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文物局局長田凱：河洛考古與“何以中國”

上海博物館“何以中國”考古文明系列展覽的開篇之作——“宅茲中國——河南夏商週三代文明展”7月29日在上海博物館開幕。展覽以其眾多重量級文物及其承載的深厚歷史文化內涵，在上海引發觀展熱潮。展覽開幕當天，澎湃新聞專訪了河南省文物局局長田凱，邀請他解讀此次大展。

田凱以河洛地區的考古項目與“中國”之間的密切關聯，講述了“何以中國”的概念，並解讀了“中國之源”“中國之中”與“中國之本”的概念。

河南省文物局局長田凱

田凱認為，“何以中國”是一個大概念，也是一個很大的命題。“宅茲中國”作為首展回答了“何以中國”最關鍵性的三個問題。第一個解答的是“中國之源”，就是中國從哪來的問題。第二個解答的是“中國之中”，即中國在哪的問題；第三個解答的是“中國之本”，即中國的本源、中國的文化概念是什麼？

“中國”是從哪來的？田凱對澎湃新聞表示，“作為河南、作為中原，夏王朝第一個國都在河南建立，在此之前經過仰韶文化發展階段，龍山文化發展階段，我們文明社會發展的最終成果，締造了我們最早的國家。最早中國的雛形就在中原地區開始形成，最早的國家在河南出現，這就是我們中國之源最早的國。”

那麼中國在哪？中國在中國之中。周公按照武王的旨意測定“天下之中”，擇中建都，這個處於中間的區域就叫“中國”，就在河洛地區，對應了展覽名稱“宅茲中國”的含義。

“中國的文化概念是什麼？則從展覽上得到了充分體現，相信觀眾看完展覽，心中會有對這三個關鍵性問題的答案。”田凱説。

對話｜河南省文物局局長田凱

澎湃新聞：展覽名稱“宅茲中國”四個字出自西周青銅器何尊的銘文，也是最早“中國”一詞的出處。您也提到此次展覽解答的“何以中國”三個關鍵性問題，其中之一就是“中國之中”，從您的視角，聯繫展覽主題和名稱，如何解讀河南與“中國”之間的密切關聯。

田凱：這次展覽的名稱“宅茲中國”，“宅茲中國”這個名稱的出處是陜西寶雞出土的青銅器何尊上面的銘文，記載了武王伐商以後，在成王時期，周公平定“三監之亂”，武庚叛亂，為了震懾東方，達到它統禦全境的目的，按照周武王的旨意，周公用圭表來測定“天下之中”，從而要在天下之中建立一個都城，也就是後來我們所説的洛邑，在洛陽建立都城。那麼測定天下之中的位置在哪呢？就在河南登封的嵩山告成鎮，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陽城，戰國的陽城旁邊隔了一條河就是登封的王城崗遺址。

何尊

何尊銘文拓片

王城崗遺址我們現在一直在進行著發掘，發現了40多萬平米的古城遺址。根據文獻記載和遺址的地望，現在專家們認為王城崗遺址應該就是禹都陽城的都城遺址。

所以周公測定“天下之中”以後，就選擇在河洛地區興建洛邑，興建完以後就作為東方的一座都城實施周朝的統治，並且文獻記載叫“居九鼎焉”，就是指把九鼎遷到這裡了，按照當時的説法，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定個國都，因為這裡是“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裏均，便於實施統治，這是文獻記載的我們的“天下之中”。

那麼為什麼要在這裡定“天下之中”？我剛才講了，首先夏的都城在這個區域，包括我們所説的洛陽偃師的二里頭遺址，這是夏后期的都城，夏前期的都城，包括我剛才説的登封王城崗遺址，還有禹州的瓦店遺址，以及新密的新砦遺址，構成了一系列和夏有關的都城遺址。

那麼結合文獻記載、結合這些遺址的地望和它出土的文物進行研究，王城崗遺址很可能就是夏禹所都的陽城，即禹都陽城遺址；瓦店遺址很可能就是啟所居的陽翟；新密新砦遺址很可能和后羿代夏這個故事有關係，因為在遺址裏邊發現了很多東夷文化的器物，也間接能夠證明這樣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

那麼二里頭遺址是夏代後期的一個都城遺址，所以夏王朝就在這個區域建都，它是個核心。

商王朝滅夏以後在鄭州商城建立都城，又在離二里頭不遠的偃師商城屍鄉溝這個地方建了一座都城，商代後期又遷到了安陽殷墟，加上西周在這個地方定“天下之中”，在河洛建立都城洛邑，到了東周又正式把國都遷到這裡。

