會，換成其他人大概不敢輕舉妄動。否則，萬一老人的家屬怪罪到她頭上，豈不是給自己惹來麻煩？

　　王丹萍所在醫院的院長，後來説了一句話，就很能説明問題。“一開始我還有點擔心，老人的家屬會不會來醫院鬧，畢竟這樣的事見多了。”不容回避，我們當下就處在這麼一個醫患關係的敏感時期。這使得原本可能是平常的一件事，也變得不平常起來。

　　特別是聯繫近期上海發生的暴力傷醫事件，更讓人有這樣的感慨。

　　6月29日上午，上海新華醫院普外科一名患者在辦理出院手續過程中，家屬對患者是否應該出院産生質疑，情緒激動，在護士戴小姐解釋時，家屬突然發難，拿起吧臺上的宣教牌，擊中戴小姐面部。這是三天時間內上海市醫院發生的第四起醫療暴力事件。

　　了解王丹萍救人事跡後，有人感慨“好的醫務人員大有人在”，可類似上海傷醫案的發生，又可能讓人感覺整個人都不好了。這究竟哪出了問題？其實，這不過是我們的願望與現實的差別，讓人産生一種心理落差。

　　一直以來，我們總是習慣於把醫護人員形容為“白衣天使”，並將其職業行為定義為救死扶傷、無私奉獻。這樣説當然沒錯，因為這不僅是對醫護群體的一種讚美，也是對這個職業的一種高標準、嚴要求。但在這種觀念影響下，我們自然而然地又傾向於認為，醫患關係必須是和諧友好的，不容任何人褻瀆。

　　那麼問題來了，對醫護群體的道德化、神聖化，造成一個結果是，患者對醫護人員的要求也變高了。一些患者難免會問：既然作為“白衣天使”，既然你的職責是救死扶傷、無私奉獻，為什麼治不好我的病？為什麼收費又這麼貴？這種心理落差，很容易扭曲變為一種怨念。

　　另一個結果是，醫護人員對待患者的態度，也難免不自覺地帶有些“施捨”的意味。例如，有的醫生會想，我是在救死扶傷，而且那麼辛苦，憑什麼要受患者的氣？這就很容易造成角色錯位，導致有些醫生服務意識薄弱，對患者態度簡單粗暴。

　　再加上一些眾所週知的原因，如看病貴、看病難問題，又如醫生收紅包問題，醫護人員與患者之間的觀念衝突難免激化，醫患關係也就可能陷入僵局。

　　我們讚美王丹萍的義舉，不僅因為她是護士，更重要的是她的救人行為本身；我們譴責暴力傷醫事件，也不僅因為傷害的對像是“白衣天使”，更關鍵的是，無論針對任何人，這種暴力行為本身都是違法的！

　　事實上，在見義勇為的王丹萍與那些暴力傷醫的患者之間，更多是普普通通的醫護工作者，更多是普普通通的尋醫問藥者。他們是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數，有著各自的喜怒哀樂，一樣可能面對各種開心事或煩心事。當他們遭遇在一起時，對醫護人員來講就是把本職工作做好，對於患者而言，就是在醫院能獲得合理救治與滿意服務。

　　這麼説並不是矮化醫護人員的形象，也不是庸俗化患者群體，而是想指出，在訴諸道德感化外，需要有一套日常化的醫患關係處理機制，來協調雙方關係，緩解矛盾、化解糾紛。這樣也才不會在發生矛盾糾紛的時候，各自都只能動用道德大棒，互相妖魔化。

　　醫患之間不是必須要和諧，而是雙方發生矛盾時，必須要有合理解決機制，倘若缺乏相關制度保障，我們越是把醫護人員崇高化，就越可能讓他們陷入道德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