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波：TOP2企業才會有超額投資回報

　　機構介紹：華晟資本由華興資本于2014年發起設立，是一支專注于投資新經濟領域創業型企業的私募股權基金，重點關注成長期（B輪以後）與成熟期（含Pre-IPO）項目，基金總規模超過80億元，代表項目有找鋼網、匯通達、合全藥業、分眾傳媒、分期樂、英雄互娛、鏈家網等。

　　2006年，杜永波加入華興資本，主導完成了包括美團、趕集、唱吧、神州租車等項目的私募，以及達達與京東到家合併、樂視收購易到用車等數十億美元的並購交易。2016年，杜永波轉任華晟資本的合夥人，主導投資了一批處於高速成長期的優秀公司。

　　從FA（財務顧問）到投資人的轉身，讓杜永波對於投資産生了新的看法，他相信只有最好的公司才能創造超額回報，堅持“投最好的公司”的理念，重點捕捉行業Top 2的企業。

　　投資人“寧可投貴，不可投錯”

　　新京報：從華興資本的FA(財務顧問)，到在華晟資本主管投資業務，自己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杜永波：做FA更多地是找企業獨特的方面，找到了它的長處，就想市場上肯定有相應的投資人會喜歡這樣的公司；做投資時，除了考慮獨特之處外，更多地要想這個企業有沒有明顯的短板。

　　新京報：這是為了更好地控制風險？

　　杜永波：對，因為做投資子彈是有限的，而且我們是做中後期且是重倉策略，這兒開一槍，別的地方就少開一槍；對比而言，做FA主要是人力，頻寬的靈活程度比較大，市場上的投資人很多，有不同的喜好，總有一款適合你。而做投資，必須投各方面都符合你的投資策略、讓你滿意的企業。

　　新京報：有人説從FA轉型做投資有天然優勢，你覺得有嗎？

　　杜永波：有的。一個是對創業者的尊重和敬畏之心，做FA的時候我始終和創業者站在一起，知道他們的不易。這樣就更容易和創業者建立良好的關係。甚至現在很多案子最終沒投，我會反思也許是我們沒看懂，因為投資是一種遺憾的藝術，永遠不可能把好的項目都投了。

　　另外，做FA訓練了我們看到終局的能力，對原網際網路裏主流玩家、主流基金的想法思路了解較多，包括平臺資訊數據的匯集，使我們對事情看得比較長遠，從而能夠更好地規避一些投資風險。

　　新京報：在投資上，你的選擇標準是什麼？

　　杜永波：我們有四個投資標準，第一點就是看賽道夠不夠長，行業的天花板是不是足夠高，我們更傾向於投資萬億級市場中的領頭羊。第二點我們要投到行業裏TOP2的公司，只有最好的公司才能創造超額回報。第三點是創始人和團隊。第四點則是被投項目是否具備核心競爭力，項目在品牌、用戶數據、技術和産品上有積累，才能不被輕易地超越和倣造。

　　新京報：所以你經常説“寧可投貴，不可投錯”？

　　杜永波：對，投到一個行業的老三老四，就可能血本無歸，投到老二可能會有回報，但投老大肯定會有超額回報。老大的價格會貴一點，但是經過兩三個月的增長，回報就能完全把高出的估值覆蓋掉。

　　新京報：很多人都想投中行業老大，但是在早期發現它們並不容易。

　　杜永波：做投資投的是項目的成長，任何企業不可能一帆風順，總是起起落落，投進去就要有三五年後才退出的心態。

　　並購時別高估自己的整合能力

　　新京報：去年和今年，在中國網際網路領域發生了許多大的並購案，是不是現在市場對於並購的態度有了變化？

　　杜永波：在中國，很多項目創始團隊比較抵制企業被並購，所以可能IPO的佔比更大一些。最近兩年，中國企業的創始人對於並購有了新的認識，也更願意接受這種方式了。

　　新京報：自2015年下半年，上市公司對於VR公司的並購熱情有增無減，這種並購背後真的都是出於戰略發展的需要嗎？

　　杜永波：我個人認為不完全是，具體要看它的主營業務是否和並購企業的業務有戰略協同，如果完全不沾邊，為了炒概念、搶噱頭並購VR公司，多半是為了刺激股價。另外，我也不看好將VR作為第二主業、第三主業的公司，他們多半不具備管理好這些業務的能力。

　　新京報：在並購過程中，買方容易掉進哪些坑？

　　杜永波：對於買方而言，很多人會高估自己的整合能力。特別是離得較遠的行業，並購後想要做好整合很難。好的買方應該和賣方在公司聯合成立PMI（並購後整合）小組，在並購後六個月這個組織機構都應該存在，保證過渡融合順利完成，發揮整合效應。

　　新京報：那對於賣方而言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杜永波：人在涉及利益時才更真實地展現出本來面目。很多公司融資時，錢進來，大家利益是一致的，但現在要賣了，團隊和股東都要拜拜了，經常會做最後的利益鬥爭，賣方有時會因為一件小事去耽擱最後的並購，所以創業者在選擇誰做股東時要有一定的考量，應該選擇那些合理且友好的股東。

　　“PE散戶化”和“VC産業化”都不能持久

　　新京報：面對中概股回歸潮，國內很多基金成立了專項基金，還誕生了VIE架構回歸母基金，這種現象合理嗎？

　　杜永波：所有存在的現象都有其合理性，關鍵要看這種現象是否可持續。投資機構分為兩種，一種掙的是企業成長的錢，一種掙的是制度性套利的錢。如果兩個能都賺自然更好，如果不可兼得，還是要注重企業的成長性。只投制度性套利的企業，那就會受到各種政策風險的影響。

　　新京報：聽説中概股回歸潮還催生了一個怪現象，就是PE（私募股權投資）散戶化。

　　杜永波：是的，大批中概股集中啟動私有化，很多人看到了制度性套利的機會就想去嘗試，很多本應PE承擔的專業工作失去了專業性，被一層層分拆嵌套，最終由大量散戶承擔。

　　新京報：在PE散戶化的同時，我們注意到部分VC（風險投資）也“産業化”了，開始去二級市場做定增了，這種現象合理嗎？

　　杜永波：在海外市場估值太低，國內IPO排隊太長且重組較易的背景下，大量VC通過定增等方式進入A股上市公司，反過來看，還是因為中國資本市場的制度不夠市場化，IPO審批制和排隊時間過長，一些人等不及就老想一些歪主意，賺快錢。

　　我個人並不贊同這種做法，這個行業雖然不是特別大，但是投資人還是各管一段，你的本事在哪，就管好哪的工作，賺你最有把握的錢。

　　新京報：你認為這兩種現象能持久嗎？

　　杜永波：肯定不能持久，今年可能還看不出來，再過兩年，有一批人就會虧得血本無歸，他們會得到教訓。

　　長期來講，這種現象不會成為市場主流。如果所有人都只追逐制度套利的機會，這種渠道就會變得沒有價值。

　　新京報：今年5月，“證監會暫緩中概股回歸A股”的消息傳開，這個時候再去投私有化回歸類公司，風險是不是很大？

　　杜永波：在中國要和資本市場共舞，你就必須接受政策風險這個事實。投資的核心還是要抱著長遠的心態，更看重企業的基本面，這樣短時政策變化帶來的風險也就相對可控。

　　在網際網路領域，馬太效應很強，行業老大佔百分之六七十的市場份額，老二可能佔百分之二十，其他人分攤剩下的市場份額。只有最好的公司才能創造超額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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