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追求“收入倍增”，更要努力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後者更能體現收入分配改革的實效。

　　在初次分配領域，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強調對價值創造的激勵，推助更多人邁上“中産”臺階；在再分配領域，要通過公共支出、稅收、社會保障等綜合手段，扶助更多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各領域的改革要注意針對不同收入人群施策，讓大家共用改革成果。

　　“擴中”正逢其時，爭取“彎道超車”

　　—中等收入群體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也是釋放消費紅利的主力軍

　　“月收入9000多元，一半用來還房貸。物價高、開銷大，基本攢不下錢。我算中産嗎？”在北京某銀行工作的小劉問。

　　“大款越來越多。可咱老百姓過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小城市生活成本低，兩人一個月退休金4000多元也夠花了。我們算‘窮人’還是‘富人’？”黑龍江退休工人孫奶奶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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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八大提出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倍增的目標，這個目標應扭住不放，確保如期實現，否則就會失信於民。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調節過高收入，清理規範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即人們通常所説的“調高、擴中、提低”。

　　有些人認為自己屬於中等收入者，也有些人常抱怨自己“被中産”。那麼，“中等收入”的標準是什麼？目前我國究竟有多少“中等收入者”？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認為，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等於、稍低於或略高於平均水準的收入，均可視為中等收入水準。對我國來説，近年來可考慮將中等收入標準界定在年收入6萬—12萬元左右。此外，家庭有一定數量的儲蓄和其他貨幣性資産，家庭每人平均居住面積稍高於全國平均水準，家庭恩格爾系數為30%至34%左右。發達地區的標準可稍高於此標準，發展相對滯後地區可以稍低於此標準。按照上述標準，全國中等收入者約佔25%左右。

　　“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既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量化目標，也是路徑選擇。”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提出，中等收入群體不僅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也是釋放消費紅利的主力軍。“經測算，未來10年間，如果城鎮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提高到40%—45%左右，在不考慮人口規模變動的情況下，每年將帶來0.75萬億元左右的新增消費，由此推動中國成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之一。可以説，‘擴中’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牛鼻子’，也關係到經濟社會轉型與改革的全局，對於協調重大利益關係、建立橄欖型社會結構、提振社會對改革的信心，意義重大。”遲福林説。

　　“擴中”不僅必要，而且正逢其時。遲福林認為，從當前經濟結構調整和社會治理呈現出的新態勢看，“擴中”有以下幾個有利條件：一是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明顯提升，2014年為48.2%，增速明顯快於一、二産業，2015年預計達到50%左右，這是白領工作機會最多的領域。以美國為例，隨著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的經濟轉型，白領階層的規模從20世紀40年代的1000萬左右上升到20世紀70年代的5000萬，30年間擴大了5倍。二是網際網路迅猛發展，帶來更多創新、創富機會。三是資本市場改革提速，居民獲得財産性收入的渠道更多了。“把握機會，爭取實現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的彎道超車—用最短的時間，建成橄欖型社會。”

　　遲福林認為，與每人平均收入水準倍增這一目標相比，我們更應強調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應爭取到2020年將中等收入人群佔比提升至40%，達到6億人左右。這更能體現‘不讓平均數掩蓋大多數’原則，呈現改革的實效。”

　　機會公平激勵創富，制度公平做好“兜底”

　　—初次分配，財富蛋糕要讓利於民；再分配要做好“抽肥補瘦”

　　來自普通工薪家庭、今年研究生畢業的小韓幾天前拿到了某知名金融機構的入職函。“前後面試了4次，有人説關係不硬根本沒戲，還以為自己是‘陪練’呢。我相信今後只要有能力肯吃苦，在這家公司會有發展。”她的興奮溢於言表。

　　工商註冊更容易了，營業稅也減了，山東安丘的送水工王明艷，把牛蒡茶小店從街邊開到了網際網路上，一年銷售額200多萬元，當上了小老闆，還吸納了七八個人就業。

　　“收入分配改革，在初次分配領域，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堅持機會公平，強調對價值創造的激勵，推助更多人邁上‘中産’臺階；在再分配領域，要對中低收入者‘多予少取’，通過公共支出、稅收、社會保障等綜合手段，扶助更多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遲福林認為，十八大以來，在調整利益格局、破除利益藩籬方面，新一屆政府顯現出了非凡的勇氣與責任擔當。

　　比如：在多個行業打破壟斷，降低民企進入門檻，從根本上消除市場機會不公平導致的貧富差距；大力反腐，斬斷以官企勾結，扭曲礦山、土地等要素市場價格而攫取高額利潤的灰色利益鏈；簡政放權，激發全民創業活力；減稅讓利，給小微企業發展鬆綁鼓勁兒；提高國企紅利上繳比例，讓“全民所有”更多地“全民共用”；開展農村土地確權登記，落實農民土地的股份權和收益權，等等，都是對硬骨頭下狠勁兒。“這幾年，最低工資標準、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金標準以及基本醫保報銷水準等，都實現了數個‘連增’。儘管增幅有限、保障水準整體上還較低，但在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堅持增加對民生領域的轉移性支出，實屬不易。”遲福林説。

