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起三落的經歷

　　

　　1956年生産資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標誌著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基本確立起來。但我們的心情並未因此感到滿意和舒暢。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蘇聯模式”，雖説它在當時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漸暴露出來，併為我們黨所察覺。改革勢在必行。

　　

　　從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謂“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澤東已意識到“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2〕（P23）提出要引以為戒，由此形成了關於“十大關係”的思想。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黨的八大以後，在有計劃地引進市場調節機制的基礎上，經濟領域自由市場一度活躍，個體工商戶明顯增多，其中還出現了自發經營的較大的手工業個體戶和手工工場，被人稱之為“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對此，毛澤東的判斷是，“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即便如此，毛澤東還是以唯物辯證法的眼光認識到它産生的原因，並制定了黨的政策：“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當然要看條件，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就可以搞。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工廠。”〔3〕（P170）1957年也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形勢最好的年份。“但是，由於當時黨對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線和許多正確意見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堅持下去。”〔4〕（P2）接下來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不僅沒能糾正原有體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強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的嚴重困難，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了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一些經濟學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經濟、利潤原則、物質利益、企業權力等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綱領。第三個五年計劃對一些重要産業的組織方式也進行了改革，一些社會主義式的“托拉斯”建立起來；在農村，力求實行包産到戶等以農民家庭為單位的組織形式。這些舉措使國民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但這些觀點和做法一經提出和實踐就被視為“修正主義”橫遭批判，因此也沒有從根本上克服弊端，終於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斷。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後期，鄧小平在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時，對國民經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且初見成效，但好景不長，“整頓”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夭折——是為三起三落。

　　

　　這一曲折歷程的思想根源在於我們黨對社會主義認識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論及空想社會主義時指出：“不成熟的理論，是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産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還隱藏在不發達的經濟關係中，所以只能從頭腦中産生出來。”〔5〕（P780-781）同樣，當年我們黨的理論水準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會主義“生産狀況”的制約。我國和歐洲的情況有很大差異，因此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但早期共産黨員都有一個直線發展的思維模式，那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工人奪取政權以建設公有制經濟”。〔6〕（P274）一旦將這個邏輯嫁接到社會實踐，必然會産生理論與實際脫節的後果。事實上，這種情況不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時有發生。歷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國情是，生産力水準低，經濟文化相對落後，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階段，工業化現代化任務遠未完成，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且文盲充斥。這種狀況決定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後必然要處於並將長期處於“初級階段”，即不發達階段。儘管這一判斷明確出現得相對較晚，但是這一事實早已客觀存在併發揮作用。然而我們黨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建設社會主義的“辦法”還隱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蘇聯模式”在其故鄉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漸老化”，以至於蘇共對其都不得不進行有限的調整或“改革”。但當時在我國卻還把它看作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唯一樣板，“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成為當時認識社會主義的思維定式。雖然它的弊端業已暴露，但改革的“辦法”也隱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始之際，只有10%左右的現代工業和數量極少的産業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經濟仍居統治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以計劃經濟體制和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為基本特徵的蘇聯模式，適應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要求。現在看來，這種模式遠不適應世界新技術革命和生産力發展的趨勢，但在當時卻不失為一種有效的選擇。它得以延續下來而沒有得到徹底改革，就是因為它的歷史使命還未終結。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我國施工的工業建設項目有一萬多個，其中大中型項目921個，但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之際，全部建成投産的只有595個，156個重點建設項目，開工的135個，只有68個已經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産。〔7〕（P37）顯然還需繼續發揮這種模式的作用，而且當時進行改革的外部環境也不完全具備。在兩極對峙的“冷戰”格局中，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發展的老路；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必須保持經濟政治的獨立；鋻於近代以來的遭遇，戰爭的陰影始終縈繞在人們的心頭，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論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

　　

　　歷史的慣性也是造成這種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場大的革命運動絕不會因新政權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會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攪動新社會的一池春水。歷史上，英國和法國的資産階級革命、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都經歷過一段社會動蕩時期，這恐怕也是社會發展規律的體現。具體到中國，老一輩革命家基本上都領過兵、打過仗，軍事鬥爭和群眾運動經驗豐富，面對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則顯得力不從心，手足無措，只好運用革命戰爭年代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來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出現的新問題，主觀與客觀的脫節在所難免。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但思維還停留在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産黨已經成為執政黨，但還是下意識地把自己視為“在野黨”和“地下黨”。正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只有達到“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境界才能發現隱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辦法”，而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價。

