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挖掘兩大源泉 推動經濟增長

　　改革紅利的含義是什麼呢？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潛力還很大，需要挖掘這些生産要素的潛力；二是長期可持續增長終究要靠創新驅動，需要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挖掘前一增長源泉和開啟後一增長源泉，歸根結底要依靠改革。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蔡昉在日前舉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改革開放同行”系列智庫論壇上發表了題為“中國發展奇跡的世界意義”的主題演講。蔡昉表示，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複利效應前所未有，人口紅利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現階段，中國應通過戶籍制度改革等措施，讓農民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居民，獲得改革紅利。

　　中國經濟增長的複利效應

　　愛因斯坦説過一句名言：“複利是人類第八大奇跡”。複利是什麼呢？比如經濟增長，一個經濟總量如果有一個增長速度，就形成了增量。這個增量加在總量中，在這個基礎上再有一個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和維持的時間長短就變得很重要。如果一國經濟有一個足夠高的增長速度，保持足夠長的時間，這時“複利”效應就會顯現出來。比如增長速度是1%，想翻一番需要72年；如果增長速度是7.2%，10年就可以翻一番。

　　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整個人類社會中，無論何時何地，經濟都沒有增長，人的生活水準沒有改善，人的預期壽命也非常短。

　　工業革命之後才有真正的經濟增長。英國是第一個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因此英國人的生活水準最先得到改善。在1880年，英國人的預期壽命是50歲。到1920年，英國經濟的年增長速度達到0.9%。這已經非常了不起。因此，一個英國人在去世的時候，生活水準差不多改善了將近56%，這是前所未有的成績了。

　　在英國之後，美國又成為了一個增長奇跡，1920年到1975年間是美國經濟增長最快的時候。這個時期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大約是55歲。這55年中，美國經濟年均增長2%，一個美國人一生中感受到的生活水準改善，也就是每人平均GDP大約增長了1倍，也是很了不起的。

　　後來到了亞洲，日本是東亞奇跡的一個代表，也是亞洲第一個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從1950年開始，那個時候日本人的預期壽命為60歲，也就是説可以活到2010年。在這期間日本每年的經濟增長平均是4%，因此一個日本人臨終時會發現，其生活水準改善了接近10倍，這也是前所未有的。

　　1981年中國人的預期壽命是68歲，過了30年，到2011年的時候，中國的每人平均GDP年均增長8.8%，已經顯示出複利的效果了。這個時候中國人感受到的生活水準的改善，已經超過了10倍，超過了所有的歷史記錄。

　　如果一個1981年出生的中國人預計活到2049年，正好是第二個百年目標實現的時候，假使每人平均GDP 8.8%的年經濟增長還保持的話，中國人一生中可以感受到生活水準的改善，大約可以是數百倍，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8.8%的每人平均GDP增速不會一直保持下去。但今後保持中高速的增長速度，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迄今為止，我們已經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中國奇跡。這樣一個經濟增長奇跡，放在歷史和國際視野中，都是如此卓爾不凡。

　　中國經濟奇跡

　　並不是無意識的行為結果

　　對於改革開放來説，今年正好是孔子説的“四十不惑”，我們應該看到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含義是什麼。四十不惑的含義指的是把中國經驗、中國故事，提升為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講世界意義也好，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也好，我們應該放在世界視野中，不要自説自話。

　　在國際學術界活躍的經濟學家，絕大多數人都承認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成就。但是怎麼解釋這個成就的取得，每個人的看法還是不一樣。

　　正如凱恩斯説，許多人往往是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思想俘虜。有兩個已故經濟學家的觀點支配著國際上經濟學家如何評價中國的改革和發展。第一個是錢納利，曾任世界銀行的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他認為，一個國家只要糾正體制弊端，就可以實現經濟增長，不管這個國家是否具備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其實不具備發展的必要條件，只是因為改掉了體制弊端，就可以回到了原來的生産可能性邊界上。因此，有很多經濟學家，比如保羅·克魯格曼就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只是一次性的，不會長期持續，也談不上什麼奇跡。

　　這些經濟學家一直這麼説，但解釋不了中國經濟到今天還在快速增長的事實，年均9.6%的增長率保持長達40年，怎麼能説是一次性的效應呢？因此，作為經濟學家，我們需要找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第二位比較有代表性的已故經濟學家是哈耶克。哈耶克説，在很多情況下，人們看到的一個好的結果，實際上是人類無意識行為的一個非預期結果，即人們沒有想到會達到這個結果，只是盲目地去幹，最後形成了一個看似好的結果。

　　有相當多的經濟學家引用這句話，説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經典案例，註釋了哈耶克的無意識結果的假説。這個論斷的第一個錯誤是忽略了改革的出發點，即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第二，這個論斷也忽略了改革中企業家、農民、工人、各級幹部的心血和汗水，把他們的改革努力都一筆勾銷為無意識的行為，這是説不通的。

　　人口紅利

　　對推動經濟增長起到重要作用

　　過去40年中國GDP總量增長了29倍，每人平均GDP增長了20倍，城鄉居民消費水準提高了16倍，同時這個16倍是由勞動生産率增長16.7倍來支撐的。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時間長，而且非常快。過去我們強調人口多和勞動力豐富是國情，後來發現這個國情也可以成為促進增長的人口紅利。

