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帥”，14840。
一個重大決定和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字，讓2月13日成為新型冠狀病毒肆虐這段時間來，可能是最受人關注的一天。
這場戰“疫”打到現在，已經進入殲滅戰的關鍵時刻。為什麼這時候在湖北和武漢，這個主戰場和疫情中心突然“換帥”？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17年前的非典，主戰場北京一舉“換帥”讓局面發生了扭轉。
而一天之間，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個，這一暴增的數據背後，代表疫情將向什麼方向發展？
一
應勇戰“疫”，煥然一新，大賀全勝，走“馬”換“蔣”。這四個詞，濃縮著民眾的期待。
2月13日正式消息傳來，中央日前做出決定，上海市長應勇替代蔣超良，出任湖北省委書記。此外，武漢市委主要負責同志也做出調整，由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替代馬國強，出任武漢市委書記。
蔣超良和馬國強，一個出身金融系統，一個出身國企，能夠走到這麼重要的位置，兩位書記肯定具有相當強的能力，也曾有過很多的成績。在這場嚴重的疫情暴發後，他們也親赴一線抗擊疫情，但大眾對疫情發展這麼快，這麼嚴重感到不滿，他們需要承擔領導責任。
戰“疫”異常嚴酷，在主戰場中途換帥，追求的當然是更強的執行力，更強的決斷力和更高的效率。
從簡歷看，應勇與蔣超良同是1957年生人。前者是浙江成長起來的幹部，也是政法系統的老兵。
應勇早年長期在浙江工作，曾任台州地區行署公安處處長、黨組(委)書記，紹興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紹興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浙江省公安廳副廳長，浙江省紀委副書記等。
任職台州地區行署公安處處長時，應勇就展現出了很強的執行力和決斷力，這可從一件小事中看出。
一位應勇當時的下屬告訴刀哥，印象中，應勇當時曾在值班期間下到所裏突擊檢查，距離現在已經快三十年前了吧，那個時候採取這個措施，應該是算思路超前！
應勇還曾帶隊在紹興圍捕持槍流竄犯，那是真刀實槍上陣幹的。後來，溫嶺市特大黑社會組織張畏案，應勇是浙江省專案組負責人。
張畏案據稱可被收錄到溫嶺百年大事記。在近一年的時間內，這座地域面積926平方公里的浙南小城，先後有184人被查處，其中黨政機關幹部42人，包括溫嶺市市長周建國、公安局長楊衛忠、財政局長洪烈明……
資料顯示，1999年查處的張畏、王秀芳黑社會性質團夥犯罪案共涉及罪名25項，在5年裏造成1人死亡、3人重傷、20人輕傷，涉及金融詐騙等經濟犯罪，涉及資金5.03億元。
他説，“我們給湖北捐一猛人！”
2月13日一早，湖北省發佈過去一天裏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例（含臨床診斷病例13332例），全省新增病亡242例。
很明顯，這14840背後，主要是臨床診斷病例13332例備受關注。
有專家告訴筆者，公佈臨床診斷病例，應該是根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的要求。這一版的診療方案在病例診斷上，將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其他省份進行了區分。
湖北以外其他省份仍然分為“疑似病例”和“確診病例”兩類，湖北省增加“臨床診斷”分類。
由於前期湖北很多表現出相關症狀的患者，很難排隊等到做核酸檢測，而且檢測試劑盒也非常有限，即便檢測了之後也需要等待兩天才能得到結果。
這一方面加大了不少疑似患者傳染其他人的可能，另一方面讓一些患者被收治的最佳時機拖延了。
在盡收盡治的方針下，湖北省“疑似病例”標準放寬：只要符合“發熱和/或呼吸道症狀”“發病早期白細胞總數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細胞計數減少”這兩條臨床表現，便可考慮為疑似病例。
而且，疑似病例只要具有肺炎影像學特徵者，就列為臨床診斷病例。
專家告訴刀哥，這意味著，疑似病例只要拍CT，有新冠肺炎肺部病變的特徵，在沒有核酸檢測的情況下，就成為臨床診斷病例。
所以，14840這個數字雖然暴增，但是它讓更多武漢人心裏變踏實了，也讓更多湖北人看到了希望。
在這場戰“疫”的關鍵階段，我們正贏得更多的信心。
二
“現在全國戰‘疫’看湖北，湖北戰‘疫’看武漢，武漢疫情不能久攻不下。武漢的形勢不扭轉，全國的弦都緊繃著。”熟悉巡視制度的中國廉政法制研究會副會長鄧聯繁告訴筆者。
他還説，“火線指揮官們是到湖北打阻擊戰的，是中央及時回應民心的體現。現在全國上下同心同德上陣支援武漢，那麼多醫生，那麼多物資，需要有擔當，有魄力、能夠把中央的關懷和全國人民的期待落到實處的前線指揮官，加強組織領導，進一步改進工作，儘快讓疫情防控出現煥然一新的局面。”
湖北潛江市委書記吳祖雲在接受央視《新聞1+1》節目採訪時提到，該市行動早于武漢，坦言冒了一點點不是太合規的風險。
這個説法給專家的觸動很大。為官避事平生恥，好的前線指揮官，一定有擔當、會擔當。
老百姓的利益面前，幹部不能以條條框框來搪塞。共産黨最講實事求是，特殊時期，哪有那麼多教條，就要依靠那些敢做指揮官、不做太平官的幹部，把全國去到武漢的人力物力組織好，把人民戰勝疫情的信心和動力最大程度地激發出來，帶領大家輕裝上陣，衝鋒陷陣。
