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裝臺》：人民倫理和底層經驗的藝術表達（楊輝）

人民倫理和底層經驗的藝術表達

——評電視劇《裝臺》

經過較長時間的精心籌備、拍攝、製作、修改，甚至一度擬定名為《我待生活如初戀》，電視劇《裝臺》最終恢復原名，在央視熱播。這一部改編自茅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作家陳彥的同名長篇小説的電視劇，也在多重意義上嘗試既保留原作的精義，也有基於新的藝術形式的再創造。它仍以底層普通人諸種生活困難為基礎，表達他們置身其中的煙火漫卷的俗世生活和世態人情的種種變化，自複雜細微處，呈現他們的興衰際遇、喜怒哀樂和悲歡離合。但即便必須面對種種具體的生活困難，他們的精神卻並不頹然，而是內蘊著一股向上的力量。創作者著意強化原作本有的友愛、同情和溫暖，且以藝術表達的輕逸轉化了以刁大順為代表的裝臺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從而有著輕喜劇的風格，整體格調明快，精彩處叫人捧腹。但從喜劇表現的背後，仍然可以意會到原作者對生活和生命的更為深入的思考，理解作者以裝臺人為典型，書寫時代和更多人的命運的宏闊志向。

《裝臺》的一個重要的“發現”，是將鮮為人知的裝臺群體推到了藝術世界的舞台中央，讓他們以自身的經驗講述普通人的生命故事。刁大順從事著為劇院裝臺的工作，他的口頭禪是“咱就是個下苦的”，就是為他人搭臺，讓主角唱戲。裝臺也是藝術，不單是戲劇藝術整體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生活藝術的重要內容。在廣闊的生活世界中，我們都是在為他人裝臺，因此為時代和社會貢獻一份力量，也都是自己世界的主角，完成著個人作為“歷史中間物”的社會和家庭責任。刁大順帶著一幫兄弟起早貪黑、勤勤懇懇，努力為家人謀求即便普通的生活。每個人各有其愛憎，有他們的價值堅守和奮鬥的目標。他們對人生的希望願景也並不複雜，努力過上簡單的幸福生活是他們的共通處。但具體的生活卻並不輕鬆，大女兒刁菊花年過三十仍然待字閨中，心理多少有些扭曲，見不得父親的“幸福”生活，故而時時處處與刁大順為難，成為刁大順必須面對卻無從紓解的家庭難題。為了維持生計，他還需要多方攬活，承受艱苦的工作之外報酬時常難以拿到的無奈。但即便是這樣一個普通人物，身上仍然秉有一種正大氣象，他堅信不論生活如何艱難，人皆需安守本分，相信以誠實勞動安身立命是不可動搖的基本生活原則，他渴望擁有一個普通的、溫暖的家，能夠在每日的艱苦勞作之後吃上一碗熱騰騰的飯，也希望女兒能有一個好的歸宿。因此，即便起早貪黑、艱苦勞作，他從無怨言，面對來自生活的種種壓力，他以隱忍的、樂觀的態度逐一化解。這部作品因此意圖表明，即便最為普通的生活，也有因希望而生的幸福和美好；哪怕最平凡的崗位，也能發揮個人的價值從而完成其之於時代和社會的責任擔當。刁大順內蘊著的勃勃的生氣和朝向未來的向上的力量，也感染著他周圍的同事和朋友們，激勵著大雀、猴子等人努力承擔個人責任，去追求平凡生活的平凡幸福。

《裝臺》是繼《一仆二主》等作品之後，張嘉益和閆妮合作的又一部表現家庭生活的作品。不同於《一仆二主》對成功人士情感生活的細膩表達，《裝臺》中的刁大順和蔡素芬，皆為平凡世界中的普通人物，他們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其中當然不乏悲涼和教人心酸之處，但仍然內蘊著一股精進的、向上的力量。刁大順即便面臨生活的不斷磋磨，面對工作和家庭剪不斷理還亂的接二連三的困境，仍然勉力承擔個人之於家庭和社會的責任，充分説明其價值堅守和倫理承擔的時代意義。張嘉益、閆妮的演出也可圈可點，既貼近日常生活真實，也在舉手投足之間，體現出普通人物內在的精魂和細膩豐富的情感。可以説，他們為影視作品中對普通人物生活狀態的藝術表現，提供了又一具有典範意義的重要形象。在以刁大順為主線詳細展開並充分肯定有精神堅守的普通勞動者生活的同時，該劇還批評了刁大軍這樣的形象。刁大軍一生不務正業，投機倒把，似乎也一度過得風生水起、風光無限，然而這種劍走偏鋒的生活方式並不能長久，刁大軍晚年風光不再，悄然而逝，也從另一側面説明刁大順之人生觀念的價值所在，説明成千上萬普通人平凡生活的不凡之處。

