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考古青年：用青春年華追求考古學的中國特色

奔向田野、叩擊遠古文明大門的考古青年，立志用美好的青春年華，追求考古學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人生的寶藏，就在考古的田野裏

【聚焦·考古青年】

他們的眼睛非同尋常——那是代表當今人類，看到先人遺存的第一雙眼睛。

他們很年輕，卻天天與人類社會最古老的事物打著交道。他們擁抱科技與時尚，卻心甘情願舍城市之繁華而取山野之寂寥。他們面對的是殘垣斷壁、磚石瓦礫，卻能從中解讀出無窮的奧妙。

他們是考古青年。別人眼中的“酷炫神秘”，他們早已習以為常。

“我們研究人類的過去，定位人類的現在，服務人類的將來。”考古青年這樣評價自己的事業。

背上行囊、走向田野，考古青年似乎離人群焦點有些遠，卻是離人類歷史本源最近的人。他們用雙腳丈量廣袤中國大地，用雙手拂去歷史塵埃，為滄海桑田撥雲見日，為往聖絕學承上啟下。

上下求索  考古青年的浪漫主義

談到與考古的結緣，考古青年們十分坦誠：有的是因為一顆好奇心，有的是因為機緣巧合。不論出於何種原因入了此門，選擇從事考古事業的他們，都將考古作為自己的一生所愛。

“我從小常在野外玩耍，喜歡無拘無束的感覺。當時志願裏和野外工作有關的除了地質就是考古，我報了考古。”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王永強説，他對考古專業是“一見鍾情”。

在他看來，考古的神秘正是其美妙之處，激發著他的求知欲。一點點揭露未知文明，解開一道道謎題，成為他源源不斷的動力。2015年，他主持發掘新疆尼勒克縣吉仁臺溝口遺址，找到了中國最早的用煤遺跡，將中國使用煤炭資源的歷史最少上推千年。“這種滿足是普通人無法體悟到的，跟小孩子得到一塊糖一樣，甚至比糖還甜。”

當然也有不少人是“誤入桃花源”——被調劑到考古專業，經歷了迷茫，最終對考古“日久生情”。“説實話，當初考古不是我的第一選擇。”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陳大海坦言，“可後來，一切積極因素在我求學和職業生涯中萌發。”

作為被調劑來的學生，陳大海慢慢體會到了這份“偶然”帶來的幸運。他本科就讀于南京大學，南京這座六朝古都的人文環境，讓他對考古産生了濃厚興趣。“考古透物見人，是穿越時空無聲的對話，這深深吸引著我。人類既對未來好奇，也對過往好奇，它是一種本能，而考古就是沿著人類的這一本能不斷往前追溯。”陳大海説。與考古相伴，這位來自農村的青年慢慢尋找到興趣、自信，乃至人生使命。畢業後，他留在了南京，14年間，始終奮戰在考古前線。

上下求索，這是考古青年的浪漫主義。在他們眼中，考古是一門“缺憾”的學科，收集古人留下的殘缺資訊碎片，復原歷史整體，如同管中窺豹，具有不確定性。想像與實證的交互，一次次刷新著人類對自身的認知，也是追尋者的樂趣之源。

“收集實證、分析、得出結論，然後新證據出現，結論得到證實或被推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助理教授鄧振華説，這一過程痛苦又甜蜜。

鄧振華的研究方向是植物考古，關注水稻的馴化史。此前，河南八里崗遺址發現了當時最早的馴化稻證據，距今8500年。他曾認為，長江下游水稻的馴化基因或許源自長江中游。意外的是，近期他在與浙江義烏合作的一項研究中發現了距今9000年的馴化稻。這不僅暗示了長江下游內部不同區域間水稻馴化過程的差異性和複雜性，也讓他不得不重新審視稻作農業起源的模式問題。

“結論被推翻，當然會有挫敗感，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好事，讓我們不斷修正結論。證實或推翻，不論是哪種結果，我們一直在前進。”鄧振華説，“對未知的推理，足以吸引一群人。”

躬身田野  性格裏都有泥土的芬芳

“我們的性格裏都有泥土的芬芳。”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敏這樣形容考古人。

田野發掘調查，是考古學最基礎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和工作內容。一柄手鏟、一個背包、一本記錄冊、一方黃土，是他們的工作常態。考古界有一個基本共識：第一次下田野是考古學生的分水嶺，他們會在這裡決定離開，還是留下——離開是因為苦，留下是因為其心彌堅。

“田野工作有兩功，站功和蹲功。”張敏介紹，工人去土時，得站在旁邊時刻盯著，一旦出現現象要立刻抓住；清理文物只能用手鏟和刷子，太陽下一蹲大半天。更難忍的是野外危險的自然環境和艱苦的條件。田野不改其苦，他們不改其樂。

2012年，張敏在廣州南澳島的山林中做田野調查，傍晚時他迷路了。沒有手電，靠著對講機，他連滾帶爬走了4小時才走出山，衣服被剮爛，眼鏡也丟了。“我為什麼要來搞這個？”他不禁問自己。第二天，他“吃了點好的”，便忘了昨晚的恐懼，只覺得調查“收穫頗豐”。