　　

　　二、40年的進程

　　

　　在經過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經歷後，改革開放終於在1978年再度興起。這一次，它匯成一股歷史潮流並持續40年，而且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這既是生産力革命性的體現，也是三起三落進程中所積累的能量的總爆發。

　　

　　（一）動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觀的視野中，改革的動力來自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具體説，來自蘇聯模式和生産力發展的“交互活動”。作為一種具有“獨特的特徵”的生産方式，蘇聯模式産生於資本主義矛盾所造成的戰爭與革命的歷史環境中。它所得以確立的理論基礎並沒有違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故而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生産關係的一種現實形態。它比較適應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國家進行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因此在社會主義起步階段發揮了積極作用。比如在我國，通過這個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國賴以鞏固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産業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沒有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會主義。但環境變遷必然産生模式轉變的要求，社會主義的發展也在改變自身的存在條件。恰恰是改革不徹底導致的“三起三落”推遲了這種轉變，以至於這個模式維持到1978年時留給人們的記憶是：每人平均國民生産總值不到250美元，“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準很低，生産力沒有多大發展。”〔8〕（P115）就農業而言，從1957年到1978年，全國人口增長三億，非農業人口增加四千萬，耕地面積卻由於基本建設用地等原因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因此，儘管單位面積産量和糧食總産量都有所增長，1978年全國平均每人佔有的糧食大體上還只相當於1957年，全國農業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幣，有近四分之一的生産隊社員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個生産大隊集體積累不到一萬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産。〔9〕（P166）就工業而言，經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國有三分之一的企業管理混亂，生産秩序沒有恢復正常。重點工業企業主要産品中的30項主要品質指標，有13項低於歷史最高水準。38項主要消耗指標有21項沒有恢復到最高水準。1978年國營工業企業中虧損企業佔企業總數的19.3%。當時的國營企業每百元工業産值所提供的利潤、每百元資金實現的利潤、資金利潤率等指標，都大大低於1965年的水準。此外，流通領域環節多、週轉慢，許多物資嚴重積壓，基本建設戰線長、投産慢、浪費大，所有這些都使企業經濟效益降低。〔10〕（P1848）這説明，社會主義生産關係的“蘇聯模式”已不再適應生産力解放和發展的要求，逐漸演變成了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舊體制障礙。生産力的解放和發展必將衝破這種體制的束縛。改革終於從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農業領域再度興起。

　　

　　（二）經驗的積累

　　

　　我國改革從農村興起，這是現代化發展規律的體現。不論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還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首先都必須進行土地改革，消滅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三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到了七億畝耕地和大批其他生産資料。翻身農民以極大的勞動熱情推動了生産力的發展。隨後又通過互助組到初級農業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合作社的過渡形式，實現了農民的個體所有制到集體所有制的轉變。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剛剛兩年，一場轟轟烈烈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便席捲全國。這種完全脫離中國生産力發展水準的生産關係的具體形式，極大地破壞了農業生産。這還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過“割資本主義尾巴”使本已元氣大傷的農業經濟又雪上加霜。從切身的經歷中，農民認識到這種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時期，一些農民就産生了不滿情緒，具體表現為“鬧退社”和“包産到戶”。“鬧退社”是從合作社中退出來，也可以説是“反對”集體化；“包産到戶”則是在集體經濟之內，給制度做些“修改”。根據文獻記載，包産到戶是在1956年出現的。〔11〕（P84）此後斷斷續續，時隱時現，成為農村改革的“演習”。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發了《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表示尊重生産隊的自主權，鼓勵社員經營家庭副業，這一舉措受到農民的熱烈歡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飲水發生困難。面對災情，肥西縣山南區在借地種麥的基礎上實行包産到戶，結果大旱之年奪取農業大豐收。從此，這一農民早已熟悉的“聯産承包責任制”終於“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沒有這些經驗的積累，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推廣不可能那樣迅速。正是億萬農民的偉大創舉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線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鄧小平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時指出：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也是由農民首先提出來的。這是群眾的智慧，集體的智慧。〔12〕（P1350）