為了更為充分地釋放原著本有的以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和同情化解艱難生活的沉重和彼此心靈隔膜所致的世情的涼薄，編劇特意強化了“喜劇”的成分，力圖以生活的輕逸化解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讓原本沉重的生活進行曲能夠奏出喜劇的輕快之音。故而濃墨重彩地強調各個人物內涵的喜劇特徵，也對當下戲曲的狀況做了藝術化的處理——劇中所敘述的戲曲的不景氣，與當下現實並不完全相符，而是多年以前曾經有過的短暫的困難期。刁大順在處理種種生活困境時所秉有的以柔克剛，以“喜”制“悲”，舉“重”若“輕”的特點，既足以化解現實的種種具體的矛盾和困難，也可以充分彰顯個人內在的堅鋼不可摧其志的精神的堅韌。蔡素芬的隱忍張弛有度，亦足以呈現其豐富複雜的情感和內心世界。作為裝臺隊伍的中堅力量，大雀敢為人先，不計個人利害，也予人深刻印象。而墩子的情感經歷雖並不複雜，但仍然體現著這一類人物的生活祈願的藝術化實現。宋丹丹、秦海璐雖戲份不多，但均有堪稱出彩的表現。秦海璐所飾演的演員敢愛敢恨，不受世俗觀念的約束，克服種種困難與憨厚老實的墩子結合，雖屬“戲筆”，卻足以表現生活的另一種複雜的面向。鐵扣及其夫人等等人物，亦有讓人深思的意涵，表現著圍繞刁大順的裝臺隊伍的另一種生活和生命狀態。它們在劇中交互影響，共同呈現著底層生活百味雜陳的多樣特徵，有著溫暖人心的藝術力量。

如原著小説一般，該劇也在以裝臺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表徵底層生活基本特徵的同時，傾心於書寫他們對生命價值的堅守和內在的歡悅，他們無疑是支撐社會結構的龐大“底座”，體現著一個群體的生命的堅韌和精神的穩固之於時代和社會的宏大意義。刁大順和他的兄弟們的生活和命運遭際，似乎可以極為方便地被納入底層書寫的譜係加以評判。但如原著作者陳彥的觀念，該劇也努力呈現另一種底層形象，他們無需來自外部的悲憫和同情，也不依賴所謂的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的意義判定方式，而自有其價值，自顯其意義。這部作品也因此成為人民倫理藝術表達的重要嘗試，其中人物雖身處底層，卻矢志不渝、初心不改，即便面臨種種生之艱難，仍然以能吃苦、肯背虧的精神勉力完成個人之於家庭和社會的責任。刁大順的工作是平凡的，他的生活遭際、情感起伏也可以表徵同樣的平凡人物的生命狀態，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似乎也缺少震人心魄、波瀾壯闊的大起伏、大悲喜，但他們仍然秉有內在的價值和尊嚴，仍然以普通人所從事的普通工作而企及不凡和偉大。他們是社會並不沉默的大多數，也將會因《裝臺》這一部作品的熱播而有力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裝臺》是陜西人創作，在陜西拍攝，也主要由陜籍藝術家演出的陜西故事。其所著力呈現的是富有濃郁地方特色的日常生活，瀰漫著獨特的況味和濃重的煙火氣，有著極強的“辨識度”。劇中不但頻繁出現西安城具有地標意義的大雁塔、鐘樓、城墻等等，也比較豐富地展示了西安人的日常生活狀態，對西安美食的介紹尤其引人注目。這些意象即便偶然一現，但和城墻、秦腔等等一起，營構了陜西文化的濃厚氛圍。刁大順們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演繹著個人、家庭和群體具有共通意義的生活和生命狀態。這是真正的“陜西故事”，是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積澱且形塑的獨特人格的自然呈現，不獨可以表徵陜西人的生命狀態，亦可指稱民族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徵。他們生活在這裡，吃泡饃、吼秦腔，也在秦腔經典劇作中獲取橫亙千年、不曾退隱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們大氣、實誠，表面的隱忍背後，實有骨氣、硬氣，屬民族精神生生不息之力量的藝術表達。觀看這一部劇作，如不意會於此，則其複雜豐富的意義會減損不少。值得一提的是，或因藝術形式的差別，該劇重心與原著略有差別。是故，拿長篇小説《裝臺》做參照，去在兩個略有不同的世界中體味刁大順們酸甜苦辣的百味人生及其獨特的生命經驗，便成為該劇“正確”的打開方式。

（作者：楊輝，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陜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