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少數民族文學書寫話語轉向觀察

近年來的少數民族小説，有著豐富的創作面向，從當代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在少數民族題材文學的創作中，原本較為固化的書寫模式，在遇到新的時代情境之際，不再僅僅限于對民族風情的表述或者純粹的鄉土抒情，而是裹挾著更多的時代內涵，産生了較為顯著的風格轉向。正如長期對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進行觀察的學者劉大先所言：“現代文學以來的邊地,是由普遍性時間 (現代性)中的主流價值在差異性空間 (地方)中不平衡播散的結果。得益於全球化經濟方式的擴張和媒介技術的更新,邊地的差異性空間在新時代語境的文學中獲得敞開,並行的是關於文學觀念和文學意識的自覺改變,進而顯示出其變革性的意義。”自然，在當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面臨著更加豐富而多元的語境，因此，少數民族文學書寫的內涵和外延更為廣闊，既有傳統封閉的鄉土、歷史書寫，也有“走出者”“外來者”與少數民族地方性知識的互動。

因此，我將以2020年《民族文學》刊載的小説作品為例，來看待這一創作轉向，並期待為中國多民族文學創作的總體走向提供一些建議和思考。比起以往，2020年顯然是不平凡的一年，縱觀《民族文學》全年的作品，小説創作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幾類：首先，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題材和脫貧攻堅題材均在當下的小説創作中佔據了一定的比例；其次，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抗戰題材書寫也在不同維度上彰顯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盤點《民族文學》刊發的其他題材小説，還可以發現，有一部分是歷史題材與家族史敘事，另一類則延續了鄉土與日常生活的書寫，對“小人物”的生命體驗進行觀照，儘管這類小説在修辭和敘事風格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但是我仍然將其歸為相同的類別並在其內部展開對比研究。

文學與疾病：如何書寫“抗疫”？

與往年《民族文學》刊載的作品有所區別的是，本年度有若干篇少數民族小説的主題較為鮮明，尤其體現在對人類疾病和普遍災難的認知上，也就是“抗疫”題材的書寫。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的肆虐為人類帶來了突如其來的痛苦與災難，那麼，對於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而言，在不同的地域、族群、場景和情境下，人們究竟是如何看待疾病以及創傷？創作者又是如何書寫“抗疫”題材？《民族文學》推出了系列關於“抗疫”題材的小説，這些作品是作家潛心觀察後的産物，也包含著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深切的情感。

蒙古族作家蘇笑嫣擅長對日常生活的表述，她在《肺炎之“年”》中選擇了更為直面現實的題材——在武漢，人們如何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在她筆下，武漢封城前後若干個互不相識的同城陌生人所遭遇的一切被串聯起來：一個不明病因的小白領，一位滿懷悲壯的醫生，一個堅守崗位的護士，以及不僅僅為了生計更為了幫助別人的計程車司機。當新年的鐘聲響起的時候，這座城也蒙上了一層悲壯的底色，志願者和逆行者們無所畏懼地行走在空蕩的城市之中……

土家族作家呂金華的《抗疫團》，立足於湖北恩施的一個土家族村寨，設計了一個家庭三代人在過年期間處於不同地域的“悲歡離合”，展示出地方視角對於疾病、災難的認知和具體實踐。作者有意編排了孫子在武漢學醫、兒子兒媳返鄉過年、老父在家鄉守望的驚心動魄的情節，轉到在一個少數民族村寨如何看待疫情、組織防疫的具體生活場景，形成了一個閉環的敘事。

朝鮮族作家金革的《3D口罩》是一個充滿溫情的短篇小説，講述了母子在疫情中互相牽掛的故事。回族作家段弋在《工錢》中描寫了雲南瀾滄江地區一個小城的抗疫故事，其中兩家人的糾葛成為整個故事的核心：一位盡職盡責的傣族醫生，以及一個承擔防疫工程改造的木匠家庭，體現了醫者仁心的精神內核。白族作家鄭吉平的《滿園春色關不住》描寫了在貴州小城的父母和在武漢務工的兒女之間的思念之情，以及面對災難時陌生人之間的暖意。

另外，彝族作家呂翼的《逃亡的䝚貀》同樣是一部書寫抗疫題材的感人力作。第一人稱“我”是一個個體商人，在這場疫情風暴來臨之前，還去參加了城市裏的“萬家宴”，隨即，因販賣野生動物生意而陷入債務危機的“我”離開妻女，隻身逃往老家金沙江和烏蒙山的深處。作為當地祭司的父親收留了他，認為兒子冒犯了神靈，老父親還做了很多法事。正當他走投無路之時，遠方又傳來令人震驚的消息，他生活的城市被病毒侵襲，並迅速陷入黑暗之中。也正是在此時，他得知妻子生病了，很多陌生人生病了，包括他日夜掛念的小女兒，都陷入了這場災難之中。