《史記》的封禪書中有記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也”。所以這個區域從國家産生以後一直都是都城所在地，所以“宅茲中國”就是要在這裡建立國都，它有地域上的優勢，它是天下之中地域上的優勢。同時這個區域它的土壤、氣候、地理環境適合農業種植，能夠養育大量的人口，又便於向四方進行統禦。河洛地區的河洛盆地，四面又有險可守，進可攻，退可守，是一個很好的建都的地方。

所以不僅是夏商週三代，在以後的王朝發展當中，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唐以及五代時期的幾個王朝都在河洛地區建都。據統計，歷史上有22個王朝在河南建立都城，為什麼有這麼多王朝要在河南建立都城，因為這裡有很深的歷史根基，很深的文化底蘊。

在我們文明的起源階段，在距今5000多年的時間段裏，北邊有遼河的紅山文化進入文明形態，南方有良渚文化進入文明階段，中原地區就是仰韶文化中後期進入文明階段，特別是到了廟底溝文化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化輻射力最強，向北它輻射到河套地區，向西輻射到甘青地區，向東輻射到山東西部的地區，向南輻射到了漢水流域江漢地區，仰韶文化是這些文化當中輻射面最寬、最廣的一個，也就是它的文化影響力最大。

那麼仰韶中後期在三門峽區域，靈寶黃帝鑄鼎垣聚落遺址群發現有西坡遺址和北陽平遺址等，在西坡遺址發現了有5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形象地説，它實際上就是當時的宮殿，並且有將近10多平米的墓葬，證明社會分化已經出現，進入了早期古國的這樣一個階段。有專家形象地定名“仰韶古國”。

在河南西部的鞏義、鄭州這一帶，經過考古發掘，我們發現了雙槐樹遺址，雙槐樹遺址面積達到117多萬平方米，三重環壕，中心有圍墻圍起特殊居住區域，成排的大房子。裏邊有用陶罐組成的北斗九星，在這一區域的外邊有大廣場，廣場北邊有上千平方米的建築基址，基本上形成了前朝後寢的佈局和圍繞中心來佈局的這樣一個體系，以及一門三道的後來國都城門的這樣一個形態，這些形態都為後來的文化所繼承，特別是到二里頭時期，所以雙槐樹遺址被認為是河洛古國的都邑性遺址，被譽為我們早期文明的胚胎。在鄭州、靈寶一帶有著非常豐富的關於黃帝的傳説，鄭州新鄭是黃帝故里，靈寶鑄鼎原又是黃帝鑄鼎升天的地方，聯繫鄭州地區和靈寶的仰韶時期發達的文化遺存，不得不使我們産生更多的聯想。

所以在距今5500到5300多年前，中原地區已經形成了非常高等級的一個文明形態，並且這個文明形態和良渚文化、紅山文化都不太一樣。良渚文化和紅山文化更注重於祭祀神靈，中原文化更注重人文色彩，民本色彩非常強烈。雖然有10多平方米的墓葬，但裏邊的隨葬品非常簡樸，象徵權力的也就是玉鉞。玉鉞是由原來的生産工具變成武器，最後變成權力的象徵。

在河南的裴李崗時期就出現了陶鼎，這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鼎。在仰韶時期遺址也發現了很多鼎的隨葬。那麼鼎進一步發展，到二里頭時期開始出現銅鼎，就是我們展覽上展出的中國第一件銅鼎，鼎最後延續發展成了國家和權力的象徵。鼎的功用是煮飯的炊具，這也和我們百姓的普通生活密切相關。所以像鼎、鉞這類最質樸的生産工具、實用器皿，最後變成了權力的象徵，這也充分體現了中原地區以人為本的這樣一種文化特色，這也是後來我們中華民族延續發展的基因，它的核心所在。

所以有了這樣一個仰韶時期中原地區的文明發展，到了龍山時期，中原地區就出現了眾多的城址，形成了群居到群城到群都的這樣一個發展脈絡，所以這個地區就作為我們文明不斷向周邊發展的一個核心區。

所以我們解讀，包括後來周公把國家的中心放在這裡，認為這是“天下之中”，要在這裡建都來統禦，所以就有了後來我們所説的“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逐鹿”這樣的一些概念。

