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陶寺：在考古探索中溯源

文/《中國報道》記者 陳珂

4100多年前的清晨，當太陽越過塔兒山後，陽光會灑在一座被城墻環繞的大城之上，這就是當時黃河流域用夯土做成的最大的城市——陶寺遺址所在的古城。

上世紀50年代末陶寺遺址被首次發現後，經過40多年薪火相傳的考古發掘，考古人員在這座古城裏相繼發現了城墻和宮墻、大型墓地、觀象臺、圭表、文字、禮器……這些遺跡或文物與歷史典籍相互印證，將陶寺指向上古傳説中的堯舜禹時代，考古學家判定其極有可能為堯都所在。與此同時，考古發掘成果也構成了證據鏈，證明陶寺已初現王權禮制和早期國家之雛形。

40多年的考古發掘，僅僅揭露了陶寺都城的一斑。隨著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的持續進行，陶寺遺址將釋放更多與後世王朝息息相關的文明資訊，厘清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的脈絡，闡明中華文明何以綿延至今。《中國報道》記者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陶寺考古隊兩任領隊，講述陶寺遺址40餘年的考古曆程。

以尋找“夏墟”為緣起

陶寺遺址的發現始於夏文化探索和尋找“夏墟”。

河南安陽殷墟實證了商王朝的存在之後，1959年，著名考古學家徐旭升循著文獻記載，再以傳説地理為線索，將目光投向了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地區，並很快在河南偃師發現了二里頭遺址，其被考古界和先秦史學界的主流觀念視為夏王朝中晚期都城。

豫西“夏墟”的調查工作取得空前成果後，晉南成為下一個目標。而在此前的1958年，時值全國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開展，位於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的陶寺遺址已經被考古工作者發現。

最先，他們在這裡找到了大量灰色陶片，推測來自4000多年前的史前時期——龍山時代。1959年11月到1963年，當時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聯合調查晉南地區，陶寺地區成為調查重點。調查中考古隊員發現，類似的灰陶片不只存在於陶寺村，經多次調查和復查，他們在將陶寺附近星羅棋佈的勘測點連起來後發現，這個史前遺址的面積超過了300萬平方米。

“陶寺遺址的重要性驟然上升，時任發掘領隊張彥煌果斷向上級請示對這裡進行發掘。1978年至1985年，陶寺遺址迎來了第一次連續發掘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考古隊現任領隊高江濤向《中國報道》記者回憶，發掘伊始，考古隊員就在遺址的東南位置發現了陶寺早期大型墓地，而且呈現出大中小等級化差異，這裡也成為陶寺遺址第一次發掘工作的重點，“這非常幸運”。

在此過程中，6座史前大型墓的發掘開啟了陶寺遺址考古的首個高潮。墓主人的隨葬品中均出現了土鼓、鼉鼓和石磬這樣的樂器組合，它們是歷史典籍中傳説中上古時期最高等級場合使用的樂器。如《禮記》：“土鼓、蕢桴、葦龠，伊耆氏之樂也。”《詩經》：“鼉鼓蓬蓬。”《尚書·舜典》：“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考古學家推測，這種固定的樂器組合帶有禮制的意味，顯示出一個重要資訊：在青銅器遠沒有普及的史前時代，禮樂制度或許已經在陶寺萌芽。

1980年，編號為M3016的大墓出土了一件圓形陶盤，陶盤中心彩繪著一條蟠龍，這讓考古隊員興奮不已。隨後經梳理，這樣的陶制龍盤在陶寺大墓中一共清理出了4件。考古學家認為，龍盤應該屬於當時的王者，是高級身份地位的象徵。

高江濤向記者分析，陶盤可用於盛水，龍盤踞在水盤之上，便有主管風調雨順、帶來豐收之意，這恰恰體現出後世所稱頌的龍的品德和功用。與此同時，陶盤上的龍形象集多種動物之長，被認為完成了中華龍圖騰在造型上的初步統一。