此刻，遠在彝山的“我”的老父親開始用樸素而又傳統的方法為遠方的生靈祈福：“在點火之前，搬來了一大堆發黃的經書。皮繩解開，陳味撲面而來。七零八落的經書，像座聖塔一樣矗在我們面前。父親要通過那些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文字，請來剿殺瘟疫的神靈，釋放滅掉䝚貀的能量。那神靈不是一個，而是一群。是高原之神、江河之神、火焰之神、山林之神、動物之神、善良之神。還有天空中的鷹神、雁神，村子裏的牛神、馬神，莊稼地裏的蕎麥神和馬鈴薯神……”聽新聞中説，面臨著這場疫情的地區，不僅僅是兒子生活的那座城市，還有更遠的地方，這時，母親幫父親找來兩張地圖：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父親雙手接過，找來羊毛氈子墊底，小心地攤開第一張，再同樣小心地攤開第二張。他用牛角卦壓住冷風吹起的邊角，俯下身子，細心地看了一回。我想他是在找馬腹村的位置，找金沙江、長江流過的位置，找三峽、沙城和砥嶼社區的位置，再找中國甚至更為遼闊的地方。”小説開放式的結尾喻示著村莊防疫工作的開始：驅鬼，招魂，白色，防護服，這一切剛好暗示著人們對於疾病的認知。在這個西南山村的地方性知識裏，䝚貀就是造成這場疫情的源頭，而作為祭司的父親，要竭盡所能去驅趕它，一如對全人類的關切。

脫貧攻堅：時代主題與鄉村書寫

近年來，脫貧攻堅的主題也頻繁體現在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尤其是中短篇小説之中，並在地方性知識和民俗學素材、人類學民族志書寫等元素方面表現尤為突出。

在本年度的長篇小説《兩河口》中，苗族作家向本貴以較大的篇幅描述了武陵山區的少數民族村寨如何在脫貧轉机型的奮鬥經歷。從滿布農家樂的全縣最美示範村到開闢商貿園、大力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産和旅遊，這個鄉村共同體實現了較大的轉型，小説還著意涉及民俗元素，對“兩河口”的吼龍、祭龍神文化著墨甚多，從而增添了整部小説的廣度和深度。

在講述精準扶貧題材的作品中，瑤族作家瑤鷹在小説《賜福》裏塑造了一個貧困戶楊五七的形象，“我”作為他的幫扶者，一直在與他鬥智鬥勇，剛開始楊五七對自己的“貧困戶”身份無法釋懷，後來在“我”對他的悉心照顧和幫扶之下，生活慢慢步上正軌，不僅養了牛，還治好了病，與兒子全家團聚。

毛南族作家譚志斌的《荒園逸事》側重講述貧困戶自身的奮鬥，扶貧幹部的援助正如春風化雨。故事一開始，就展示了男主人公大樹所面臨的心理困境：父親臥床不起，他心愛的姑娘又受父母之命嫁給了一個傻子，而他本人在不停地抗拒幫扶幹部為他申請的“貧困戶”標簽。後來，他去了礦山打工，又回來試圖承包果園和養殖場，正當他面臨著資金等困難的時候，縣扶貧辦的姑娘雨薇伸出援手，為貧困戶創業申請了較多的便利措施，大樹也開始了自力更生的新生活。

侗族作家石慶慧的《等待山花爛漫》設置的場景是寒假期間的大學生返鄉過年，清蓮和楊山都是從侗族鄉村走出來的在讀大學生，除了少男少女之間的情愫之外，他們還有一些共同的想法和目標，比如打算畢業後返鄉，改變鄉村的現狀。青年一代不僅對民俗傳統的消逝發出感傷和憂慮，還對鄉村建設有著更加豐富和多元化的設想。另一篇《女人樹香》則採用交叉敘事的方法，將一個飽受折磨的少數民族女性樹香的經歷和“我”作為扶貧幹部去幫扶樹香男友一家的經歷交叉書寫，極富張力。

