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餐廳，生意清淡，沒有葉子的樹叢在寒風中顫抖。那天很冷，我遠遠看見他一個人站在餐廳門口，衣服穿得很厚，在迎我。我一路遇到塞車，他在那裏站了很久。他剛剛坐了很長時間的飛機，時差還沒有倒過來，因此顯得頗為疲憊。 這個餐廳是泰國式的，裏邊生有火爐。我脫下外衣，露出他送我的這套制服。他眼睛一亮，説：“還穿著這套！那麼艱難的路，總算給你走完了。” 然後，坐下，點菜。他想安慰我幾句，但不知説什麼話。因為他知道，他想説的，全在我心裏。我和他相識，已經三十多年，正是誹謗者所指的年代。那個時候我剛剛渾身困乏地從軍墾農場回上海不久，為學生復課編一些教材。後來看風聲不對，便躲到家鄉山區去了，而我的家鄉，也正是他的家鄉。 我隨意地吃了幾口菜，講起在那些恐怖地區曆險的事情。 “那些人真惡劣！”他突然冒了一句。 “實在是惡劣透頂！”他又加了一句。 我突然明白，他不是指我剛剛在説的國際恐怖主義分子，而是指誹謗者。 但是，除了這兩句，他再也不想用其他語言評述他們。 後來，我又去遠行了。 回來總會見到他。但我外出的時間太多了，回上海的機會已經很少。回上海需要尋找的理由，除了看望家人，就是看望很少幾個朋友。在文化界，主要是他。 05 最近幾次見面，都可以聽到他在溫文爾雅的敘述中吐露出越來越多的鬱悶。 我理解他。 像我們這樣年齡的人，既遭到過“*”災難的摧殘，又經歷過冰河解凍的喜悅，具有一種後代難於理解的社會責任感。他自從在繪畫界取得了很高的國際地位之後，正遇到祖國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便興衝衝地回來，希望快速富裕的大地不要在美學上付出太大的負面代價。美學上的負面代價是難於彌補的，這在國際上有大量教訓。這件事，似小實大，因為美不美的問題，關係到民族的尊嚴，也關係到後代的啟蒙。因此他把自己的職責範圍擴大為“視覺藝術”，一次次對我説，只想讓當代中國人儘快地生活在一個像樣的視覺世界中，然後以此為學校，一代代地好下去。而現在，眼花繚亂的建築、街道、標語、廣告、服裝，已經為後代設立了一所龐大的反面學校。這很讓他著急，他甚至一再慫恿我：“利用我們兩人的社會影響力，到處為美來遊説……” 但是，他要做的事，都必須廣泛地與各種人打交道，這與他原來在畫布前的個人勞作完全不一樣了。在視覺藝術的總名之下，他想辦學校、辦雜誌、設計服裝、拍電影……每件事都要有團隊，而每件事的危難之處又必須由他自己出面。 他能不出面嗎？不可能。如果他進入國家體制，當然就不必事必躬親了，但這種進入對文化轉型而言顯然是一種倒退。如果在西方發達國家，這些事情即使不進入國家體制也有成熟的社會機制幫助完成，而我們現在基本上還不存在這種社會機制。兩頭都得不到援助，他只能靠自己四處奔忙。 因此，他不得不成了一個忙碌不堪的策劃、指揮、公關、聯絡、出納。這對一個職業畫家來説是很難適應的，何況他歷來的人生態度是那麼溫和。相比之下，如果由我來處理這些事情，在實際操作能力上會比他強一些，態度也會比他硬得多。但我卻一直堅持個人寫作，不必與人打交道，即使遭人誹謗，只要我完全不理，也累不著我。真正累得著的，倒是天天早起晚睡的他。 他的鬱悶由此而生。 不僅僅是受累，而且還受氣，受很大的氣。 見諸報端的某些糾紛，還不是他生氣的原因。讓他最生氣的事，是沒有報道的。 我記得去年至少有三次，他都克制不住自己的憤怒，一再對我説：“我真要氣得吐血！”他是説自己與一個大機關的衝撞，他失敗了。 最後一次聽他説這句話，離他的死亡已經不遠。是楊瀾請客，楊瀾説，有一种太雕酒，要請我們兩個喝。他喝得不多，但一喝又説了：“我真要氣得吐血！” 楊瀾勸他：“你不要把事情做得太急，慢一點。” 我説：“再也不要與那樣的機關打交道。” 誰知，不久，他真的吐血而亡。 06 北京和上海的報紙都報道，我參加了他的追悼會。 其實我還在美國。預定的巡迴演講把每一場票都發出去了，我趕不回來。 國內報紙有關我的報道歷來是基本失實，這次又是一個例證，儘管這次不帶惡意。 我在美國找報紙，想知道與他有關的消息。找不到中國的報紙，卻能看到不少當地的華文報紙。那些華文報紙用驚恐的語調轉述著上海文化界的所謂“輿論”，幾乎句句都對他不利。冷嘲熱諷，假充裁判，居高臨下，隨口褒貶。説他是“文化商人”、“受爭議”、“不是美術界的典範”；説他“向上帝索要得太多，上帝不讓他活過六十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