　　“未來繼續提高‘擴中’速度，還要繼續以‘機會公平’為準繩深化市場經濟改革，以‘制度公平’為重點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遲福林説，在形成萬眾創新、創富生動局面的同時，政府應對中低收入者多予少取，不斷提高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務的水準，“兜底”到位，讓千軍萬馬在奔“中産”的過程中沒有後顧之憂。

　　他指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趨勢，未來幾年“擴中”最有潛力的改革領域包括：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務為重點，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儘快完善土地流轉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推進資本市場的體制機制改革，尤其是完善上市公司現金分紅制度，使城鄉居民能夠獲得更多的財産性收入；加大教育投資，提高勞動者就業能力，建立有利於就業和創業的體制機制等。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朱青教授提出，作為政府重要的收入調節手段，稅收尤其是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還有待進一步發揮。

　　“初次分配，財富蛋糕要讓利於民，使城鄉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佔的比重明顯提高。二次分配，要做好‘抽肥補瘦’。其中個稅改革尤其要考慮到中低收入階層的經濟壓力，比如個稅費用扣除標準不再搞‘一刀切’，要有個性化的費用扣除，例如應適時增加贍養老人支出、本人及子女教育支出、失業的家庭成員生活費用支出以及購買商業性養老、醫療保險費用的支出等扣除項目。從中長期看，個稅應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模式，應將工薪所得、勞務報酬、稿酬等經常性、連續性勞動所得以及一些資本性所得如利息收入等，合併起來按一個累進稅率表一併計算應納稅額，解決分類所得稅模式下收入相同但納稅不同以及勞動所得稅負重而資本所得稅負輕的弊端。”朱青説。

　　提高改革協同性，增加預算透明度

　　—防止“一刀切”“各唱各調”誤傷中産，確保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深化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讓百姓過上好日子。”遲福林認為，收入分配改革實際上已成為經濟改革、社會改革的交叉點，其頂層制度設計要更加具體，能將相關領域改革統籌起來，防止改革部門化、碎片化，各唱各調，對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形成掣肘。

　　比如，公共資源的價格改革，要防止對普通居民生活造成過大的衝擊。公立醫院改革過程中，不能人為壓低醫生憑學識經驗獲得的合理收入。在稅制改革中，應給服務業更多“關照”，使在該領域就業的白領儘快成為中等收入者。在養老、教育等公共産品、公共服務的改革中，要關注中低收入階層是否是最大受益者……

　　遲福林認為，理順收入分配機制涉及多方面的改革：公共資源出讓機制透明化，嚴密監管自然壟斷行業，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甚至制度化反腐都是其中重要內容。正因如此，收入分配是改革進程中繞不過去的命題，它的重要性和複雜性也不僅限于個人荷包。“增強收入分配改革過程中相關政策的協調性，也是提高各項改革效率、增強經濟社會發展協調性的題中之義。”

　　在朱青看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建立公開、透明的收入分配基礎制度至為重要。

　　“現在提起‘稅’字老百姓都很敏感甚至抵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對稅款的用途不夠公開、透明度較低有意見。”他提出，讓稅款真正能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還有兩方面工作需要加強：

　　一是完善稅收立法。誰交稅、交多少稅、什麼時候交稅，都要通過人大的立法予以明確。

　　二是增加預算公開透明度。國家賬本’還應該更詳細，包括拓展預算公開的範圍和程度。”朱青説，以往的預算報告都是功能性預算，沒有明確資金的使用用途。比如把教育經費分為普通教育、職業教育等等，至於用在哪兒，是用在教師工資、學生助學金，還是教育部門的公車、宴請上，並未列明。朱青提出，下一步，不僅按功能編制的預算，而且按經濟性質編制的預算都要接受各級人大的審批和監督。

　　美國怎麼收個稅？

　　個人所得稅通行世界已有200多年，儘管各國個稅制度不同，但都日益趨向人性化，充分考慮到了納稅人的家庭負擔。

　　美國個稅以家庭為單位計徵，個人收入指家庭一年內的所有收入，包括工資、營業利潤、股票收益、基金利息、小費、佣金等，也包括投資房地産一年內的收入。在年度報稅時，會有各種免稅項，這相當於對家庭的福利補貼，如贍養費、兒童撫養費、學費、慈善捐款、自由職業者業務開銷減免等，報稅時要把這部分免稅額在總收入裏扣除，剩餘部分才是應稅收入。

　　在美國，“富人”群體是個稅的主要貢獻者。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群繳納了全美個人所得稅的40%；前10%的高收入階層，貢獻了71%；收入低於平均水準50%的人群，只繳納了全美個人所得稅總額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