維吾爾族作家熱孜古麗·卡德爾的《星光燦爛》則是從一個青年女性的角度出發，去看待男友為“訪惠聚”駐村所做出的犧牲和努力。小説主要以對話的形式展開，風格靈活生動。

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請喝一碗哈圖布其的酒》寫到了一個蒙古族村莊在精準扶貧之後的變化，故事的主線是鄉親們請“遠方來的朋友”喝酒的一天，實則描述了大學生第一書記是如何和村民一起用雙手改變生活的，敘事夾雜著蒙古族飲酒、賽馬、射箭的民俗，十分生動，而故事的結尾，遠方的朋友歸去，村莊的新變也被一點點展示出來：“彼時高個子已經走遠，他轉過身向鄉親們揮手致意。他趟著一眼望不到邊際的沒膝深的錦雞兒，這是牧民們人工播種的，過去這裡曾經是寸草不生的流動沙丘，如今變成了萬畝枝繁葉茂的飼草地。此時頭頂之上，數不清的雲雀和百靈鳥賽著歌喉，此起彼伏，仿佛一場以天為幕的盛大合唱；近處，清澈的烏力吉木仁河如同一條銀帶緩緩伸展，飄動；遠處，群山如黛，白雲像昂揚的雪峰一樣高聳，又似一群天馬奔騰踢踏。高個子就向著奔馬似的雲山走去了，一會兒間消失在大野深處。”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彰顯

1938年12月，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在雲南昆明創辦《益世報·邊疆週刊》，在這一時期，一個極其重要的學術爭論正圍繞著顧頡剛發表於此刊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文章展開。當時，顧頡剛考慮到抗戰特殊時期的需求，如是鼓勵知識青年：“不知道有多少青年熱血沸騰，欲報國而無所適從。我現在敢對他們説：我們之所以要抗戰為的是要建國，而團結國內各種各族，使他們貫徹‘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意識”。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彼時，各民族不分語言、宗教信仰和文化差異，英勇抗戰，團結禦辱，彰顯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本年度《民族文學》上刊發了回族作家冶生福的抗日題材小説《白馬東去》。這部小説從微觀視角即一個回族青年的參軍經歷切入，講述了勇猛的青海騎兵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經歷。抗日騎兵師以原青海海南警備司令部所屬第一旅為基礎，合併駐防河西走廊的馬步青部的部分官兵，並徵調大通、互助、湟源三縣的民團，由回、東鄉、撒拉、保安、藏、漢等民族組成，共8000多人，這支多民族的地方軍隊，打擊了局部地區敵人的囂張氣焰，不僅彰顯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是在抗戰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小説以騎兵師在河南淮陽一帶英勇作戰的歷史事件為藍本，描述了騎兵們浴血奮戰的場景，感人肺腑，尤其是在小説結尾處，作為倖存者的戰士決定對犧牲的戰友們舉行民族葬禮的場景，另外，回族戰士為藏族戰士尋找寺廟超度的場景也令人動容。

彝族作家羅家柱的《阿妹馬幫》著眼于滇南馬幫的變遷，通過一個青年女性施增美的自我成長，繪製出一幅多民族邊地抗戰救亡的磅薄歷史畫卷。其中，作家塑造了系列生動鮮明的人物，除了女主人公之外，還有在不同情境和不同時期分別加入共産黨隊伍的父親、三哥、四哥，儘管在小説裏清晰可見“革命加愛情”的敘事線索，然而作家提供的邊地題材和地方性知識又將這一主流模式加以淡化和消解，細節處理十分生動。

瑤族作家莫永忠的《火種》書寫了瑤族地區抗日的往事。瑤家人的火塘原本是不會熄滅的，為了躲避日軍的轟炸，火塘只好熄滅，再使用火石取火。主人公趙福民身兼數職，既是小學的教導主任，又是地下黨，還組織去縣城增援自衛隊。火種成為當時最迫切的需求。小説圍繞“火”展開，敘述了一個瑤漢雜居的村莊抗戰的悲情歷史。“趙福民從白米香手裏取出兩塊帶有她體溫的火石，小心翼翼地擱進背簍裏，擱進孩子的襁褓裏。趙金貓安撫白米香説，孩子，盤王一定會保祐你和孩子平安無事的。”隨後，趙福民就投入了戰鬥，直至犧牲。

抗美援朝題材的抒寫在本年度也成為創作的亮點，比如蒙古族作家劉瀧的《生死衝鋒號》，從一位老兵的黃銅軍號，緩緩展開其對抗美援朝戰場上的往事的回憶。當時年僅十七歲的他，擔任了司號員，在陣地上僅剩下七名戰士的時候，他們憑藉堅定的理想信念，支撐到最後，取得了戰役的勝利，而這個銅號則成為老兵一生難以釋懷的珍貴物件。