一將無能，累死三軍。好的指揮官太重要了。
專家告訴筆者，湖北抗“疫”這場硬仗，這麼大的規模，國際關注，全國投入，對指揮官的判斷能力、組織能力、協調能力、善後能力、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是個巨大考驗。怎麼應對突變疫情與複雜輿情，怎麼協調防疫與生産生活的關係，可以説，沒有很強的“彈鋼琴”能力，難堪大任。戰“疫”中的千難萬難，終究要靠人去克服困難，事在人為。
戰“疫”已經到了最關鍵的階段，在這個節骨眼上火線換將，就是通過“新人”為抗“疫”打開新局面。
與火線換將相似，更新確診標準使湖北新增病例大幅增加，同樣體現了國家打贏抗“疫”人民戰爭的決心。
湖北武漢的醫護人員崔萌攝
在專家陶黎納印象中，這是我們國家有史以來第一次不同地區採用不同的病例定義。
他向筆者解釋，此次更新定義是疫情控制的需要，是為了提高效率，讓一些無法確診收治，但是臨床表現又高度疑似的患者得到有效救助。這説明湖北的救治能力已經跟上，後勤準備已經逐漸完善，戰“疫”到了關鍵階段，因此國家有信心，也有決心，敢於壓石頭，要跟疫情來一場肉搏戰。他也補充説，武漢，乃至湖北的具體抗疫效果還要看未來一週的發展。
三
很多人都想起了17年前的類似一幕。
SARS時的北京地壇醫院。
2003年，SARS肆虐京城，履新海南省省委書記才5個月的王岐山，4月22日出任北京市代市長。這一天，也因此被外界稱為改寫中國抗擊SARS進程的里程碑式日子。
之前的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在任不過93天。有媒體披露，他的去職或與隱瞞疫情有關。
我們現在知道了，當年京城SARS的時間線是這樣的：
當年3月1日，一位入京求醫的山西女子成為北京SARS流行的源頭。
3月4日－18日北京兩會正常召開。
4月3日，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公開表示，北京只有“12例確診，3例死亡”“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四天后，蔣醫生通過外媒發表聲明稱，“僅309醫院就收治了60位病人，至少6人死亡”。國內外輿論大嘩。
4月19日，溫總理警告地方官員，瞞報少報疫情的官員將面臨嚴厲處分。
4月20日，政府宣佈北京確診病例由37例增至339例。記者會後幾個小時，孟學農和張文康黨內職務被免，孟學農請辭北京市長。
很多年以後，孟學農曾自我辯護説，“北京市在資訊收集、監測報告、追蹤調查方面存在疏漏，這裡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狹路相逢宜回身，往來都是暫時人”。
無論什麼具體原因，遲滯一個多月的疫情通報，無疑降低了民眾的警惕，助長了疫情的蔓延，延誤了抗疫的時機。
彼時王岐山臨危受命，“火線”北上，“救火隊長”再展雷厲風行的作風。
僅上任3天后，這位新任代市長的聲音首次見諸媒體：“誰也不能‘貪污’資訊。”
7天后，王市長在新聞發佈會上公開中外記者提問，傳遞信心。就在這場發佈會後，他接受央視面對面節目的採訪，那個30多分鐘的視頻這一個多月刷爆網路，裏面的很多金句如今聽來依然適用。
針對當時疫情資訊不暢的情況，王岐山明確提出“軍中無戲言”的要求。
“你説明天這個醫院已經準備好床位可以進多少人，得到個位數。到時候進不了就是你的責任。這就叫無戲言，就是要把這個組織化程度在這種時刻，提高到最嚴厲最高的水準。”
估計黃岡衛健委之前那位唐主任多半沒看過王市長當年的這個採訪，要不她不會對黃岡市的情況一問三不知，還給出“床位每天都在變化”的理由遮掩。
另外，王市長也在北京執行最嚴厲的篩查和隔離措施，並在各大醫院開設發熱門診。他認為，“現在最重要的是傳染源的切斷。……作為傳染源的切斷，説句實話來自於對整個疫情的深刻分析和把握，然後來進行果斷的隔離措施。”
那一日，思路清晰，態度坦誠，不打太極，實事求是的王市長讓人們的心定了下來。雖然數據層面並不樂觀，他上任這8天，北京的病例從300多例上漲至2705例，但正如他所説，民眾已經從盲目恐懼進入到理性恐懼。
在王市長看來，過去民眾的恐懼，是因為不知道這個傳染病是什麼，怎麼會得，得了後能不能治。“他們現在更多的關心的是什麼？消毒措施、環境衛生、政府的隔離措施是不是辦到了？辦到了他就踏實。”
後來有醫務人員總結王岐山的這一系列抗擊SARS的舉措為“雞尾酒”行動，配方有五：果斷隔離，封殺病毒；準確統計，如實通報；整合資源，多收早治；分類收治，嚴防交叉感染；群防群控，阻斷蔓延。
這五味配方，對於如今的武漢抗疫，依然有著現實意義。而且，了解SARS進程的我們再來看武漢的抗疫，會發現一些類似的軌跡。
12月1日金銀潭醫院收治首例病人。
1月11日武漢衛健委通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並強調3日以後沒有新增病例。
在1月17日湖北省兩會閉幕後，武漢的疫情似乎進入了“快車道”：20日鐘南山宣佈人傳人，23日武漢“封城”……
就在今天，正如文章最開始提到的，兩個重磅消息先後釋出。希望若干年回看的時候，今天也會成為武漢抗疫的里程碑式一天。
來源：中國網 | 撰稿：胡小刀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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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網 | 撰稿：胡小刀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