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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怔，我的手機怎麼會響起來，聲音那麼陌生。事後知道是小孩玩手機，把震動變成了聲響。
“陳逸飛先生過世了！”胡紅一聲音低沉。“啊！”我驚叫了一聲。“很突然！”胡紅一説。“太突然了！”我説。我們都沒有多説就放下電話了。
我放下電話後，對這個消息仍抱有懷疑，希望陳逸飛還在《理髮師》現場拍片。電話打到上海，金克林説：“已經得到消息。”完全是痛惜的口吻，沒法不相信了。“怎麼這麼快！”我説。“是呀，只知道一直是肝不好，怎麼弄出胃出血來！”克林説。“余老師和馬蘭知道消息了嗎？”我問。“還不知道，他們還在美國，我代表他們去送花圈吧。”克林説。
我想，余秋雨和馬蘭作為陳逸飛的好朋友，得到消息一定很悲痛，便想打電話去安慰他們，請他們節哀。電話一直打到夜間，手機一直不通。
20多天前，3月15日，我和余秋雨先生還談起陳逸飛。那天，金克林從上海飛往桂林，我和常劍鈞、劉龍池、裴志勇從南寧驅車到桂林，還有從天津飛過來的俞凡，一同在興安的樂滿地等候從深圳飛往桂林的余秋雨。
余秋雨的大型演講安排在第二天下午，這天晚上只作了一個小型演講並接受記者採訪。熱鬧散去，我們幾位，還有桂林的王志梧，陪同余秋雨在樂滿地的茶廳喝茶。余秋雨問起廣西文學界情況的時候，我告訴他，這幾年比較熱鬧的《英雄》、《十面埋伏》、《尋槍》、《理髮師》、《幸福時光》、《那年秋天》、《真情三人行》、《耳光響亮》等影視作品都是出自廣西青年作家的手筆。“《理髮師》也是廣西寫的？”余秋雨問。“是，凡一平。”我説。“《理髮師》的本子還在我臺上。”余秋雨説。於是説到了陳逸飛。
認識陳逸飛很晚，是在《理髮師》停拍之後。認識陳逸飛，因為《理髮師》，因為凡一平，還因為廣西電視臺的《時尚中國》欄目。陳逸飛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兩度來到南寧，都因為這三個“因為”。
2003年3月27日日記的若干記錄裏，有三條是記錄陳逸飛的。一、凡一平和廣西電視臺副臺長林傑謀，還有編導于小江，宴請陳逸飛，我和胡紅一、東西、黃佩華、常弼宇、黃神彪陪同，廣西日報總編李啟瑞和廣西文聯主席藍懷昌出席。二、贈送陳逸飛《余秋雨的背影》。三、與陳逸飛一起給馬蘭打電話，互致問候，余秋雨當時不跟馬蘭在一起，請馬蘭代致問候。
28日晚，陳逸飛和凡一平去出席電視臺的活動，我沒去觀看。夜餐的時候，又見到了陳逸飛，還是他住的鳳凰賓館。陳逸飛的杯裏是茶，我的杯裏是啤酒，我主動跟他碰杯。過了一會，他舉杯走過來跟我碰杯，告訴我説，凡一平昨晚深夜跟他討論劇本，中間把我歷年來蒐集的那捆關於他的資料打開給他看，那麼多，那麼全，他很感動。再過一會，陳逸飛先回去休息了，我們幾位則跟廣西臺的一批朋友鬧到深夜，肚子裝滿啤酒，喝不動了才回家。
再次見到陳逸飛，還是因為《理髮師》，還是因為凡一平，還是因為廣西電視臺。他一邊出席公開活動，一邊私下裏跟凡一平探討《理髮師》本子的修改，一邊私下裏聽取朋友們對劇本的意見。
今年的正月初七，舉辦《理髮師》重新開拍新聞發佈會，初八陳逸飛就領著劇組的人員正式開拍。我們都在等待這部歷經兩三年的《理髮師》的關機和放映，哪料導演陳逸飛會病倒在拍片的現場。
4月19日，廣西電視臺《時尚中國》欄目邀請一批知名人士舉行陳逸飛先生追思會，參加追思會的大多是與陳逸飛有過交往和合作的人士，都是飽含著對陳逸飛的一片深情來參加的。胡紅一、沙丹、林傑謀等人都表達了對陳逸飛先生的難忘的記憶。在追思會上，我主要表達了兩層意思，一層是上海應該珍視自己的文化名人，死去的要珍視，活著的更應該珍視；一層是我自己眼下還寫不出關於陳逸飛的著作的時候，一定會在一些文章和書的章節論及陳逸飛先生，以表達敬意和懷念。
從陳逸飛不幸逝世的4月10日，到上海隆重舉行告別會的4月20日，文化界處於悲痛的氣氛中，所有關於陳逸飛的電話都是表達悲傷和追思的，沒有人約文章，也沒有人約書稿。
從4月21日開始，連續多家出版社的編輯和負責人來電話，約寫關於陳逸飛的書，五一長假期間還有一位編輯專程從北京到了南寧。我跟他們説，目前出一本追懷陳逸飛先生的書，凡一平來寫最合適，這兩年他與陳逸飛攜手打造《理髮師》，一定有許多東西寫出來值得一讀。便給凡一平打電話，幫助出版社動員他寫書。凡一平每次都對我説，他接到約稿的電話比我還多，他每次都告訴約稿的編輯，要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寫出一本關於陳逸飛的書來，最有可能的是楊長勳，資料最多，準備充分。這樣一來，約稿的重點就轉到我這邊來了，理由是，能寫《余秋雨的背影》，也一樣能寫《陳逸飛傳》。《紅豆》雜誌的黃土路也不斷來電話説，不管你答應為哪家出版社寫，反正你都應該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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