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中國能源價格實行政府成本加成定價，公眾習慣於緩慢上調的能源價格，加上公眾對能源企業生産成本不了解，因此對能源價格改革十分敏感。事實上，受制于公眾的承受能力和支付意願，能源價格改革長期處於緩慢滯後的被動狀態。如何通過能源價格改革有效分攤能源成本，既影響清潔發展程度，也影響清潔發展速度。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提出，推動能源生産和消費革命，強調需要還原能源商品屬性，將能源價格交由市場決定，能源價格改革勢在必行。

　　能源政府定價的問題很多，例如無法正確反映資源的稀缺性、市場的供需狀況，以及能源的外部成本，導致能源信號失真，無法最優配置資源。此外，只要是政府定價，調價就常會被理解為政府漲價而不是市場供需導致漲價，因此漲價是政府不願意做的事，就導致能源價格長期低於供應成本。能源行業供需中的矛盾，以及嚴峻的環境狀況，追根究底都涉及能源價格。此外，霧霾治理措施中的控制能源需求，煤改氣、煤改電將大幅度提高能源成本，為了減輕霧霾治理成本壓力和進行有效的成本分攤，也需要進行能源價格改革，以緩解價格上漲的影響，並且通過價格設計解決公平負擔和消費效率。現在政府採用“能源革命”的提法而不是“能源改革”，既説明問題的困難性，也説明緊迫性。

　　當前能源價格改革時機較好，不容錯過。改革時機應該有兩個特徵：一是能源需求增長較慢，能源供需寬鬆；二是能源價格下行或穩定。能源價改雖有共識，但是順利改革是有條件的，主要是能源價格上漲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和公眾的接受程度。因此，改革比較好的時機應該是在能源供需寬鬆、能源價格低迷而且可以預期今後一段時間能源價格仍將相對穩定。近年來全球能源供需狀況和供應格局産生了巨大變化，十分有利於中國能源價格改革，特別是2014年以來全球能源市場供應寬鬆，能源價格尤其是石油價格大幅度下降。

　　從國際方面看，需求側端，中國是全球最大能源進口國，對全球能源市場有重要影響。前十年中國能源需求增量佔國際增量的比重一般在40%-60%之間，一旦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能源需求增長也將相應放緩，會比較大地影響全球能源需求增長。供給側端，由於美國頁巖油氣快速發展改變了全球能源供應格局，賣方競爭加劇、買方需求不足、供給過剩是目前國際原油價格大幅度走低的根本原因，而且預期價格疲弱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市場對今後兩年的石油價格依然悲觀。國內方面，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將導致能源需求增長放緩，主要能源行業(煤炭和電力)産能過剩。改革是為了提高效率，需求增長很快的時候，滿足需求增長是首要任務，效率是其次的，而一旦需求放緩成為常態，效率改革的重要性便凸顯出來。

　　此外，當前能源價改也面臨比較成熟的改革大環境。能源價格改革不到位或延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長期以來政府側重於經濟增長和滿足普遍能源服務，而忽略了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因此需要維持比較低的能源價格。正因為維持比較低的價格，政府需要考慮價格改革中公眾對能源價格上漲的接受程度，這既涉及支付意願，也涉及支付能力。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每人平均收入較低，因此能源補貼有合理性，但當前我國每人平均收入已經超過7000美元，如果參照發達國家經驗，具備了環境治理的收入條件。而且，在環境和能源約束凸顯的背景下，整體而言公眾支援通過改革治理霧霾，決策層應該利用這一點，及時推出能源價格改革。

　　霧霾等環境污染已讓公眾切身感受到能源消費對環境産生的負外部性，一方面會願意選擇更加清潔的能源消費方式，另一方面也會比較願意為環境治理分擔成本。這樣，能源價格市場化改革比較容易獲取公眾對能源價格上漲的理解和支援。國際經驗也表明，民眾對清潔發展的認可，可以倒逼政府和企業清潔發展，美國上世紀70年代的環保革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能源企業來説，甚至是受價格監管的能源壟斷企業，改革是重大利好，關鍵是價格改革將提供價格的確定性，意味著更為穩定和可以預期的營運環境。改革顯然有利於民營資本參與能源行業，促進能源行業混合所有制發展。長期以來，能源價格被政府作為政策工具使用，導致價格扭曲，以及價格形成機制的不合理、不透明、不確定，增加了民營資本進入能源領域的風險。去政府價格干預，相對確定的收益預期，是民營資本參與能源行業的基本條件。

　　從能源價改的基本內容看，能源價格巿場化改革方向是有共識的，有爭議的是改革的迫切性，即改革的程度和速度，以及對改革時機的認可和對改革後果的把握。能源價格改革的基本原則是改變政府參加能源巿場的方式，從直接定價參與改變為通過財稅和補貼參與。通過能源價格改革和機制設計來實現公平和效率的平衡。基於這個原則，現階段能源價格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合理、透明的能源價格機制，輔之以公平、有效的能源補貼設計和嚴格的成本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