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區的拆遷糾紛，近期鬧的沸沸颺颺，習慣於個體創作的藝術家們，在權益遭到侵犯時團結起來進行了各種維權行動。在面對層出不窮的激烈問題時，國家法律凸顯出了很多有待改進和完善之處。同樣，在面對層出不窮的激烈衝突時，開發商、執法人員的很多問題才真切的顯露在藝術家們面前。 肖魯在北京008藝術區的“解決”展上，展出了她的海報。這張海報一目了然，把她個人的愛恨情仇與面對藝術區拆遷時的政治意識融為一爐。八九現代藝術展上，肖魯對自己的裝置作品《對話》開槍，據她所言，是因為對男女情感的困惑。但這個本來很個人化的作品，因為當時所處的特殊政治環境，被闡釋、定性為具有濃厚的政治性。多年後的開槍，也就是這張海報中所使用的開槍圖片，是她因為愛情關係的破裂而訣別的宣誓。但這張主要關乎個人愛情糾葛的圖片，與“藝術維權”的紅色標誌並置時，槍與刀結合了起來，置入了藝術家們維權的具體語境中，如同當年的《對話》般被賦予了濃厚的政治意味。 但在維護利益時，如果希望自己的行為能産生長期的良性後續效應，在批判對方的同時，也需要反思自身利益訴求的合理之處和不合理之處。如果只是根據自身的利益來選擇立場和行動方式，在性質上其實與自己的對手是相似的。這時，幾股力量間的衝突，本質是強權的角力，無論戰勝方或落敗方，都不佔據公理。仇恨的激化，只能導致新一輪衝突的蓄勢待發和更為狂暴的角力。 極端對抗方式，只有處於極端情境時才不得不採用，但它顯然不宜提倡，更不宜頻頻催化和泛化。將一切糾紛激化為不可調和的衝突，將衝突上升為政治衝突，並將解決的方式唯一化為鐵血暴力，可能會讓糾紛在當下獲得立竿見影的解決。但在解決的同時，也讓仇恨一步步滋生、蔓延和凝固。在苦心積慮的角力時，無論任何一方的勝與敗，其實雙方在面對彼此時，都在內心深處充滿冰冷黑暗的絕望。如果認為這是當下的無奈現實，是否需要進一步設想：未來該如何面對？一方面要冷靜思考：“生活”如何對待人；另一方面，是否也需要冷靜思考：人如何對待“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