歷史書寫與家族史敘事

歷史題材書寫也是本年度《民族文學》所刊作品的重要主題之一。苗族的第代著冬在《門神》中以陌生化的視角側面描述了紅軍經過西南地區少數民族鄉村時的場景，尤其是一個當地青年追隨紅軍的歷程，在作家的敘事中娓娓道來：青年的家人不斷收到他從未知的遠方寄來的信件，在雲南、在貴州，而老父親和弟弟則在山村一隅繼續安靜地生活著，他們的人生如同平行線，直到後來有人來收集紅軍的民間史料，那些經歷了歲月洗禮的信件才得以重見天日。土家族作家溫新階在《最後的抉擇》中，講述了一個湖北地主家庭和走向“革命”的兒子及其他家人之間的糾葛，與很多革命敘事不同的是，作家提供了一個反向的視角，兒子最後走向了反面的角色，而在個體家庭的傳統模式中慣常被邊緣化的女性形象——他的小妾，被塑造成進步角色，以自己的犧牲換取了其他同志的安全撤離。

白族作家景戈石在《長管手槍》中描寫了1936年紅軍經過一座白族村寨的故事。小説從一個孩子的視角展開敘事，他和青梅竹馬的鄰居女孩一起讀書、狩獵，然而土匪掃蕩村寨並打破了往日的寧靜，在父親和祖母的鼓勵下，他們決定去參加紅軍，並將紅旗插到了區公所的樓頂上。小説中多次出現圍繞著寨子門前古楓木樹的敘事，具有十足的象徵意味。作家還穿插了許多與自然相關的場景，比如雪花、古楓木樹、圍獵等等，將邊地生活的書寫和歷史事件結合得恰到好處。

另外還有蒙古族作家肖龍的《青煙》。作家以第一人稱書寫了一部蒙古族家庭的家族史，其中塑造了一系列風格迥異的人物形象：作為薩滿的姥姥胡和魯，如同浮萍搖擺不定卻又積極參加“運動”的姨媽烏力吉，身份來歷不明，神秘但又寬容待人的舅媽“嗨”（她沒有名字和來歷），以及不問世事只熱愛羊群和自然的舅舅阿穆達。小説極具張力，以童年的“我”的視角設置了時間線索，名義上以舅媽的多次失蹤為敘述的主線，實際上，作家在小説裏運用了大量的民俗、象徵與寓言，而這一切又與當代歷史上不同時期的事件和運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一個微觀角度即村寨民眾的日常生活經歷來看待外界的風起雲湧。

布依族作家王傑的《月光下的玉鐲》從九十五歲的老人卜根去世講起，回憶了他與老庚卜鳥，以及他與戀人周文秀之間的愛恨糾葛。卜根為保護周文秀免受繼父侵害，利用老庚的身份抓捕了卜鳥，並在押送途中殺掉了他，並由此背負了殺人犯的名聲，後半生一直活在村民的冷漠中。“我”作為離開鄉村進城的年輕一代，一直關注著他們的故事，並且見到了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周文秀，最終得知他們在未曾聚首的情況下彼此和解。

滿族作家修瑞的《舊聞報道》講述的是一個中年人為了替作為抗日英雄的爺爺找回清白而四處奔走的事。儘管其爺爺和父親早已去世，兩代人都在堅持不懈為洗刷冤屈付出了安穩生活的代價。記者秦牧野成為這一追溯史料事件中的關鍵人物，他不僅搜尋檔案，還走訪了很多當年事件中的關鍵人物，最終追溯到了許家老人抗日義舉的重要證據。小説的特色還在於復線的敘事，不僅折射出了當下一些現實的社會問題，還糅合了精準扶貧等鄉村社會較為常見的現實素材。

同樣是書寫戰爭，壯族作家陶麗群的《七月之光》以交叉敘事的形式書寫了一個單身越戰老兵老建的傷痕回憶：“歲月靜靜流淌，沒有戰爭的漫長歲月，老建再也不是原來的老建了，原來的老建永遠留在那場戰爭裏，留在那個下雨的濕漉漉的異國傍晚裏。老建在半夜的雨中陷入無邊的痛苦，他不再是白天的他，這個老建是脆弱的，無助的，破碎的，他需要一個溫暖的懷抱，需要一隻溫暖的手，安撫他孤寂的無處安放的悲傷靈魂。他靠著床欄杆，垂著頭坐在黑暗中。黑暗帶來的無助是更深的無助，黑暗帶來的悲傷是更厚重的悲傷。”時間扭轉到當下，老建收留了一個越南來的孤兒，孤兒只會叫他“爸爸”，這觸碰到了他心中最柔軟的部分，此時，他青年時期的愛人也回到自己身邊，人生仿佛又重新開始了。

