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當過四年駐美大使  
張偉

      “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1936年12月,國民黨接受中國共産黨合作抗日的主張,在中國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1937年7月7日,發生盧溝橋事變,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同年9月,胡適以國民政府特使的身份赴歐美遊説演講,宣傳中國抗戰。臨行前,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獨自走到外邊,坐在星光下,聽空中我們的飛機往來,心裏真有點捨不得離開這個有許多朋友的首都。”

    1938年7月,正在法國訪問的胡適突然接到蔣介石的電報,要他出任駐美大使。蔣介石的初衷是想利用胡適在美的影響,促使美國改變對中日兩國的中立態度,同時尋求美國的對華援助。胡適早年于1910年9月赴美求學,先在康奈爾大學農科和文學院學習,後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1917年6月才離開美國回國。胡適雖然對此任命有些猶豫,但在蔣介石的一再催促下,還是決定就任這個月薪只有190元的大使。胡適一直對外人説,出任駐美大使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是在“國家最危急的時期”,“為國家找點戰時工作”。在給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胡適寫道:“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伕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聲明做到戰事完結為止。戰事一了,我就仍舊教我的書去。”

    在後來贈給與他在美一起共事的陳光甫的一張照片上,胡適表露了當時的心情:“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1938年9月17日,國民政府正式對外宣佈:任命胡適為駐美大使。10月5日,胡適到館上任,27日向羅斯福總統遞呈國書。

    10月8日,《大公報》發表胡適摯友張季鸞執筆的社評《胡大使抵美》,文章認為:“胡適之先生之受命為大使,及其本人之肯于擔任,這都是平日想像不到的事。這個問題本身,就象徵著中國是在怎樣一個非常時期。同時可以看出政府期待於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務是怎樣的重大。”

    胡適最初的在美求援並不順利。陳光甫後來這樣描述胡適的處境:“美國國務院內暮氣沉沉,只以保全個人地位為目標,其他概非所計,欲求其出力援華,殆如登天之難,能不從中阻撓已屬萬幸矣。因此又憶及美國務院之遠東司長賀伯克,此君老氣橫秋,以一動不如一靜為妙策,彼對(胡)適之講話有如老師教訓學生,可見做大使之痛苦也。”

    胡適到任之時,美國朝野上下正瀰漫著濃烈的孤立主義氣氛,不願為中國捲入戰爭。為推動美國支援中國抗戰,胡適到處宣傳演講,上下活動,以致日本方面感到在對美外交上無法與他匹敵。

    從1938年9月任職到1942年9月卸任,這四年中,胡適四處奔波,相當活躍。他既與美國學術界有著密切的聯繫,也與美國其他方麵包括政界、財界有著廣泛的接觸。他基本上融入了美國的主流社會,並能對其産生一定的影響力。他與美國朝野人士廣泛接觸,在各種集會上發表演説,力陳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力圖打破美國頗為濃重的孤立主義情緒。同時,他還詳述中國抗戰的艱苦情形和準備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心,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就像《紐約時報》當時的評論説的:“重慶政府尋遍中國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適更合適的人物……他所到之處,都能為自由中國得到支援。”

    胡適本是學者,做大使實屬“業餘”,難免力不從心。因此,國民政府又應美方之請先後委派陳光甫、張彭春等人赴美輔佐。

    促成“桐油貸款”,促使美國援華

    胡適到任之時,美國總統羅斯福也正在苦苦尋找援助中國的辦法。羅斯福明白,隨著日本擴張活動的愈演愈烈,美日在太平洋的衝突不可避免。而在未來的戰爭中,中國無疑是美國潛在的盟友。因此,援助中國也就是援助美國自己。雖然羅斯福已下定援助中國的決心,但美國國會中此時仍存在著嚴重的孤立主義傾向,商界也力圖與日本保持經貿關係,不願得罪日本。為避免不必要的糾纏,羅斯福授意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研究可能的援華方案。

    1938年9月,摩根索在巴黎向中國駐法大使顧維鈞表示:如果國民政府派兩年前與美國政府簽訂《白銀協定》時有過愉快合作的金融家陳光甫赴美,則有可能找到糧食信用貸款的途徑。顧維鈞迅速將此消息轉達重慶,國民政府遂決定派陳光甫與徐新六兩人同飛美國。由於徐新六自港飛渝時座機被日本飛機擊落,陳光甫只得獨自赴美。

