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庸的“文學考古”，有何創作“秘訣”？

“夏四月，以南京地屢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璽書召還。六月辛醜，還至良鄉，受遺詔，入宮發喪。”《明史》用短短三句，勾勒出一個真實的片段。而文字背後的歷史，又是怎樣的波譎雲詭？

在新書《兩京十五日》中，馬伯庸切入《明史》中的真實記載，將無數細節填入歷史的縫隙，創作出一場扣人心弦的千里奔襲：

明朝洪熙元年（1425年），太子朱瞻基剛到南京便遭人暗算，驚魂未定之際北京傳來消息，皇帝病危，一時間南京、北京暗流涌動。為了力挽狂瀾繼承大統，需要儘快趕回北京的朱瞻基選擇沿大運河北上。一路上各方勢力角逐廝殺，朱瞻基等人險象環生。在這場奔逃中，明代大運河沿岸的風物畫卷也緩緩展開。

從2000年開始在網路論壇上寫小説，到後來出版作品，並斬獲“銀河獎”、人民文學散文獎、朱自清散文獎等多個文學獎項，馬伯庸的創作一直是不拘一格、天馬行空的，涵蓋科幻、武俠、推理、歷史等眾多類型，因此有了“文字鬼才”的稱號。

他的歷史懸疑小説，如《風起隴西》《三國機密》《長安十二時辰》以及《兩京十五日》等，以紮實的歷史考據、豐富的想像力、嚴密的邏輯和幽默的文風被眾多讀者喜歡，也被認為是最能展現馬伯庸風格的一種類型。

有讀者將這一類型命名為“考據型懸疑文學”或是“文學考古”。而在馬伯庸心中，他是以“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為原則，利用既有的考古和歷史資料，最大限度地還原當時的歷史場景和社會規則，進而創作一種歷史的側寫。

馬伯庸。受訪者供圖

（本文首發于3月19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週刊）

找到一個好故事讓讀者領略大運河的魅力所在

草地：新作《兩京十五日》的創作靈感從何而來？

馬伯庸：我一直很喜歡京杭大運河，想為它寫點東西，但這是一件難度很高的工作。大運河綿延數千里，沿途幾十座城市，前身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無論是時間還是空間，跨度都非常大。

這樣一個宏大的造物，必須要找到一個好的故事去承載它，才能讓讀者領略到大運河的魅力所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的一個朋友發給我一段明史資料，講明宣宗朱瞻基當太子時出巡南京，洪熙皇帝在北京突然死亡，他必須從南京以最快的速度趕回北京去繼位。

這恰好是我一直在尋找的切入點，於是便有了這麼一部小説。

草地：《明史》中關於朱瞻基從北京到南京再返回的記載只有這寥寥數語，但《兩京十五日》中既有驚心動魄的懸疑情節，還展現出大運河沿岸的風土人情。您是如何構思的？

馬伯庸：我一直認為，要寫好歷史故事，就必須要把讀者帶入到獨一無二的時代氛圍中去。雖然都是古代，但漢與唐的氛圍是不同的，唐與宋的氛圍也是不同的，要寫出每一個時代特點，就必須對那個時代上至社會規則下至衣食住行都做深入研究。

為了寫這部小説，我啃了大量明代的專業研究書籍、學術論文、考古報告，差不多能裝滿一書櫃；同時也去做了實地調研，沿著大運河的幾個重要節點考察了一圈。當一個人掌握了足夠多的資料，見識了足夠多的風景，自然便會有故事可以講，有情緒可以抒發。所以寫這部小説的過程，其實也是一段難能可貴的學習經歷。

草地：創作過程中有什麼有趣的經歷嗎？

馬伯庸：這部小説的發生舞臺是南京、北京和京杭大運河——嚴格來説是江北段京杭大運河——為了體現當時的市井風貌，我希望讓每一個城市的口音都略微有點當地特色，與其他城市有所區別。

明代的口音，幾乎不可考，所以我只好參考現代方言，找了南京、揚州、淮安、濟南、臨清等地的朋友請教。結果我發現方言裏最易學的部分是髒話，而最具特色的也是髒話，放在書中人物的語言裏，效果斐然。寫完這部書以後，我方言沒掌握多少，天南地北的髒話倒學了一大堆，可惜沒什麼發揮的場合。

草地：《長安十二時辰》《兩京十五日》等小説都是將大量的歷史資訊濃縮在很短的時間內，這是一種寫作策略，還是一種歷史觀？

馬伯庸：我是個急性子，日常行程都是按小時來分割的，一旦遲到或延長，就有種隱隱的不安感。只有確信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既定安排在迅速進行，心裏才能踏實。所以與其説限時寫作是一種策略或歷史觀，倒不如説是作者本人“心理疾病”的體現。

草地：《兩京十五日》出版已近半年，不少讀者在網上分享了讀後感，其中有沒有讓您印象深刻的？

馬伯庸：這部小説開頭十章發生在南京，為此我去了很多次南京考察。小説出版之後，有一個讀者發來書評，説她是學古建築的，看到小説裏有一段情節是主角被追到南京的城墻上，走投無路，因為城墻高六丈五尺，跳下去就會摔死。她職業病發作，想知道“六丈五尺”這個數字到底是有所根據還是信手一寫，便去查了一下考古報告，發現南京明代城墻最高是21米，換算下來正好是“六丈五尺”。