對田野經歷刻骨銘心的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汪盈。一個北京姑娘，本碩學的是古建築，沒下過田野，這樣的她曾被人質疑“幹考古你不行”。

2009年，26歲的汪盈進入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第一次田野工作被派到河北讚皇參加南水北調工程搶救性發掘項目。那年正逢特大雪災，大雪封村，村裏沒有取暖設施，物資極其緊張，甚至連自來水都沒了。但考古隊的工作沒有停。

“有一天，我手上特別癢，整個手又紅又腫。我説怎麼冬天還有蚊子啊？”汪盈像講笑話一樣講著當時的情景：“同事説，哪有什麼蚊子，這是凍瘡。”

這樣的苦“勸退”了很多人，但不包括汪盈。現在的汪盈已是考古領隊，長期在內蒙古赤峰遼上京遺址進行發掘工作，曾經質疑的聲音如今變成了鼓勵和肯定。她把田野看作考古的“生命線”，“只有在田野中才能得真知”。

今年，在遼上京寺院遺址的發掘中，她和團隊發現了疊壓在同一夯土臺基上的三次不同建築柱網磉墩遺跡。“金代對遼上京進行了大規模改建，因此遼上京始建時的樣子在地下。如果不親身參與到發掘工作中，是看不到這一層的。”汪盈説。“優秀的學者起于田野。做好田野基礎工作，研究才能做得紮實、走得長遠。”

接續文脈  在歷史坐標上鍛造中國氣派

公眾看待考古，往往帶有一層傳奇色彩的“濾鏡”。“考古就是挖寶”這一誤解曾風靡一時。

作為專業考古工作者，他們始終明白，考古的價值不在於挖到多精美輝煌的“寶貝”，而是發現珍貴的歷史線索、文化密碼。“重要的是資訊，而不是物品。”江蘇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朱曉汀説。

初入行的朱曉汀也曾有過“挖寶”心態。剛工作時，她覺得每次野外發掘就像“奪寶奇兵”一樣有趣。隨著經歷豐富，她發現“挖寶”只是少數時候的運氣，更多的是“啥也沒有，只有沙子”。“原來，挖寶不是考古的目的。我們要避免抱著這樣功利的心態看待考古挖掘工作。有時即使是殘破的陶片，也是巨大的收穫。”她説。

在考古發掘中，出土精美的文物，每個考古青年或多或少都遇上過。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許志強對一次發現記憶猶新。2012年，他負責發掘的一座明代墓葬，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青花梅瓶。梅瓶之精美讓許志強和同事驚嘆。

“看到梅瓶，大家都很興奮，但過後，依舊要回歸客觀理性。”許志強認為，文物作為研究對象，精美也好殘破也好，都是歷史文化的符號。“要克制自己對精美的執著，否則可能會走上歧途。”他嚴肅地説。

從事考古，他們對文物有著特殊情感，這種情感純粹而淡泊，與佔有絲毫無關。他們更願意做一個守望者，站在歷史的坐標上守望文明。

而這一過程常常是在和時間賽跑。

張敏在工作中遇到過很多墓葬，一打開，發現裏面已經被盜空。沮喪的同時，更多的是惋惜。“如果它們能保存完好，即使我不來發掘研究也行啊！”他感嘆。

對於基層考古研究單位而言，很多考古工作往往是配合城市建設進行搶救發掘，時間有限，工作繁重。“這樣的工作是一次性的，沒法推倒重來，必須又快又精細，防止出現遺憾。”許志強説。

來自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的考古女孩顧寒梅形容考古發掘是“腦子始終在轉，手始終在動”。為防止出現遺憾，她不斷鍛鍊著自己的思維能力和動手能力，不斷擴大視野，在實踐中完善知識體系。

他們奮力奔跑，只因為這些是屬於全人類的文明記憶。解讀，並把文明傳承下去的使命擔在他們肩上。許多人為這份情感與責任，無言地付出著、堅守著。

長期在外考古，與家人聚少離多，註定是孤獨的修行。一位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報告的後記中寫道：“我不滿10歲的女兒承諾我在家連續住10天就給我發‘綠卡’，這張‘綠卡’我一直沒有得到。”

德不孤，必有鄰。令人欣慰的是，現在，他們有了越來越多的同道者。隨著近年來考古學科與公眾的互動與日俱增，人們揭開了它神秘的面紗，了解了它的科學性和寶貴价值，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學習從事考古專業，文物保護也逐漸形成大眾共識。

今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總書記的囑託，開啟了中國考古學新的機遇，振奮了無數考古青年，在他們的心中種下了高遠志向。

“考古學關乎中國歷史，關乎文化自信。它是公益性的工作，更是名垂青史的事業。大力發展公眾考古，傳播傳承中華歷史文化，是我們努力的方向。”陳大海説，“如果人生重來，我還會選擇考古。在這片廣闊的田野上，能夠尋找到詩和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