    與美方談判之前,陳光甫對國內可作貸款抵押的各種産品進行了詳細的研究,並在美國財政部駐華參贊尼克爾森的建議下,選定桐油作為貸款抵押品。

    1938年10月25日,中國重鎮武漢失陷。當晚,摩根索專門邀請胡適與陳光甫到家中做客,宣佈貸款一事。胡適後來致函摩根索,再三強調這是個值得紀念的夜晚。在信中,胡適對於“桐油貸款”的成功,其喜悅之情溢於言表:“正當中國局勢危急的時候,這筆錢,對於中國真有救命及維持體力的作用,也是心臟衰弱時的一針強心劑。而由此‘桐油計劃’確立,……中國國際信用大加改善。關係之重大,不言可喻。”

    在胡適和陳光甫的努力下,美國國會還修改了每個國家從進出口銀行借款累計不得超過3000萬美元的限制,不論是否有過借款歷史,規定每個國家以每次借款2000萬美元為限,並同意再次貸款給中國。

    回憶在美求援時光,陳光甫在日記中寫道:“余在此接洽事宜,幾如賭徒場中擲注。日日揣度對方人士之心理,恭候其喜怒閒忙之情境。窺伺良久,揣度機會已到,乃擬就彼方所中聽之言詞,迅速進言,藉以維持好感。自(1938年)9月以來,無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蓋自知所擲之注,與國運有關,而彼方係富家闊少,不關痛癢,幫忙與否,常隨其情緒為轉移也。”

    書生本色袒露,精疲力竭力求免職

    美國人對胡適名字中的“胡”字發音不準,在他們口中,“胡大使”便成了“侯大使”。珍珠港事件前夕,有數百部古籍善本自北平圖書館輾轉運至華盛頓,委託美國國會圖書館保存。開箱之際,國會圖書館館長亞溫斯特意邀請“侯大使”大駕光臨。不料這位“侯大使”是個書迷,一入書庫就像進了藏寶洞,情不自禁席地而坐,旁若無人地看起書來。那些陪同前來的官員和圖書館長原與“善本”無緣,此時卻被冷落在書庫走廊裏,焦急地踱著方步等待“侯大使”出來,一直等了兩個小時。當胡適從書庫堆裏提著上衣,笑嘻嘻地走出來,口裏不停地大談“善本”的價值時,亞溫斯館長急不可耐地高叫起來:“‘侯大使’,你‘候’得我們好苦啊!”

    胡適晚年的得意門生、口述史大家唐德剛先生曾經評價胡適是“摸魚捉蝦,誤了莊稼”。有著書生本色的胡適畢竟不長于行政,因而使館工作班子組織欠佳,效率不高,紀律鬆弛。由於他專于學問,疏于應酬接待,對許多赴美的“國府”要員多有招待不週之處,引起了一些不滿,給反對者留下口實。

    在孔祥熙的唆使下,重慶幾次掀起“倒胡”風潮。蔣介石又派宋子文赴美洽辦兩國間的重要事項。宋子文到美之後,根本不把胡適放在眼裏,許多重要機密也不讓他知道,令胡適不免耿耿於懷。胡適在大使任期的後兩年頗不得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胡適認為促美參戰的任務已經完成,因而心懷去意。

    從1942年3月至5月,他在全美及加拿大旅行1.6萬英里(約合2.6萬公里),演説百餘次。回到華盛頓之後,頓覺精疲力竭,加之心臟病漸顯,遂定去意。

    8月15日,終於得到免職電報。胡適當晚即致電重慶當局:“蒙中樞重念衰病,解脫職務,十分感激。”美國各界對於這位他們喜愛的書生大使的離任實在是有些戀戀不捨。《紐約時報》對這一消息表示“震驚”之餘還猜測説:“除非國內另有高職等待他,否則此項免職絕對是一項錯誤。”但在胡適自己看來,卸任對他的確是一種解脫。

    1942年9月8日,胡適卸任後離開華盛頓閒居紐約。離任後的胡適繼續在美國各地講學,先後有包括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在內的26所大學為胡適頒發了榮譽博士學位。據説當時還有一些大學也欲給他頒發榮譽博士學位,但胡適因時間精力不濟而婉拒。這期間,胡適在全美各地的演講次數之多,聽眾人數之廣,在中國人中可以説是空前的,這是胡適在美國最風光的時期。胡適與美國朝野上下,上至總統議長,下至平民百姓,都有廣泛的接觸,成為美國各界均知的文化大使。

    1946年,胡適重歸學術,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北大重執教鞭。

     《環球時報》 (2002年08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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