不僅僅是樂器組合、彩繪龍盤，1984年，在與大型墓葬區同期發掘的居住址整理出土陶片時，考古工作者拼對出了一個扁壺器物，上有兩處文字樣硃砂標記。在對“文字”的解讀上，學界大多認同第一個為“文”字，對第二個標記則有“昜”“堯”等不同的解釋，但連起來無論是“文昜”還是“文堯”，都將線索明確指向了堯舜時代。

高江濤指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這次考古發掘，屬初次向人們展現陶寺遺址，最大的研究成果就是提出“陶寺文化”的稱謂，初步認識了陶寺文化的內涵、特徵、年代，並建立起陶寺文化早、中、晚文化發展序列，這些是後續研究的基礎。

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在推進。圖為2023年12月8日，一段覆蓋了乾草的城墻遺址，這裡將種植綠植，進行遺址展示。攝影 《中國報道》記者 陳珂

黃河流域最大的史前城址

《漢書·帝王本紀》記載：“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説的是堯、舜、禹在山西汾河下游創業建都的歷史。其中的“平陽”，很可能是今天陶寺遺址的所在之地。

等級分明的墓葬分佈、隨葬品如樂器組合和陶制龍盤，以及朱書扁壺，都表明陶寺遺址並非一個普通的聚落。站在這片看似荒涼的黃土臺垣之上，考古工作者想要找到陶寺遺址可能會是“堯都平陽”的證據。

“陶寺原來給人的感覺只是一個高等級的遺址，因為發掘出了等級分化的墓葬和一些重要文物，但是沒有發現城址。”高江濤説。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陶寺考古進入新時期。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梁星彭接任山西隊隊長，他牢記蘇秉琦先生關於陶寺有城的預言，首先開始尋找古城墻，認為找到了城墻就能確定城的存在。

而對於當時的人力物力來説，想要證明陶寺曾經是一座“城”，並在溝壑縱橫的黃土地上找到遺存痕跡，十分艱難。那時，幾名考古隊員憑著自身判斷在偌大的遺址範圍內找尋蛛絲馬跡。他們循著偶然發現的夯土碎塊一路追尋鑽探，最終看到，那些發現的夯土痕跡能夠圍成一個框形。連續發掘和分析之後，這一區域被確定為陶寺中期城址，城墻合圍起來的面積超過了280萬平方米。

“陶寺大城的發現在考古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是第一次在中原地區發現夏王朝之前的超大型城址，我們把它作為王權形成的一個重要標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原理事長王巍如此評價。

“這麼大的一個遺址，而且有城存在，很有可能是個都城。既然是都城，就應該有宮殿區。”陶寺大城發現後不久的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接任發掘領隊，尋找大城內的宮殿區成為突破重點。

彼時，正值“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陶寺遺址的聚落考古研究被納入其中。“考古人員更多從聚落考古、多學科結合、科技手段廣泛使用的角度開始探索這座城的內部結構，並很快發現了宮殿區、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等功能區劃。”其間，博士畢業後的高江濤來到陶寺遺址，逐漸成為發掘隊伍的中堅力量。他説，這些發掘成果使得陶寺遺址作為都城的構成要素和特徵逐漸顯現出來。

“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何努告訴《中國報道》記者，“衛君”和“守民”是都邑建設的基本目的，即掌權者先以環壕或者墻築造出一個“城”保衛自身和特權階級，待日後能力強盛後再擴大規模築造週邊郭城，把城裏的居民保護起來。

照著這個思路反推，考古工作者猜測，宮殿之外可能還有一圈外郭城圍繞。“從2013年開始，考古隊員又在大城內部、宮殿區的週邊勘探出一個城址，後來逐漸被確認為宮城城墻，這樣陶寺就具有了‘宮城—外郭城’的雙城制特徵。”高江濤表示，這種都城制度形成了後世中國歷代都城模式的主流。

古城規模宏大、功能分區明顯，再與上個世紀發現的王級大墓和墓中高規格的隨葬品相對應，專家表示，目前考古界基本上有一個共識，即陶寺遺址在4000多年之前曾是一處王權中心，陶寺社會是一個較為發達的王權社會。