她把這段經歷分享到網上，我老老實實承認説：“這沒什麼神奇的，我和你查的是同一篇考古報告而已。”

其實五丈六尺和六丈五尺，對劇情來説沒有本質區別。不過我花了心思埋下小彩蛋，能夠被人發現，還是挺高興的。

“大事不虛，小事不拘”

草地：您對歷史和文學的興趣是怎麼培養起來的？

馬伯庸：我的興趣是從閱讀歷史文學作品開始，國內的比如姚雪垠、徐興業、高陽、二月河，國外的如司馬遼太郎、茨威格、司各特、赫爾曼·沃克等，從小到大看了很多。我很喜歡觀察歷史在文學中的演繹，並比較兩者之間的異同，看作者是如何巧妙地運用想像，把虛構鑲嵌進史實的縫隙內。在我看來，這簡直就是一門藝術。

草地：在創作上是否受到某位作家的影響？

馬伯庸：如果説最直接的影響，日本的隆慶一郎、法國的克裏斯蒂安·賈克和英國的弗·福賽斯則從技術上給我指引了創作方向；二月河與徐興業則用他們的作品告訴我，中國歷史的魅力所在。

草地：歷史題材小説對當下有怎樣的價值？

馬伯庸：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任何一部歷史小説的主題表達，一定是與當下的價值觀息息相關的。從最本質上來説，我們去書寫古人，去演繹過往，其實是在尋找舊日與當下可以共鳴的點。比如對曹操的評價，從古至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明清時代的人依循儒家道德觀，對其評價很低，《三國演義》和其他文藝作品裏他就是個白臉奸臣；而更尊重個性表達的現代人，對這位豁達多疑、狡詐開明、兼具梟雄與藝術家氣質的矛盾人物充滿喜愛。我們可以看到，現代作者關於曹操的種種作品，形象與從前大相徑庭。

河南安陽曹操高陵考古發掘出土的人物畫像石殘塊（2009年12月30日攝）。高陵在後世遭到“毀陵”，陵園內所有地上建築被有計劃“拆除”。新華社記者朱祥攝

草地：您的歷史題材小説中有真實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同時又有腦洞大開的情節。您如何把握真實與虛構間的關係？

馬伯庸：大事不虛，小事不拘。我的原則是不去改變歷史，歷史該怎麼樣就怎麼樣，但在細處我們可以發揮想像，為既定的歷史事件尋找一種全新的解釋。這種解釋不一定是符合歷史的，但一定是符合歷史邏輯的。

草地：您認為應如何閱讀歷史？

馬伯庸：別太嚴肅，但也別太不嚴肅。以興趣入門，以毅力鑽研，以情懷發酵，如此而已。

“寫作就是一種率性而為算計太多就失去意義了”

草地：您從事寫作20多年，興趣點、寫作風格有哪些變與不變？

馬伯庸：最開始我什麼題材都寫，任意妄為，不加限制，文字風格也在各種模倣中反覆跳躍。不過現在我稍微收斂了一下，集中在歷史題材的創作方向。不過我也沒有説一定只在這個領域發展，閒來無事也會寫點其他的換換口味。歸根到底，寫作就是一種率性而為，算計太多就失去意義了。

草地：可以説您是網路文學的初代創作者。在您看來，網路文學經歷了怎樣的發展變化？

馬伯庸：網路文學從初期的野蠻生長、草根蔓延，已經進化到了一門專業、精細的創作類別。它有著獨特的文學形式和創作規律與技巧，甚至於審美體系與評價標準都與傳統迥異。很高興的是，現在學界終於開始正視這種文學現象，並試圖從學術角度去歸納、總結。

草地：目前我國網路文學市場規模超百億元，吸引了不少人加入網路文學創作行列。對於這些新人，您有什麼建議？

馬伯庸：我的建議只有兩個。第一：無論寫得多不成功，至少寫完一部小説。我見過太多人寫了很多散碎的開頭或片段，卻很少有勇氣完成它。事實上，小説寫作比拼的是意志力，咬著牙完成一部完整作品，你就體驗了一次創作的全過程，看到的風景和隨便寫寫截然不同。第二個建議，先找份糊口的工作，把寫作當成業餘愛好，否則很容易陷入生存焦慮。文章憎命達，但不是所有的命苦都會轉化為文學。

草地：能否給我們推薦一本您最近在讀的書？

馬伯庸：最近看了一本《被統治的藝術——明代衛所與生存之道》。這是一本講明代軍戶的書。軍戶制度我很熟悉，也讀過很多相關的論文，但無可避免地，是從大量朝廷的檔案文獻中去理解，都是宏觀概念。

而這本書反其道而行之，在簡單介紹了軍戶的大框架之後，直接下沉到了一個個地方上的小家族。作者很有巧思，也極有田野考察精神，他從許多件軍戶家譜、文藝作品、案牘等材料裏尋找蛛絲馬跡，利用有限的材料拼湊出普通軍戶的生活圖景。從一件件散碎不全的記錄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軍戶們和國家體制之間的種種場景與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