澎湃新聞：此次展覽呈現了眾多諸如二里頭遺址，殷墟安陽婦好墓，鄭州商城遺址，三門峽虢國墓地等河南重要考古遺址的出土文物。你們是如何遴選展品向上海的海內外觀眾呈現河南夏商周文明的一個剖面的？

田凱：這次展品的選取是由上海博物館的專家和河南的專家一起進行遴選的。當然在遴選展品之前，首先要確定展覽的主題思想和主題框架。按照主題思想和框架來選擇。選取的展品要能充分體現中國的文化概念，能反映我們傳統的思想文化，禮制規範，道德規範，天人觀念等等這類文物，來解讀“宅茲中國”“何以中國”的中國之本。

在具體的選取過程中還要儘量使其體系化，涵蓋的面要廣，同時選取規格比較高的，所以這次一級品所佔的比例非常之高，達到76件之多，佔整個展品的三分之一，這些就是我們遴選展品的原則。

澎湃新聞：夏商週三代創造了登峰造極的青銅文明、成熟的文字系統和輝煌燦爛的禮制文化。您提到此次展覽從展品上充分體現了最早中國形成的禮制規範，道德規範、王都制度，天人觀念等，能以具體文物為例談一談？您最想向上海的觀眾推薦哪幾件展品？

田凱：首先我想給大家介紹一件二里頭遺址出土的“方格紋銅鼎”，就是這次展覽作為夏代的代表性文物擺放在序廳的第一件展品。我為什麼要介紹這件文物呢？我剛才談了鼎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象徵，鼎文化也同樣是從中原開始的。在距今7000~9000多年的裴李崗文化時期，已經開始出現最早的鼎了。鼎從一種炊具最後變成了權力的象徵。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這件鼎是夏代的，是目前發現的中國最早的青銅鼎。我們都知道青銅器是從西亞傳過來的，最初傳進來都是一些成片狀的工具，比較容易鑄造。到了中國以後，我們開始採用內范外范的鑄造技術鑄造銅容器，這種鑄造工藝更加複雜。這個青銅鼎是從龍山文化的造型演變而來的，從陶鼎造型最後演變成了銅鼎。相傳夏禹鑄九鼎，象徵九州，夏商週三代奉為傳國之寶，因以借指國家政權。鼎既是國家權力的象徵，又是道德的象徵，鼎又附帶了道德規範。《左傳》裏就記載了楚莊王“問鼎中原”的故事。（編者注：西元前606年，楚莊王帥軍打敗陸渾戎之後，駐紮洛陽郊區。去軍中慰問，楚莊王竟然問起周王室鼎的輕重，結果吃了王孫滿的軟釘子。王孫滿説：“統治天下在乎德而不在乎鼎。當初夏禹是因為有德，天下諸侯都擁戴他，各地才貢獻銅材，啟才能鑄成九鼎以象萬物。後來夏桀昏亂，鼎就轉移給了商；商紂暴虐，鼎又轉移給了周。如果天子有德，鼎雖小卻重得難以轉移；如果天子無德，鼎雖大卻是輕而易動。周朝的國運還未完，鼎的輕重是不可以問的。”楚子莊王無話可説。以鼎的多少表明身份，是周王朝的禮樂文化，楚子莊王“問鼎中原”，恰是融入以周為正統的華夏文明的證明。 從此以後，人們就將企圖奪取政權稱為“問鼎”。）

鼎文化又是我們文化發展創新的一種象徵。我們有個成語叫“革故鼎新”，鼎是一種食器，把食物放進去經過蒸煮會變成新的一種形態，人們能夠吃，這叫“鼎新”，所以我們叫革故鼎新。鼎又是一種變革的象徵，它既是傳承又是變革，所以鼎身上負載了許許多多我們中國文化的基因、禮儀規範、道德和我們創新的思想。所以這件器物看著是不起眼的一個小鼎，承載了我們中華文明的許多文化在裏邊。

我想再給大家介紹殷墟婦好墓出土的一件器物，叫“婦好鸮尊”，“婦好鸮尊”總共出土了兩件，首先它藝術性很強，鸮就是貓頭鷹，設計上把貓頭鷹前面的兩個爪子和它的尾部形成了三足，作為三個支撐點，非常科學，沒有任何其他的附加。鸮尊身上有許多的紋飾，蛇紋、龍紋、夔紋、雲雷紋，包括它的背上還有一個小龍，所以鸮尊的藝術性很強，負載了很多神秘的文化符號。從造型上看這只鸮昂首挺胸，為什麼要塑造成這樣的形象？因為在商代鸮是國家戰神的象徵。