彝族作家魏婕的《花街女》講述了20世紀60年代印尼華僑在外受到排擠，歸國在雲南華僑農場務工的往事。作家設計了兩個不同的場景來回切換，一邊是華僑剛歸國，被安排到雲南傣族地區老鄉家居住生活；另一邊是在遙遠的巴厘島，描寫民眾的日常生活和對排華法案的忐忑不安。作家不僅觀照了華僑回國，傣族當地人的生命體驗也被融入小説中，多元化的視角是其小説的一大創作特色。

現實主義書寫：日常生活與“小人物”觀照

關於小説的現實主義特徵，瓦特在其代表作《小説的興起》中曾針對形式的“現實主義”與日常生活的摹寫進行了剖析。回到中國語境，當代小説創作在中國社會轉型期已經經歷並完成了複雜多樣的現代主義技法的衝擊和洗禮，在當下的文學創作中，觀者不難感受到，現實主義的創作復歸較為顯著。在新的時代語境，書寫個體生命的體驗，同樣是新世紀少數民族作家們關注的元素之一。因此，他們將寫作內化在對小人物的觀照和對帶有地方性知識的日常生活的描寫中，實現了其現實主義的敘事特性。

蒙古族作家阿雲嘎用蒙漢雙語進行創作，是蒙古族雙語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作家使用漢語創作的小説《狗事》，從動物保護的視角出發，講述了一條流浪狗的經歷。比起以往大開大闔的敘事模式，《狗事》恰恰從日常生活的細節著手，講述男主人公桑傑發現一隻被大型犬追逃的流浪狗的事情，桑傑將流浪狗收留並命名為“花花”，“花花”沒有安全感，還經常生活在被大型犬撕咬的風險之中，桑傑出於正義感，決定舉報違反規定的大型犬主人，事情開始變得充滿挫折且撲朔迷離起來，他通過朋友得知那個狗主人之所以飛揚跋扈是因為“上面有親戚”，一場鬥智鬥勇的“戰役”開始了……值得一提的是，作家設計了小區和狗肉館一條街交替切換敘事的場景，其中不僅涉及動物保護這個單純的向度，還牽涉更為複雜的倫理思考。比如，食狗肉民俗與養狗風潮之間的衝突，也映射了地方性知識在全球化進程中發生的劇烈變化，也正是因此，這部短篇有著獨到的人文意義。

瑤族作家光碟的小説《傍晚的告別》（外四章）將魔幻敘事和日常生活勾連起來，講述了一系列關於養鳥人的故事。作品摻雜了較為真實的日常敘事和作者創作慣性的魔幻底色，既浸染了世俗生活中的黑色幽默，比如將普通人對於孩子高考的焦慮與對鳥價格的考量喜劇性地關聯起來，也有與神巫相關的書寫，比如巫師對養鳥人和鳥瘟的預言和刁難等等。這系列作品均以沱巴鎮這一地理設定為圓心，圍繞養鳥的題材展開敘事，描述了南方邊地的風物和人性的複雜。

土家族作家秦風在《特殊陪伴》中，描寫了一對老死不相往來的女性鄰居高大蘭和梅三娘是如何在回歸鄉村生活之後達成了和解，偌大的山村最後只有這兩位老人，足以彰顯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的尷尬處境；蒙古族秀蘭的小説《神樹的孩子》以神樹和第一代老人的托夢為主題，描寫了兩個家族三代人之間的糾葛，展示了蒙古族樸素的生命觀和價值觀。朝鮮族作家金昌國的《秋分》也講述了兩家人之間的情感糾葛。隨著兩家各自的小女兒遭遇了煤氣中毒，作為普通工人階層的兩對父母，在情緒和生活的雙重壓力下艱難求生；仡佬族作家楊衍瑤的《醒來吧，孩子》鋪陳了一個孩子經歷了意外後在母愛的庇護之下奇跡般生存下來的全過程，在所有人勸母親放棄的時候，母親一直堅信會有希望；滿族作家李伶伶的《城市裏的地瓜花》敘述了從鄉村進入城市務工的女性之間的友情，儘管生活有著挫折、磨難和猜疑，但是溫情戰勝了這一切。滿族作家夏魯平在《霧嵐的聲音》中，講述了一個平凡的鄉村婦人，在漫長的時光中，是如何對待親人和情感的，故事的開頭作家著意營造的關於房産歸屬的緊張關係，經過兒子返鄉與繼母的單獨相處，到了最後便自然而然消解了。

