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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陳逸飛來説，他自己幹的活也好，他派人幹的活也好，只要他不滿意，不論耗資多大，都要重來。
這樣一來，陳逸飛太累了。
陳逸飛太拼命了，到底拼命到什麼程度，很難用文字在這裡描述。
陳逸飛太累了，到底累到什麼程度，來看看他的工作範圍好了。逸飛繪畫、逸飛雕塑、逸飛服飾、逸飛模特、逸飛裝潢、逸飛網站、逸飛影視、逸飛媒體，等等，他做宏觀調控怕是已經夠累，再事事親歷親為，非累壞不可。
人生苦短
有人説，把生活這個詞拆開來看，就是生和活，有道理。有生命的存在，才能好好地活著，才能好好地追求活的藝術。
生命的意義，陳逸飛思考得比我們多。
生命的緊迫，陳逸飛也比我們感受更深。
我接觸陳逸飛發表的談話和文章，他用得最多的成語之一就是那個跟生命緊緊相連的“人生苦短”。我把這看成是陳逸飛對生命感受的高度概括。
陳逸飛在回答張丹關於“怎樣看待人性和宗教”的時候，就曾感嘆過“人生苦短”，希望人們不要去拉扯那麼多閒而無聊的事，趕緊把生活構建得美好一些。
陳逸飛在接受譚璐採訪的時候，也曾感嘆“人生苦短”，説的是他涉足那麼多的藝術領域，而苦於時間不夠用，生命太短暫。
很多優秀畫家涉及面都是很廣，畢加索就玩過電影，玩過陶瓷。現代美術更貼近生活，不該束之高閣。
去做些什麼，也有藝術家的人生觀、價值觀在裏面。我要把我的美術和美育觀念用多種形式錶現出來，這也是我“多動症”的原因。我覺得這樣很有意思，很開心，管別人説些什麼，我又不是為別人活的。而且我現在可以有條件做我喜歡的事，為什麼不做？
人生本來苦短，為什麼不找自己開心的事去做？有些人整天在説懷才不遇。苦思冥想，那太痛苦了。現在是20世紀，20世紀的藝術家與19世紀的處境截然不同。
（譚璐：《六問陳逸飛》，《北京青年報》1997年2月15日）
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文化産業領域的拓寬，他似乎感覺到了年齡越來越大，而要做的事卻越來越多，時間越來越緊迫，真是人生苦短。
節日對我不重要，可以説我每天都在過節或每天都在忙，從這點上有時會對不起朋友，陪他們看電影呀，旅遊呀，對我來説是不可能的事，打撲克打麻將，與朋友一起逛街、聊天，對我來説是非常奢侈的事。人生苦短呀。
（郭晉麗：《與陳逸飛談繪畫、電影、時裝及其他》，《北京晚報》2000年2月6日）
這次陳逸飛用了一個嘆詞“呀”，表明他對“人生苦短”感嘆的加深，或許他在冥冥之中預感到了什麼。
人生苦短，更應該珍惜生命。傑出的人物要珍惜生命，他們的生命本身就是社會的巨大財富，全社會也因此要珍惜他們的生命。
陳逸飛的病逝，引起強烈的反響，引起了很多人的高度關注。人們在感嘆痛失陳逸飛的時候，更多的是反思：如何防止這樣的痛失。
上海市科協常委、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朱榮林在《“不對稱”的陳逸飛》的文章裏，對陳逸飛的病逝進行反思。這裡引出其中兩段，供反思中的人們參考。
才華橫溢的陳逸飛走了，走得那麼倉促。恩格斯在悼念*時説過，死之不幸主要不是對於死者，而是對於生者。這種不幸驅使人們重新評估和認識生命的價值，以及考量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有限生命資源的配置效率……
最近，呼吸道疾病專家鐘南山教授重新解讀了“輕傷不下火線”的傳統道德觀。他認為，為了更有效地上火線，“輕傷必須下火線”。中年骨幹知識分子面臨著三大不對稱，需要加以協調。一是生理能力與心理能力不對稱。中年學者思想、學術進入了人生鼎盛的成熟期，一般説來心理狀態更趨穩健、聰慧、老練，抗波動心態好，敢於接受挑戰性的事業。但中年人的臟器則開始出現衰退跡象，體質適應高強度、大負荷的能力已大不如前。正如一位畫家對陳逸飛超負荷多重角色的評價：“一個輕量級的拳擊手偏偏要做泰森。”事業上的強勢，使陳逸飛已呈騎虎，其結局必然加劇生理能力與心理能力的背離。二是應酬壓力與消受能力不對稱。憑一般規律推測，像陳逸飛這樣如雷貫耳的藝術大師可能少不了各種應酬，儘管據説他平素煙酒不沾。但那種缺乏規律的生活，苦樂不均的飲食，只能適應于而立之年的青年人，對於知命之年甚至於杖鄉之年者，則無疑是一種摧殘。三是來日無多與事業未竟之間不對稱。在陳逸飛獨特的視覺藝術天地裏，其事業的輝煌才頭角初露，可謂方興未艾，但事業無限，人生卻有限。欲在人生苦短的暮年前後完成未竟的事業，必將使自己陷入每天追星趕月的玩命之中。在傳統的價值觀主宰輿論的年代裏，人們讚美這種忘我的獻身精神，而在理性思考的年月裏，人們開始將之視作對事業、對社會、對人生的輕率，人們之所以為名人而驕傲，那是因為他是屬於整個人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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