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那天在紐約亨特學院演講，上午一場，下午一場。演講結束時有現場交流，由於聽眾數量太多，主持人怕一一站起來提問佔據太長時間，就改用寫紙條提問的方式。我把一大疊紙條拿在手上一張張回答，發現有很多問題是重復的。重復最多的問題是：全世界都看到，中國這些年來經濟發展突飛猛進，而精神文化卻明顯滯後，甚至出現到處制假、造假的狂潮而無羞恥感的約束，産生這種情況的原因何在？應該如何解決？ 這是一個大題目，我花了很長時間來表達我在這方面的沉重思考。 從這個大題目派生出來的一個小題目，至少也有三張紙條問到：現在中國的教育發展也不慢，文化人的隊伍也不小，為什麼在文學藝術的創作上卻成果寥寥？ 我知道，他們所説的“成果”，與我們每年大規模頒獎、匯演所製造的熱鬧是另一回事。 我回答説：“不管在哪個時代、哪個國家，文學藝術的最高創造者永遠是極少數。他們總是分外孤獨、辛勞、煩悶、脆弱，他們總是備受嫉妒、非議、刁難、剝奪，因此，要讓他們消失太容易了。過去，群體性的所謂‘創作繁榮’完全不在乎沈從文、張愛玲的悄然擱筆，現在才知，後者的分量可能遠遠重於前者。但現在，中國仍然沒有建立起對真正獨立的文化創造者的保護機制，而且磨損機制卻大大加強了。” 説到這裡，我又鬼使神差地重復了一句：“是的，他們太脆弱了，太容易消失了……也許在他們消失很久之後，人們才知道他們消失的分量，但來不及了。也許人們永遠也不知道……” “説得好！”一個聲音從第三排中間響起，那是年邁的夏志清教授，他也屈尊前來聽講了。 02 我不能不相信，那天下午，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擊中了我。 後來仔細算來，正是我一再喃喃地重復“他們太脆弱了，太容易消失了”的時候，陳逸飛先生在上海處於彌留之際。我演講的亨特學院，正是他當年獲得藝術學碩士學位的地方。 第二天，美國網站上立即出現了他不幸去世的消息，好心的網友在後面又加了一句：“他的好朋友余秋雨先生正在這裡巡迴講學，怕影響他的情緒，我們暫時不告訴他吧。” 但是第二天，我就知道了。 那天我去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演講，穿上了陳逸飛先生多年前送給我的一套制服。我的行李箱裏居然帶了這套制服，想起來也有點奇怪。 國會圖書館的負責人用很隆重的儀式歡迎我，在我演講開始前向全體聽眾出示一本本館藏的標有我名字的書，並一一進行介紹。等我開講，開頭就説：“我要介紹的，是今天我穿的這套制服。”然後，我告訴聽眾，這幾天，中國失去了一個什麼樣的藝術家。 聽眾其實都知道他，禮堂氣氛肅穆了。我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在遠方悼念著我的朋友。 此後，我輪著到馬利蘭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和休斯敦的華文作家協會演講，每次都以這套制服、這位朋友開頭。我要把悼念延長，我覺得他有這個資格。 03 這套制服，他是在上世紀的最後一年送給我的。 他知道我接受了香港鳳凰衛視的邀請，要投身於穿越北非、中東、海灣、中亞、南亞的貼地曆險。此途之險，其他友人知之不多，但他比較了解國際形勢，態度立即鄭重起來。 他讓鳳凰衛視的攝影隊來到他的畫室，拍攝他的一段談話。他講述了我們這次世紀之交萬里曆險的重大意義，特別強調了我參與其事的特殊意義。他説，他與我同齡，因此更能體會我在這般年齡下這般狠心的文化責任。他預言這次壯舉將在全球華人觀眾中産生巨大影響。 我知道，他發表這番談話，是怕早已分不清大小輕重的文化界在熱鬧喧騰間把真正的大事看輕了。 然後，他送給我這套制服。 由於我和他長得比較像，很多人經常拿著我的書要他簽名，或親切地稱呼我“陳先生”，因此，那天我接過他的衣服時開了一句玩笑：“萬一我遭遇不幸，我會穿著這套制服，人家更分不清是誰了。” “那就算我們兩個一起不幸了。”他介面，但又立即拍打了一下我的肩：“笑話！笑話！不能講這樣的笑話！” 04 我知道，那幾個月，他天天在電視機前緊盯著我。 誰知，我一回國門，就遇見了一個莫名其妙的誹謗事件。 在今天不少文化人心中，多麼渴望著一個同行被轟倒的消息啊，儘管他們明知這個人剛剛冒著生命的危險萬里歸來。 由於對我一切誹謗的起點總是在上海，那次我回上海的心情不僅是黯淡的，甚至是憤怒的。但是，剛到上海，我就接到了他的電話。那是上午，他説他昨夜才從倫敦回來，要我中午就到一家叫Face的餐廳見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