婦好作為一名女子的墓葬裏邊為什麼要有“戰神”鸮的隨葬，這裡邊有兩重含義，一則它隨葬在墓裏為了鎮墓驅邪的作用；二則墓主人婦好作為商王武丁的妻子，協助武丁南征北戰，打土方、鬼方屢立戰功，所以她是一個女將軍。把這件器物隨到她的墓葬中，也是對他身份的一種表達。所以這件器物無論是藝術性還是歷史文化價值都非常高。

第三件器物我想講一下王子午鼎。王子午是楚國的令尹，楚莊王的兒子。這件器物出土在我們所説的南水北調的渠首丹江水庫，丹江水庫下邊淹沒著一個古城，就是丹陽城，丹陽是楚國的第一個都城，是楚國的源頭，所以在這裡發現了楚國貴族的墓地，王子午鼎就是從丹陽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中出土，通過它可以看到楚文化的藝術特徵。它不像中原的鼎都是圓鼓鼓的，顯得很端正。楚文化的鼎是個細腰，束腰形，文獻記載“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楚王喜歡細腰女子，所以鼎也是束腰形，器身上的紋飾非常繁褥，我們稱其有鬼神之氣和浪漫風格。鼎的四週圍繞著幾隻非常可愛的小獸，這些小獸的頭部都是用失蠟法鑄造的，屬於當時非常先進的一種鑄造技術，應該説也是我們現在發現的最早的失蠟法鑄造工藝。從楚國做工精妙、氣勢非凡的青銅鼎可聯想到楚國一度“問鼎中原”“飲馬黃河”的霸道作風。所以從器物的背後，我們可以解讀很多關於楚國文化和它的歷史故事。

此次展覽展線上也可以看到春秋戰國時期新鄭鄭國祭祀遺址出土的祭祀用的九鼎八簋，那麼九鼎八簋其實已經顯露他們僭越的心態，按照周禮只有天子才能使用九鼎八簋，諸侯是七鼎六簋。此次展覽也展出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的西周的一組青銅器物，不過它的七鼎六簋沒有展出，實際上在虢國墓葬裏邊出土很規範的有七鼎六簋。

澎湃新聞：河南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起源地，歷來也是考古大省。去年公佈的全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河南14項入選，位居全國第一。您能否概括介紹下河南考古百年來取得的成就，以及您如何看待這些成就。

田凱：河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所以河南遍佈了眾多厚重的歷史文化遺産，河南又是中國考古的搖籃。1921年瑞典人安特森在仰韶村的發掘，開啟了中國現代考古學。這100年來，河南的考古事業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為什麼這麼講？首先考古學從河南開始，第二，中國最早的地層學從河南開始，在安陽殷墟後崗遺址，梁思永先生在那裏進行發掘，發現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殷墟疊加的地層，我們叫三疊層，這是中國最早的地層學的開始。

　　1931年，正在河南安陽殷墟發掘工作現場的中國考古學先驅們，從左到右依次

為董作賓、李濟、傅斯年、梁思永（圖片來自網路）

河南又培養了一大批中國的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領軍人許多都在河南工作過，從河南培養出來的，特別是仰韶遺址、廟底溝遺址、安陽殷墟造就了中國一大批考古學家，像李濟先生、董作賓先生、梁思永先生、夏鼐先生、郭寶鈞先生、安志敏先生等，許多的考古大家都是從河南考古發掘起步，後來成了中國的考古大家。

新中國第一批考古發掘報告《從廟底溝到三里橋》

新中國第一批考古發掘報告《洛陽中州路》

新中國第一批考古發掘報告《白沙宋墓》

河南又奠定了許多中國考古學方法論的基礎。像安志敏先生發掘廟底溝遺址，寫的一本書——《從廟底溝到三里橋》，這本書就奠定中國早期文化，特別是仰韶時期文化、龍山文化的一個脈絡和序列；包括在洛陽中州路的發掘，《洛陽中州路》這本書奠定了中國春秋戰國的文化發展類型和考古學的分期；北京大學宿白先生通過對白沙宋墓的發掘和研究，奠定了宋朝考古的方法和理論。所以河南的考古奠定了中國考古學的方法論和理論體系，這也是河南考古對中國考古的貢獻。

