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3月18日召開會議，會議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增強緊迫感，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適應的經濟社會運作秩序，積極有序推進企事業單位復工復産，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國家衛健委最新通報顯示：湖北新增確診病例0例（武漢0例），新增疑似病例0例（武漢0例），現有疑似病例0例（武漢0例）。3個“0”證明，我國疫情防控工作已經拿下重要關口。

　　顯而易見，我們抗擊疫情已經從防控疾病進入推薦復工復産階段。可以説，現在企業已經陷入了一個進退維谷的境地，前面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推動復工復産，稍有不慎就要全員停擺，還要背負巨大的輿論壓力，背後是日益高企的人力成本和固定成本，這讓企業非常的煎熬，復工復産步履維艱。數據顯示，富士康預計在二月底才能恢復中國産能的一半，特斯拉復産首周僅僅下線200輛汽車。

　　雖然説企業復工進程較慢與其自身特性和産業鏈其他企業復工情況關係較大，但真正拖住企業復工步伐的，還有社會輿論。從我們的調研來看，一些基層幹部、企業對復工復産出現感染病例的壓力較大，個別地方與企業簽訂責任狀，假如出現感染病例，要求企業承擔法律責任，甚至一些地方規定建築工地出現病例的話，按照重大責任事故懲罰企業。

　　此前，個別出現復工感染案例的企業，都仿佛一瞬間成了千夫所指，歷史罪人。但是，要知道復工復産是全社會的一件大事，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疫情要戰，生産也要幹”，經濟秩序的恢復正常不僅僅能夠給企業以喘息之機，更重要的它也能讓人民的生活走上正軌。

　　如今很多城市因為自身防控有力，所以已經被允許開始恢復正常生活，而如果企業復工受到阻礙，那麼何談正常生活，群眾無法工作，收入有限，購物等需求也都得不到滿足。這並不是我們所想要的正常社會秩序。而且，生産的停滯對於社會帶來的危害是巨大的，今年對我國來説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要全面脫貧、要全面小康，面對國際形勢的變幻、國內産業結構調整的陣痛，還要讓GDP保持在一個較為穩定的增長區間內，要想實現這些目標，必須儘快讓社會生産恢復。

　　而完成這一切工作的，在前面衝鋒陷陣的，正是這群亦步亦趨的企業。所以，我們應當對他們的復工復産更多的寬容。

　　實際上，較為寬鬆的輿論環境，消費者的理解支援有助於幫助企業更加安全的復工復産。首先，寬鬆的輿論環境可以政府撤銷更多的復工復産審批流程，為企業開綠燈，減少復工障礙，比如近期已經全面取消復産審批的深圳。其次，社會的包容也將讓更多地企業敢於復工復産，不必背負過大的壓力，儘快恢復産能，緩解過度恐慌情緒。同時，輿論的寬鬆還可以促進企業的資訊透明，讓企業干預暴露病患，更讓員工敢於彙報行蹤，減少延誤和隱瞞，降低不必要的疫情傳播風險。

　　當然了，筆者這裡提到的寬容並不是縱容。企業在推動復工復産的同時，要始終牢記安全是第一要務。

　　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復工復産，筆者認為企業需要做好一下四個方面的工作。一是物資保障，有關疫情防控相關的口罩、消毒液、酒精等必須到位，只有創造一個安全的復工環境才能開始生産；二是全面排查，要對企業內的所有員工展開摸排，記錄員工的住址和行蹤；三是資訊透明，企業要強制員工據實透露自己的接觸、旅行史和健康狀況，山東濟南的幾例關聯案例就是因為員工隱瞞，帶病上班造成的；四是循序漸進，企業要根據崗位特性、集聚程度等分批次、分階段開工，避免全面開工導致準備不足，從而增加感染風險。

　　經濟學一個最基本假設就是理性經濟人，無論是企業、企業家還是基層官員，都會基於理性經濟人假設來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復工復産也是如此，假如社會環境對其過於苛責、防疫過度的話，他們必然在復工復産“最後一公里”出現“腸梗阻”。竊以為，企業是社會生産和發展的中堅力量，他們正處於非常艱難的時刻，我們應當給予給予他們復工復産更多地寬容和理解，真正打消他們的後顧之憂，讓他們在堅持安全的原則下積極恢復生産，為國家的經濟疫後復蘇貢獻力量。

　　（作者係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

來源：中國網    | 撰稿：盤和林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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