　　在改革開放的40年裏，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比如1980年到2010年這30年，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迅速增長，每年增長1.8%，而依賴型人口每年以0.2%的速度下降，這種剪刀差就造成一個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的人口結構。勞動力供給非常豐富，而且很便宜，每年又有大量新增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新增勞動力的平均人力資本水準比存量勞動力高，因此人力資本得到改善。

　　從資本角度來看，勞動年齡人口多，人口撫養比低，這樣的人口結構有利於儲蓄，因此我們改革開放時期具有比較高的居民儲蓄率。由於勞動力無限供給，也會延緩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發生。因此在這個時期儲蓄率高，資本積累率高，回報率也高，很自然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貢獻因素。

　　再看生産率，或經濟學家所謂的全要素生産率。改革開放時期全要素生産率提高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來源於資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勞動力從生産率低的産業轉向生産率更高的産業，這種資源重新配置構成了全要素生産率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有這些因素都和特定的人口結構相關，所以我們把它叫作人口紅利，這是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有了這些因素，把它放在總體生産函數中，就得出了比較高的潛在增長率。我們估算，在2010年之前30年的時間裏，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是10%，中國也的確實現了大約10%的實際增長速度。

　　當然了，人口紅利印度有，非洲一些國家也有，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人口結構變化也逐漸轉向有利於經濟增長，但是只有在改革開放時期才實現了高速增長。因此要實現經濟增長還需要充分條件，這就是改革開放。

　　改革就意味著消除生産要素流動的體制障礙。以勞動力流動為例看改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一步，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對農業生産增長的貢獻為46%。同時生産率提高以後，農戶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可以從生産率低的部門退出來。這是資源重新配置的第一個步驟。勞動力從農業退出以後還要有相應的改革，他們才能流動起來，從農業流向非農産業，從農村流向小城鎮，再流向各級城市，從中西部流向沿海地區。

　　第二個步驟就是勞動力在産業間、城鄉之間的流動，也涉及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允許農民長途販運農産品、自帶口糧到鄰近城鎮就業、票證制度的改革，以及用工制度的改革等。

　　第三個步驟，流動以後要真正進入生産率更高的部門，先是進到非農産業，進到鄉鎮企業，進到非公有制經濟中，進而進到沿海地區，直至進入國有企業就業，這個過程也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因此，這個改革過程便創造了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以及如何把人口紅利轉化成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這個過程是我們改革成功的體現，同時也必然是一個增長和分享的過程，因為其核心是重新配置勞動力，使就業更加充分。

　　到2010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達到了峰值，之後是負增長，人口撫養比也達到了谷底，之後是迅速提高，這些因素相應都改變了過去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變數。比如，勞動力開始短缺了，工資提高了，製造業的比較優勢在加快喪失。新增勞動力越來越少，人力資本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了。勞動力開始短缺，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出現了。農民工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速度也大大放慢，資源重新配置的空間也縮小了。因此，利用這些新的變數進行測算，發現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已經下了一個臺階。

　　特別是2012年之後，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在下降，實際增長率也在下降。某種程度上説，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高速增長的時期，因為中國不再享有人口紅利，保持中國的經濟增長必須從依賴人口紅利轉向依靠改革紅利。

　　必須通過改革釋放

　　和開啟潛在增長能力

　　改革紅利的含義是什麼呢？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潛力還很大，需要挖掘這些生産要素的潛力；二是長期可持續增長終究要靠創新驅動，需要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挖掘前一增長源泉和開啟後一增長源泉，歸根結底要依靠改革。

　　中國勞動力總量巨大，農村還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官方的統計數據顯示，還有27%的勞動力在農村務農，而高收入國家平均只有4%的勞動力在務農，一些和中國發展階段類似的中高收入國家也只有12%的勞動力從事農業活動。因此，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潛力還很大。這些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將為經濟發展提供大量的勞動力供給。此外，中國勞動力的受教育水準和高收入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中國仍可通過大力發展教育、提高教育品質，改善人力資本的積累。

　　要實現這種轉移，必須靠改革。比如，通過推進戶籍制度等領域的改革，促進勞動力進一步轉移、在産業間地區間流動並進入城市，讓農民工在城鎮落戶，可以提高非農産業勞動參與率和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通過投融資體制改革，以及為中小企業和非公有經濟創造更好政策環境，推進公平市場競爭，則可以提高資本回報率。

　　在農業與非農産業之間資源重新配置效應逐漸弱化的情況下，非農産業內各行業之間以及一個行業內部企業之間的生産要素重新配置，是全要素生産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只要同一行業企業間存在著生産率差異，則意味著生産要素尚未達到最優配置。通過金融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營造公平競爭和創造性破壞的環境，可以贏得長期可持續增長源泉。

　　通過這些改革，可以得到實實在在、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即改革可以直接改善生産要素的供給和提高生産率，進而提高潛在增長能力以及實際增長速度。或者説，從長期看改革可以使潛在增長率的下降速度更緩慢一些，維持中高速增長的時間更長一些。這樣才能支撐我們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以及在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