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讀書已經是一件很隨意的事了。
所謂隨意，就是説，讀不讀，怎麼讀，都隨個人的願意。當然，我這裡説的不包括學文件、查資料、做學問、應付考試等等。在我看來，那叫學習，不叫讀書。
讀書在古人那裏，是一件神聖的事情，至少曾經神聖過。特別虔誠的，或者讀特別重要的書，還要齋戒沐浴，焚香凈手，把幾案擦乾凈了，鋪上氈子毯子，才敢開卷。最起碼，也得正襟危坐，恭恭敬敬、規規矩矩地“拜讀”。拜讀這詞現在也用，但誰都知道那是當不得真的客氣話。沒有誰會對書鞠躬如也，反倒八成是隨便翻翻，甚至壓根兒沒讀過。
這也沒什麼不好。讀書原本是讀書人的一種生活方式，那就想怎麼著就怎麼著吧!過去看外國電影，常見老外一覺醒來，臉也不洗，牙也不刷，坐在床上就吃起早飯來，心裏很是不以為然。後來自己也覺得好笑。人家又沒在你床上吃，關你什麼事?同樣，咱們一大早起來，抄起一本書就往廁所裏跑，也用不著別人來説三道四。
但，隨意歸隨意，一個真正的讀書人，卻總還得心存敬畏。
這份敬畏不是對某個人的，也不是對某本書的。一個人，哪怕他學問大得跟錢鐘書似的，也沒必要對他點頭哈腰，人，無論貴賤賢愚，人格上都是平等的。然而對於人類的文明，以及那文明的傳承方式和傳承載體，卻應該有恭敬之心。這也是一個民族有沒有出息的尺規之一。日本人就懂得這一點。日本人，不管表面上如何狂妄，不可一世，口氣大得讓人反感，心底裏卻是保留著對某些東西的敬畏。在日本，一些國寶級的文物是必須跪下來看的。小澤徵爾甚至説《二泉映月》是應該跪下來聽的。中國人就不會説這句話。中國人只會對皇帝、對強權、對能夠決定或改變自己命運的人(比如救苦救難的菩薩或明察秋毫的清官)下跪，決不會對一個什麼瞎子拉的什麼小曲下跪，何況那瞎子據説還“品行不端”!不把它弄到垃圾車上去做開道的聲音，就不錯了。
也許，這正是小日本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向全世界叫板的原因之一。
中國人也不是沒有敬畏。農村裏一直有“敬惜字紙”的習俗，讀書人至少也知道敬畏孔孟。但前者是巫術的，就像怕鬼，怕符咒，怕妖法；後者則是功利的，就像小孩子怕大人，老鼠怕貓。因此，一旦孩子長大成了人，或者知道了世界上並沒有鬼，就什麼都不怕，什麼都不放在眼裏了。你看現在一些人，書沒讀兩本，只要混得一兩個頭銜，大小是個人物，就什麼人都敢説，什麼事都敢講，什麼場子都敢上去練把式，和當年的“鬥批改”有什麼兩樣?這可真是耗子成了精，連貓都敢打!
不是説誰誰誰就批評不得，也不是説只有誰誰誰才有批評權。但搞批評畢竟不是開黃腔，總得要有一線底線。有底線才會有底氣。這根底線就是“無知”，或者説，自知其無知，以及由此而産生的敬畏。唯其敬畏，才要讀書。我在《春來不是讀書天》一文中説過，讀書原本出於恐懼，對未知世界和陌生世界的恐懼。這恐懼只有敬畏才能戰勝。——先是對鬼魂的敬畏，後來是對神靈的敬畏，最後是對真理的敬畏。對真理為什麼要心存敬畏呢?因為真理是天下之公器。它不是哪個人發現的，不是哪個人的私有財産，也不掌握在哪個人手裏，只存在於一代又一代人不懈的追求中，而且永遠沒有窮盡。心存敬畏，就是要明白，任何人都不是真理的化身，已知也不等於全知。和未知領域相比，我們其實知之甚少，沒什麼可狂妄的。
中國的學術界卻似乎缺少這個傳統。在中國古代的“聖賢”們看來，真理是可以窮盡的。豈止是可以窮盡，而且是已然窮盡。唐堯虞舜，文王周公，“先王之道備矣”。只要掌握了那一套，就是聖人，——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嘛!那麼，我是堯舜我怕誰?即使當不成堯舜做不了博導，流氓總做得了吧?那麼，我是流氓我怕誰?
沒有了敬畏，也就沒有了底線。除了怕強權、怕暴力，什麼都不怕，還怕你幾個讀書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連只雞都殺不死的，怕你這鳥!
一個什麼都不在乎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在乎自己；一個什麼都不怕的人，最後就什麼都不是；而一個民族如果什麼都不敬畏，那就不但難有長進，沒準連家底都保不住。一提起帝國主義的掠奪，我們就義憤填膺，卻不肯想想，我們自己又燒了多少毀了多少?就在前不久，那個定海古城，還不是説拆就拆了?膽大包天嘛!
更可怕的還是“建設性破壞”：一哄而上的“現代建築”、形同垃圾的“城市雕塑”、言之無物的“學術成果”，鋪天蓋地都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毫無敬畏之心。什麼房子都敢蓋，什麼房子都敢拆，什麼人都敢畫圖紙，什麼人都敢寫文章，什麼顛三倒四著三不著兩的話都敢講。只要白大褂一穿，也甭管什麼人，都敢在病人身上動刀子。
當然，隨便讀完什麼書，也都敢發議論。
還有什麼，比這種無所顧忌更可怕呢?
因此我以為，一個人，一個讀書人，一定要有所敬畏，哪怕你一不信神二不怕鬼，哪怕你站著撒尿躺著讀書。
《光明日報》2001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