　　

　　（三）變革的邏輯

　　

　　通過改革，我們黨帶領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者説實現了社會主義從“蘇聯模式”到“中國特色”的發展。這種“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産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13〕（P797-798）這種變更最先在分配領域找到了突破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初，社會輿論異口同聲，要求破除“鐵飯碗”“大鍋飯”“平均主義”。對於億萬農民兄弟來説，他們更是吃夠了這種平均主義分配方式的苦頭。他們深切感到，“大包乾，大包乾，直來直去不拐彎。”這是他們最為喜歡的生産經營方式。但是，這並不像有人所説的那樣是“單幹”，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要“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即使“剩下全是自己的”也是按勞分配原則的體現。這也説明這種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並非改旗易幟。一旦因勞動生産率提高有了剩餘，他們要通過“賣”加以處理。在當時城市副食品供應嚴重匱乏的情況下，必然有人來“買”，這樣就必然形成“買賣關係”——買賣關係的總和叫市場。既然如此，工業品和勞務也必須具有商品性質。這樣一來，改革就決不能僅僅停留在農村，必然要發展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各個領域，全面展開。改革在農村取得的初步成功，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分工的發展，涌現出一大批從事商品生産的“專業戶”和“個體戶”，以市場為導向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誕生了一大批按市場機制運作的中外合資、外商獨資、中外合作的“三資”企業。這一切形成了推動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巨大力量。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極大地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産力。有了這個轉軌，才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雛形，促進了各項事業的繁榮，使中國日益融入世界歷史進程，加速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改革的歷史地位也由此凸顯：這是我們黨領導的一場新的革命。

　　

　　三、全面深化的方向

　　

　　歷史的軌跡決定著未來的發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經歷，40年的成就和經驗，指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趨勢。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必須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作有效的制度體系，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一）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全面深化改革是“兩點論”和“重點論”的有機統一。“兩點”即全面，重點則還是經濟體制改革，即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通過40年的改革，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業已確立，但不能説它已經成熟。遠的不説，黨的十四大以來，對政府和市場關係，我們黨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從理論上對政府和市場關係進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邁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於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於政府和市場關係的正確觀念，有利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於轉變政府職能，有利於抑制消極腐敗現象。”〔14〕（P77）黨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途徑：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産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産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市場經濟的前提無非是有剩餘勞動産品、有社會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産資料歸屬不同。因此，完善市場經濟的途徑是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在生産資料公有制佔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礎上，通過股份制改造使生産資料佔有日益呈現出深化性質；把市場作為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發整個社會活力；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通過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協作達到和諧相處的目的。當然，市場經濟即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有“失靈”情況的發生。由此決定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進一個領域改革，也不是推進幾個領域改革，而是推進所有領域改革，就是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總體角度考慮的。”〔15〕（P90）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對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15〕（P90）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在以往的世界社會主義中沒有解決得很好。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遇到全面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他們關於未來社會的原理很多是預測性的；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後不久就過世了，沒來得及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黨在全國執政以後，不斷探索這個問題，雖然也發生了嚴重曲折，但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積累了豐富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開放以來的進展尤為顯著。事實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就“開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國家治理體系問題，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16〕（P104-105）這説明，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既是對以往改革成果的繼承，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向更高水準發展的要求。

　　

　　（三）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內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國“治理能力”就是中國共産黨的執政能力。因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説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出改革的對像是“蘇聯模式”的話，那麼在已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改革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完善和發展，也就是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身也要經歷一個不斷完善發展的過程。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而言，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援、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而言，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用制度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就文化領域制度建設而言，要加強文化領域制度建設，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傳承革命文化、發展先進文化，努力創造光耀時代、光耀世界的中華文化；就社會領域而言，要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持社會安定有序；就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而言，要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總的要求就是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和利益固化藩籬，加快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作有效的制度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國共産黨的執政能力，具體地説就是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能力。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也要把改革創新精神貫穿于黨的自身建設之中。為此，必須按照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以政治建設為統領，不斷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不斷增強全黨的團結統一和創造活力，不斷增強黨的執政本領，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更加有力。

　　

　　劉海濤：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