滿族作家王開在《組焊工包全球》中塑造了一個敬業的組焊工形象，他和國外工程師圍繞著焊接技術鬥智鬥勇，又要兼顧生病的老母親和妻子，書寫了普通人在奮鬥的日常生活。回族作家馬碧靜在《花斑蟒》中書寫了一群青春期的孩子在“花斑蟒”傳説籠罩之下的校園生活，尤其對校園暴力進行了詳細的描述，隨著故事的發展，作者逐漸揭示出，施暴者本人也曾經是受害者，最終女孩們握手言和。

毛南族作家孟學祥的《遠行客》中，四十多年沒有回過故鄉的老母親，在愛人過世之後，堅持在兒子的陪同下，返鄉看望自己列的名單上的人，一個個向他們道歉，希望能夠在有生之年得到和解，同時也平復自己內心的困境；同樣書寫老人的內心世界，壯族作家凡一平的《韋旗的敬老院》彰顯了人性的溫暖，退休的警察韋旗一生中抓捕了很多罪犯，也見識了人間的悲苦冷暖，他退休後辦了一家敬老院，這裡既有出獄的年邁的罪犯，也有被害人的親屬、罪犯的父母等等，老人們的內心世界孤獨而躁動，甚至出手圍毆了韋旗。韋旗非但沒有放棄，還總結了失敗的原因，給予老人們更多的關愛和尊重。

侗族作家龍思韻的《鵬鳥》是一部都市題材小説，確切來説是深圳的城市書寫，作家設置了一對青年男女的婚戀故事，男方是在深圳出生的“深二代”，女生則是從外地來深打拼，除了生命個體的虛無感之外，還有兩人之間自然的戀愛被裹挾了某些更加宏觀而世俗的東西，讓人無法脫身。

苗族作家戴小雨的《公雞喔喔叫》關注的是一個較為封閉傳統的鄉村社區裏留守老人和女性的生存狀態。作家通過這一中篇小説，描述了隔壁兩位留守老人之間的劍拔弩張、留守老人和兒媳之間的矛盾、外鄉人和當地村民的緊張關係。最終，內心苦悶的兒媳帶著對外界的嚮往和離開鄉土社會的決絕，隨著外鄉人遠去，而留守的老人們繼續忍受著孤獨和憤慨。作品還塑造了典型的“外來者”的人物形象，更加襯托出在地的老人們的無奈與感傷。

維吾爾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是一位優秀的雙語作家。其新作《他人的篝火》是本年度《民族文學》上刊發的為數不多的長篇小説之一，帶有鮮明的個人寫作風格。他這部較為日常口語化的作品取材相當豐富，維吾爾族的俗語被靈活地運用其中，另外，維吾爾族文學中對魯迅作品的接受，維吾爾族文學作品的翻譯，新疆各地的地方性知識，以及對於文學、歷史的認知均被收羅其中。

彝族作家段海珍的《封山》以民族志式的書寫介入到少數民族鄉村的日常生活現場。在《封山》中，作家設置了一個矛盾的現場：古老的鄉村傳統和外界的伐樹産業侵入之間的衝突。彝族有著獨特的生命觀和自然觀，“祖靈”是這個族群傳統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個向度，小説中的主人公出身於畢摩世家，當外界商業化的伐樹産業造成山裏綠色的消失和連續的乾旱時，他只有為樹木招魂：“他夢見他和爺爺羅天才去給山下的主家招魂做法事。爺爺讓他扎了草狗和草鬼，他熟練地一一用牲禮敬獻了祖神和各路神靈。祈求他們保祐主家健康平安。敬獻到樹神的時候，阿波羅天才對他説，羅應山，你長大了就是我們梨花坳的大畢摩，你要守護好屋後的這片大山。大山是我們老祖先的祖靈地，我們老祖先死後的魂就住在松樹林裏。我們的小松樹是有魂的，所有的樹都是有魂的。樹有樹魂，人有人魂。樹的魂不在了，人的魂就沒有地方居住了”。

