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讀書已經是一件很隨意的事了。
所謂隨意,就是説,讀不讀,怎麼讀,都隨個人的願意。當然,我這裡説的不包括學文件、查資料、做學問、應付考試等等。在我看來,那叫學習,不叫讀書。
讀書在古人那裏,是一件神聖的事情,至少曾經神聖過。特別虔誠的,或者讀特別重要的書,還要齋戒沐浴,焚香凈手,把幾案擦乾凈了,鋪上氈子毯子,才敢開卷。最起碼,也得正襟危坐,恭恭敬敬、規規矩矩地“拜讀”。拜讀這詞現在也用,但誰都知道那是當不得真的客氣話。沒有誰會對書鞠躬如也,反倒八成是隨便翻翻,甚至壓根兒沒讀過。
這也沒什麼不好。讀書原本是讀書人的一種生活方式,那就想怎麼著就怎麼著吧!過去看外國電影,常見老外一覺醒來,臉也不洗,牙也不刷,坐在床上就吃起早飯來,心裏很是不以為然。後來自己也覺得好笑。人家又沒在你床上吃,關你什麼事?同樣,咱們一大早起來,抄起一本書就往廁所裏跑,也用不著別人來説三道四。
但,隨意歸隨意,一個真正的讀書人,卻總還得心存敬畏。
這份敬畏不是對某個人的,也不是對某本書的。一個人,哪怕他學問大得跟錢鐘書似的,也沒必要對他點頭哈腰,人,無論貴賤賢愚,人格上都是平等的。然而對於人類的文明,以及那文明的傳承方式和傳承載體,卻應該有恭敬之心。這也是一個民族有沒有出息的尺規之一。日本人就懂得這一點。日本人,不管表面上如何狂妄,不可一世,口氣大得讓人反感,心底裏卻是保留著對某些東西的敬畏。在日本,一些國寶級的文物是必須跪下來看的。小澤徵爾甚至説《二泉映月》是應該跪下來聽的。中國人就不會説這句話。中國人只會對皇帝、對強權、對能夠決定或改變自己命運的人(比如救苦救難的菩薩或明察秋毫的清官)下跪,決不會對一個什麼瞎子拉的什麼小曲下跪,何況那瞎子據説還“品行不端”!不把它弄到垃圾車上去做開道的聲音,就不錯了。
也許,這正是小日本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向全世界叫板的原因之一。
中國人也不是沒有敬畏。農村裏一直有“敬惜字紙”的習俗,讀書人至少也知道敬畏孔孟。但前者是巫術的,就像怕鬼,怕符咒,怕妖法;後者則是功利的,就像小孩子怕大人,老鼠怕貓。因此,一旦孩子長大成了人,或者知道了世界上並沒有鬼,就什麼都不怕,什麼都不放在眼裏了。你看現在一些人,書沒讀兩本,只要混得一兩個頭銜,大小是個人物,就什麼人都敢説,什麼事都敢講,什麼場子都敢上去練把式,和當年的“鬥批改”有什麼兩樣?這可真是耗子成了精,連貓都敢打!
不是説誰誰誰就批評不得,也不是説只有誰誰誰才有批評權。但搞批評畢竟不是開黃腔,總得要有一線底線。有底線才會有底氣。這根底線就是“無知”,或者説,自知其無知,以及由此而産生的敬畏。唯其敬畏,才要讀書。我在《春來不是讀書天》一文中説過,讀書原本出於恐懼,對未知世界和陌生世界的恐懼。這恐懼只有敬畏才能戰勝。——先是對鬼魂的敬畏,後來是對神靈的敬畏,最後是對真理的敬畏。對真理為什麼要心存敬畏呢?因為真理是天下之公器。它不是哪個人發現的,不是哪個人的私有財産,也不掌握在哪個人手裏,只存在於一代又一代人不懈的追求中,而且永遠沒有窮盡。心存敬畏,就是要明白,任何人都不是真理的化身,已知也不等於全知。和未知領域相比,我們其實知之甚少,沒什麼可狂妄的。
中國的學術界卻似乎缺少這個傳統。在中國古代的“聖賢”們看來,真理是可以窮盡的。豈止是可以窮盡,而且是已然窮盡。唐堯虞舜,文王周公,“先王之道備矣”。只要掌握了那一套,就是聖人,——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嘛!那麼,我是堯舜我怕誰?即使當不成堯舜做不了博導,流氓總做得了吧?那麼,我是流氓我怕誰?
沒有了敬畏,也就沒有了底線。除了怕強權、怕暴力,什麼都不怕,還怕你幾個讀書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連只雞都殺不死的,怕你這鳥!
一個什麼都不在乎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在乎自己;一個什麼都不怕的人,最後就什麼都不是;而一個民族如果什麼都不敬畏,那就不但難有長進,沒準連家底都保不住。一提起帝國主義的掠奪,我們就義憤填膺,卻不肯想想,我們自己又燒了多少毀了多少?就在前不久,那個定海古城,還不是説拆就拆了?膽大包天嘛!
更可怕的還是“建設性破壞”:一哄而上的“現代建築”、形同垃圾的“城市雕塑”、言之無物的“學術成果”,鋪天蓋地都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毫無敬畏之心。什麼房子都敢蓋,什麼房子都敢拆,什麼人都敢畫圖紙,什麼人都敢寫文章,什麼顛三倒四著三不著兩的話都敢講。只要白大褂一穿,也甭管什麼人,都敢在病人身上動刀子。
當然,隨便讀完什麼書,也都敢發議論。
還有什麼,比這種無所顧忌更可怕呢?
因此我以為,一個人,一個讀書人,一定要有所敬畏,哪怕你一不信神二不怕鬼,哪怕你站著撒尿躺著讀書。
《光明日報》2001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