山西臨汾建有堯廟、堯陵、堯居，太陽在當地方言中被喚作“堯王”或“堯窩”……再結合考古發掘成果，許多學者認為，陶寺就是典籍裏記載的“堯都平陽”。

“堯舜禹可能是傳説，但堯舜禹所處的那個時代一定不是傳説。無論考古、文獻、傳説還是民俗，都把陶寺指向為那個時代的都城。至於給都城貼上什麼樣的具體標簽，是堯都還是堯舜禹的都城，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高江濤説。

2023年12月7日，馬上將進入冬季停工期，陶寺考古隊正在一處宮殿遺址上進行考古發掘。 攝影 《中國報道》記者 徐豪

實證陶寺文化的“地中”觀念

1993年，考古大家蘇秉琦先生提出，大致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進的歷史舞臺轉移到了晉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區文化以及東方、東南方古文化的交匯之下，晉南興起了陶寺文化……它相當於古史上的堯舜時代，出現了最初的“中國”概念。

高江濤指出，“最初中國”強調的是“中國”最初形成的一種狀態，而不僅是一個時間和年代最早的問題。最初的中國必須包括兩方面內涵，一是政治形態上必須進入“國家”時期，既不是“酋邦”，更不應是“部落”或“氏族”階段。二是這個國家還應是處於當時人們認識上的“地中”或“土中”。

數十年的考古發掘成果不斷證明，4000多年前，陶寺先民執著探索大地中心，運用不同的方法觀測天象、授予農時，並將高度發達的天文知識與政治緊密結合。陶寺所處的地中之國就是“最初中國”。

2002年，觀象臺的夯土柱基遺跡被首次發現時，清理工作一直持續到次年11月底，最終呈現在考古隊員面前的是13塊各自獨立的夯土塊。它們底部相連，地面以上部分呈半圓形排列，這組“墻不像墻，路不像路”的奇特組合令考古隊員深感困惑。

《尚書·堯典》中記載了堯帝“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這就是説在堯時期，已有了相對成熟的天文曆法用來指導農耕。對照這個建築基址，考古工作者推測其可能是一處觀象臺遺址，古人根據地球和太陽的位置互動來確定農時節氣。經過反覆摸索實驗以及天文學家的助陣，復原後的觀象臺已確認能夠觀測到20個節氣。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80年代第一次發掘陶寺遺址時，考古隊員曾在一座早期中型貴族墓中出土過一根紅彩木桿，2002年又在中期王級大墓中發現了一根底漆為黑色的長木質器物，上面間隔著繪有彩段。陶寺觀象臺遺跡被確定後，這兩根木桿的用途重新引起了考古隊員的重視。此後的多學科合作成果表明，它們分別為圭尺和立表，用來測定日影長度，從而定方向、測時間、分節氣，制定出曆法。

何努指出，圭尺刻度總長近40釐米，折合陶寺古尺為1.6尺，是龍山時代晉南地區“地中”的影長標準刻度，表明陶寺文化已經存在“地中”的觀念。“地中”就是宇宙與天下的中心，是人間與昊天上帝溝通的唯一通道。“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只有“王者居中”，其統治權力才具有“君權天授”的正統性與合法性。陶寺都城遺址和陶寺文化的邦國社會結構，與“地中”概念完美結合，構建了“地中之都，中土之國”的“最初中國”概念。

高江濤認為，文明起源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探索的核心問題就是“早期國家”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就延綿不斷的中國古代文明而言，對早期中國的誕生或言最初中國形成問題的研究是“早期國家”探索的重要內容。

高江濤同時表示，作為一種觀念，“地中”應存在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眾多證據表明，4000多年前人們意識中的“地中”是在陶寺所在晉南一帶，至遲在西周時期，人們意識中的“地中”或言“天下之中”被逐漸由晉南轉移至洛陽盆地。

(來源：《中國報道》2024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