在傳統和現代性之間：以藏族題材小説為例

本年度《民族文學》刊發了一系列藏族作家的小説，我將這些小説集中在一起進行對比，試圖以藏族文學在當下的發展和多元化創作為例，窺視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的創作走向。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藏族當代小説具有鮮明的現代主義文學特徵，比如扎西達娃、萬瑪才旦等作家的創作。藏族作家雍措則在本年度發表的小説《深海》中延續了藏族小説的現代主義風格走向。作為康巴藏族作家群的青年作家，雍措近年來的寫作經歷了不斷的轉型，從《凹村》到《深海》，她逐漸隱匿了個體和族群色彩，而是走向了關於現代性的思考。一場在小酒館裏毫無意義卻一直延續下去的對話成為敘事的主體，不免讓讀者聯想起《等待戈多》這樣的荒誕主義美學，而這部小説充斥的意識流書寫又將話題指向更加深遠的關於人類生存狀態的探索。當然，與此相似的還有毛南族作家譚自安的《請你進來坐一坐吧》和回族作家馬碧靜的《大魚》，《請你進來坐一坐吧》全篇僅僅關注了一對男性鄰居的日常起居，採用意識流和寫實交叉的手法進行書寫，實則折射出這個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交往的異化和共情。《大魚》則是對一群因拆遷一夜暴富的青年人在一場漫無目的的聚會中的對話進行白描，從而折射出其內心的虛無。

回到藏族小説的書寫，一些作家將目光投向更加寫實的藏族地區的日常生活，其中不乏普世性的悲歡，也穿插了較為濃郁的藏族民俗。比如龍本才讓的《一條溝，兩眼泉》合理運用了大學生返鄉等極具時代感的素材，描述了一對藏族青年男女的愛情故事。主人公是一個外出求學的藏族青年，在畢業後回鄉擔任了小學藏文老師並遇到了心上人，他選擇的對象，不是傳統意義的門當戶對，而是與其同齡，但中途輟學的女孩，並且已經有了一個孩子。婚事顯然遭到了全家人的極力反對，但他依然堅持了自己的選擇。原本平鋪直敘的故事融合了家族史等元素，顯得更為跌宕起伏，比如男青年的母親在闡述反對的理由時，講述自己的光輝家族歷史：“我曲俄參智家族，是個頭頂上無飛過鳥，腳底下無流過水的。父系貴如金子，母族純似海螺。可你卓果家呢，只不過是個從黃河對岸流浪到此地放羊糊口的，是在黑泉源頭上撒了尿，得惡性黃水病的人。我可不要這類人的後裔！”而青年男女的反抗、內心的思想鬥爭也被作家描寫得淋漓盡致，是一篇較為出色的中篇小説。

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藏族作家的小説中還出現了一系列較有特色的女性形象：班丹在《索珍提親記》中塑造了另外一類母親的形象，同樣是為兒子的婚事擔心，她馬不停蹄地四處到府提親，可是現實和她的想像相差甚遠，與她和族人對年輕一代婚姻的設想似乎完全背道而馳，藏族傳統婚俗受到了來自外界的巨大衝擊，而索珍還對此一無所知，在一次次的受挫和碰壁中，她完成抑或説是經歷著關於現代性的想像——“去城裏”，這樣她的兒子才能更容易找到婚姻和歸宿。在洼西的《太吉梅朵》裏，作家從一個藏族兒童的視角出發，講述了一個藏族鄉村女教師的半生與出走，頗有意味的是，小説直面現實的個體困境，有大量的風物和心理描寫，以此消解了作為常見的鄉村教師題材小説的敘事風格，而塑造了一個更立體的人物形象，梅朵並不是一個完美無私的形象，而是有著自己的慾望與無奈，她曾試圖改變自己的身份，但最終還是服從於命運的安排，在遠方度過暮年。