　　王城崗遺址

另外河南考古勾勒了中華文明的脈絡體系，勾勒了百萬年的人類史。河南洛陽的欒川人距今四五十萬年左右，靈井許昌人遺址為我們現在研究距今10萬年前後東亞人的形成提供了線索，以及目前河南從10萬年以來連續不斷的舊石器、新石器遺址的發現，像老奶奶廟，魯山仙人洞等一系列的發現，包括最近在裴李崗遺址先後發現了連續不斷的3萬年、2萬年、1萬年遺存，李家溝遺址發現了距今1萬多年的中原地區最早的陶片。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文化出現的連續不斷的遺址。這些發現以及新石器時代距今7000年到9000年的裴李崗文化，是我們農業文明的第一個高峰。舞陽賈湖遺址是新石器時代早期重要的代表性遺址，代表這一階段文明發展的一個高度，出土的賈湖骨笛、龜殼以及上面的契刻符號等一系列文化元素達到了一個高峰。再發展就是我們的仰韶文化，特別是廟底溝類型，形成了我們仰韶古國和河洛古國，這是我們進入文明門檻的一個標誌。到了龍山時期，我們出現了眾多的古城，有數十座古城遺址，奠定了我們國家形成的基礎。

再往後發展夏王朝在河南建立，禹都陽城，啟都陽翟一直到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是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和引領者。夏之後我們商朝的一系列的都城遺址，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安陽殷墟，這是商代的核心。商之後周朝，西周在洛邑建都城，定鼎中原，到了東周又遷都河南，之後一系列的漢、魏、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都城都在河南，隋唐洛陽城非常繁華，宋代都城在開封……所以中國5000年文明史，4000年的國家史，3000多年的都城都在中原河南地區，這也是我們考古所證明了的。

河南考古證明了百萬年的人類史，1萬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和4000多年連續不斷的我們國家的歷史，就是國家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河南的一系列考古發現證明了我們中華5000多年的文明連續發展沒有斷線，所以這是我們的主根主脈。我想這是河南考古對我們證明中華民族的歷史脈絡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澎湃新聞：河南有沒有打算建考古博物館？今年，像陜西、湖北都相繼建成並開放考古博物館。

田凱：我們現在已經開工要建河南考古研究院的新院，選址在大河村遺址旁邊，5萬平方米，已經奠基，不久的將來一座現代化的考古研究院將會面世，其中也有我們考古學的專門展廳和展覽，也相當於一個考古博物館。

河南其實有許許多多的考古博物館，我們現在通過考古發掘的這些大遺址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有的正在建設，有的已經建成開放了。通過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讓這些考古成果和考古遺址能夠向大眾開放，能夠貼近大眾，讓大眾走進我們的遺址，走進我們的遺産，來了解我們的遺産和遺址。在這些考古遺址上，我們建了眾多的考古博物館，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澠池仰韶文化博物館、廟底溝仰韶文化博物館，大河村遺址博物館，前幾天剛剛開放的鄭州商都遺址博物館，寶豐汝窯博物館、禹州鈞官窯址博物館等。

所以在河南，我們有許許多多的考古類的博物館。

澎湃新聞：看到來自河南的文物在上博的展廳呈現，踱步其中，有沒有給您帶來新的感觸？

田凱：這麼多重器和瑰寶來到上海，在上海博物館的展廳裏邊展示，非常不容易。這麼多重器在展廳裏邊，它有一股強大的氣息，我們文化的氣息，文明的氣息，通過這些文物展示形成一股強烈的視覺衝擊力和文化衝擊力。我想每一位進到展廳內的公眾都能夠被感染，受到衝擊，這是我的第一個感受。

　　展覽現場

第二個感受是文化的碰撞。我們幾千年前的這些文物帶著土味、帶著銅銹，來到現代化的、國際化的大都市，在這裡展示。那麼古老文明和現代都市在上海博物館有一種強烈的碰撞，令我想到我們古人的每一件器物都是他們的發明創造，不同時期的器物和文化也都是在發展創新過程當中才形成的。古人帶給我們的創新活力同樣能夠聯繫到今天我們的發展，我們的創新，這也是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和動力。

第三個強烈感受就是一種責任感。我們的古人創造和留下那麼輝煌的文化和文明，延續到我們這一代，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把我們老祖先的輝煌給發揚下去，延續下去，令其更加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