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中國

王海川: 記憶、生態與本質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07-29 11:17:24 | 出版社: 中國當代藝術基金出版社

 
筒子樓
 

趙子龍(以下簡稱趙):你的畫面中出現的筒子樓、花園洋房以及園林,的色彩都比較單一,為什麼?

王海川(以下簡稱王):可能更多地是為了感覺中國傳統精神與當下的關係。我認為藝術就像生活一樣,從本質上出發,越簡單越好。當很多東西去掉以後,剩下的就是精神性的東西,也就是本質。我的繪畫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個人也在一直思考生命的本質。我最早畫的是地中海、西班牙、美式風格的高檔小區,這可能是現代生活的一種表徵,但你會發現這種形象裏面有非常“不自然”的感覺。人很容易陷進這種現代化的潮流中,放棄原本的文化生存以及原本的文化思考,從而使得現代人處在一種“無根”的狀態。現代的事物固然有很多合理的部分,它符合我們此時此地的生活;然而同時全面的拋離過去又使得人們的生活無所適從。此外,我的繪畫涉及的是一個集體記憶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從我們的歷史中找到什麼。比如筒子樓,每個窗戶都有故事。它不僅僅是一種再現,而是承載了我們那個年代的生活狀態和生活氣質。當時的鄰里關係與今天完全不一樣,那時哪家炒回鍋肉,哪家發了獎金把陽臺用瓷磚裝了一下,大家都清楚——那種鄰里關係中有人和人的關係中很美好的一面。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現在越來越難以善待我們的歷史。出於某種情結,很多藝術家在涉及歷史的時候,內心充滿了哀怨和憤懣。我的感覺是,我們的過去雖然有灰暗的一面,但是也有溫暖、快樂、柔軟的一面。今天的人仿佛特別歡迎我們去控訴,但如果我們內心足夠真誠的話,我們會知道過去的日子裏有我們的生命。我試著在畫一些帶有歷史色彩的圖像時,去掉那些情緒化的東西,看看剩下的是什麼,我認為那可能就是我們真正的“過去”。

趙:與其説你關注的是現實生態,不如説關注的是精神生態。

王:是的。比如《人工林》。大家認為人工林是綠化,綠化就是改善生態,但我認為這是個誤解。人工綠化僅僅是生態的一個表像或者環節,並不能真正解決生態問題。日本的森林覆蓋率是70%,但每年三、四月份,花粉四處蔓延,20%的人都會患上花粉症,而若干年前並沒有這個病。花粉症的原因就是因為人工林。日本的建築大部分是用木頭,所以大量的種植人工林(以一種杉樹為主)。在一個和諧的生態裏,林子是需要和其他的樹一起共生的,但是人工林裏邊沒有一根雜樹,有雜樹全砍掉。我覺得這是對自然生態的一種畸形塑造,所以引來了自然對人的報復:花粉實際上就帶有侵略性,報復性。中國現在也在大面積植樹造林,只是中國短時間內不會出現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人類存在著一種對物質的需求,而並非發自內心的想去愛這個自然,這不是“和諧”的概念。就像我們現在需要水泥,所以水泥就會大量出現,但水泥可能是兩三百年也不能還原成土。最近我們感覺天氣反覆不正常,為什麼會這樣?再比如三峽工程,到底是不是需要這種方式,會不會對氣候及生態産生重大影響,這都是問題。“和諧”是一個整體而持久的概念。如果把地球看成人的身體,那麼我們要用中醫的整體理念來調養和恢復,但是今天我們採用的是一種類似于西醫的“植皮”“毛髮移植”的理念。另外我們為什麼會如此急切的發展?我們的發展到底是為了什麼?我覺得首先要解決這個問題。

 
人工林
 

趙:你認為我們的理想居住狀態是什麼?

王:本質上還是回到一個中國化的狀態,也就是一個和諧和包容的狀態。我去過陜西的窯洞,當地的居住結構是非常好的:生活的建築結構、鄰里的關係、交通組織,關係是非常密切的,現代的商業也完全能夠加進入,那種結構是更適合中國傳統的一些東西。“建築”本質上是居住,同樣也是家庭聚會最重要的一個場所——人與自然的關係為基石之上建立起來的人與人倫理關係。而我們現在的單元樓、單元房顯然是不能滿足這個要求的,現在我們鄰里之間的關係完全是一個擺設。

趙:你的畫面感覺很虛,偏冷。

王:面對前面説的那些問題,我有一種“逃逸”的情結。我的畫面是一種逃逸方式,畫面的內容也是一種逃逸。

趙:那你是怎麼看中國的“隱逸”傳統的?

王:隱士文化一方面是一個傳統——隱士不得志之後的何去何從。“志”就是自己的理想與現實結合,實現個人價值。但是往往很多人不能得償所願,然後就有歸隱之心。實際上現在商業社會的進程中,能通過商業現實來實現自己全部人生理想的人,非常的少。我自己也從事過商業,後來發現很多理想無法通過商業來實現,所以我今天在這裡繪畫,其實也是一種“隱”。隱逸文化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説,也給知識分子提供了另外一種自我完善的途徑。一旦生不得志,也不必心如死灰,而是依然有向善的、體現生命價值的可能。這實際上是中國人心胸豁達的一種體現。“獨善其身”實際上不是逃避和虛無,反而特別適合一個浮躁的時代。當下中國社會是一個建設期,“建設”最重要的是從個人做起,從個人做起首先要“自善”。

 
人工林二
 

趙:談到“自善”,你畫的那些樹林對面,就是你畫的菩薩像,這個很有意味。這是否預示著你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向?

王: 本來我的作品中很少出現人物。但我去麥積山看了北魏的造像之後,深受震撼。當時有一種性衝動在裏邊,那種性衝動實際上是無對象的,就是感覺當時整個大腦完全一片空白,它已經超越了我們傳統意義上説的“生理反應”,它是一個更高境界的“精神反應”。我們看以前古人些巫山神女,寫洛神,寫“神交”,我覺得就是這種感覺,很奇妙。從形象上來看,這個佛像既不像女性,也不像男性,它是非常中性的,但是又那麼完美,可能所謂和諧就是陰陽調和,中和之美。事物一旦不偏不倚了,就會“正”,就會擺脫因為極端而産生的刺激,就會呈現出本質。如果這是一個終極的話,可能這就是答案。我們必須通過很多“問題”才能到達那個完全荒涼的地方,這個荒涼的地方就住著“神仙姐姐”。這種高度給了我們一個可能的框架,讓我們在現實中尋找,如果夠幸運,就能找到那個中國式的眼神與微笑。

趙:你對生活的態度是什麼?

王:現實生活總是有不如意的一面,但如何以德報怨、和解矛盾是當下中國人應該具備的一種生活態度,這才是真正意義上對生命的尊重。我認為人類最愚蠢的行為是報復。古人説“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做到獨善其身,用個人的言行影響到自己的親人和下一代,這世界自然會更好。對於一個卑微的個人來講,這也就夠了。真、善、美是今天是三個很庸俗的字,為什麼今天變得庸俗,是因為大家都對它失望了。但如果我們相信真善美的存在,它就會存在,人和世界的關係就會很好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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