不難發現，藏族作家們在描述民俗傳統和現代性的時候，通常會選擇兩種不同的路徑：空間的移動和時間的流轉。比如，尹向東在《醉氧的弦胡》中構建了一個二元對立的情境：在成都和草原之間，藏族老人是如何實現日常生活空間的轉換？在草原，昔日的貢布是一個英雄般的閃光形象，而在成都，他卻不能習慣城市的生活，依然心繫原鄉，最終還是返回了草原。這樣的敘事顯然是空間的移動，“草原”本身則成為理想化的、民俗傳統完整的實體。而澤讓闥的《新桃舊符》，設計了一個在城市工作的藏族三口之家，他們在縣城機關單位上班，女兒看迪士尼的動畫片，是充分接納了現代社會話語的藏族家庭。作家圍繞這樣的場域，描繪了一群試圖延續著傳統的民俗生活的親戚朋友的觀念變革。比如，來家裏訴苦的舅舅舅媽，為女兒的婚姻操心，兩人各執一詞，一方堅持“傳統習俗”，另一方則看到了社會的變化，比如“母乳錢”“舅舅送親”等習俗是如何演變的；而另外擅長“十三戰神”祝酒詞的叔叔則感慨在鄉村生活的變遷：“看著祖輩留下來的土地變得荒蕪，長滿野草灌木，心裏也不好受。牛馬牲口成了累贅，接二連三全都賣了。沒有莊稼，就沒有飼料，很快連豬都沒辦法喂了。可笑的是，每次上神山，我們還念那些古老的祈禱辭，祈求神靈保祐六畜興旺，可家裏就剩一條看門狗了。有些人家現在連狗也不養了。要不了多久，恐怕村寨裏連狗叫聲都聽不到了”。

何延華的《拉姆措和拴牢》描寫了一對並沒有血緣關係的女性相依為命的故事，弟妹拉姆措嫁過來的時候，並不知道大姑姐拴牢精神有問題，她很快就接受了這個殘酷的現實，丈夫長年在西藏打工，她獨自承擔了這個家庭的重擔，決定帶拴牢去附近工地打工，攢錢給她治病。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拴牢用生命救了她。拉姆措是一個樸實的藏族婦女，不僅關心如何掙錢養家糊口，在她目光所及之處還有更廣闊的東西，比如對自然的敬畏。這部小説不僅體現了藏族民眾對於生命輪迴的認知，還體現出其自然觀念，即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意識。因此，多樣性的心理描寫是這部小説的亮點之一。

創作風格十分突出的，還有本年度《民族文學》推出的玉樹作品專輯，其中小説類包括藏族作家秋加才仁的《遺失的故鄉》和白瑪的《棕色的白馬》。當代藏族文學中，“行走”的主題十分常見，《遺失的故鄉》也是延續了這一主題，以主人公週游草原為主線，“那個下午太陽溫暖地照耀在草原，我朝著遠方開始自己的征途，對於遊牧人行走荒野般的草原是天生的特長，面對茫茫草原從來沒有覺得恐懼和勞累。”這樣的遊蕩是浪漫主義的，也是對草原的熱愛。並且，主人公是經受過藏族史詩和經文熏陶的，在他的學習中，“格薩爾王的經歷讓我感覺到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更精彩，這是由住在天上的神靈，天空的年神，地上的山神，讚族，水裏的龍族和人類共同構成了這個複雜美麗的世界。”這部作品偏向散文化的敘事，看似漫無目的的行走，其實指向了藏族對於自然和世界的思考。並且，很多私人化的體驗穿插其中，比如寫到男主人公身體的慾望，關於溫泉的體驗等等。

白瑪的《棕色的白馬》中運用了較多的藏族傳統素材，由八十五歲的阿嗡的單方面的口述作為整篇小説的主要內容。當孫女問起過去家族裏發生的事情，她的回憶緩緩展開，講述了一生的經歷與家族內部的愛恨糾葛。總體而言，從藏族題材創作的豐富性和多元化，就可以窺視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多重面向，也在相當程度上揭示了少數民族作家們在族群傳統和“現代性”之間遊走的多元創作走向。

當然，在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語境下，還有很多新問題需要注意，例如，少數民族小説題材的多樣性同樣與作者代際的多元化相關，有很多80後、90後的青年創作者加入創作隊伍之中，在題材的選擇上既有宏大敘事的面向，也有私人化經驗的可能性。另外，“流動”在全球化、現代性的巨大洪流衝擊之下，始終在新世紀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作為一個大的命題出現，在本年度的小説作品中也不例外，正如前文所言，在少數民族作家的選材中，我們不難發現，紛雜的人物形象中，既有離開族群和村寨走向遠方的“出走者”，也有闖入村寨的“外來者”，還有更多的離鄉後歸來的“返鄉者”，第三類“返鄉者”的形象則是以往少數民族文學中較少（至少不曾大規模）出現過的，而在本年度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的人物形象作為曾經出走現在意圖或者已經“返鄉”的形象出現，結合當下的時代語境，這也是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新興題材之一。總體而言，本文只是對2020年《民族文學》刊發的小説進行的縱覽，而本年度少數民族小説創作也有著更加廣闊的場域，還有待讀者發現與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