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和著書原本是一個小圈子的事情，它不僅需要智力，還需要錢財、時間的投入。
古時候社會上大多數人都為基本生存而勞作，能進行後兩種投入的人很少，文人的圈子相對於整個社會來説也就很狹小。這個圈子往往同社會上富有的、有閒的階層重合程度較高，超乎普通大眾，因此文人在語言和風氣上往往追求一種高雅和與眾不同，不以同大眾的語言隔膜為問題，反倒可能因為“之乎者也”而有一種超塵拔俗的優越感。
讀書和著書只是一個小圈子裏的事情的時候，文人們著書行文推崇高雅精緻，中國古代詩詞駢文講究高度凝練和對仗、平仄、韻律正是這種追求的體現。越是精煉的文字越顯文人的功夫。語言凝練高雅在古代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這與當時造紙成本較高有關，特別是沒有紙只能用竹簡寫字的時候，如果洋洋萬言，恐怕搬運都成問題。所以《老子》、《論語》、《孫子》等古代著作，都極為節省筆墨。古代文人都像擰濕水的毛巾那樣，非把腦子裏要表達的東西的水分擰得一個水分子沒有不行。
近現代以來，讀書大眾化了，這是工業發展帶來的人的社會化的結果。文人的圈子不斷擴大，白話文的推廣，就成了不可逆轉的趨勢。閱讀大眾化的同時是文化兌水時代的來臨，就像喝酒的人多了，低度酒就暢銷一樣，因為要大家都喝得了才行。當然，與此伴隨的還有造紙業和印刷業的進步，紙張和印刷成本變得極為廉價，書成為了大眾化的消費品，寫書人當然也就不吝惜筆墨了，更何況因為讀書的大眾化，著書可以成為營利的手段。於是，著書立説人的隊伍空前壯大，開始有寫書人粗製濫造了。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人圖書購買力空前增強，面對驟然壯大的讀者群體，著書突然成了一項可以迅速獲得名利的行業，因此一些算不上真正文人的人為了賺錢也拿著剪刀和漿糊匆忙加入了“攢書”的隊伍。文化兌水，文人的隊伍也在兌水。
追求獨特與精緻原本是文人傳承數千年的風尚，現在簡單複製和粗製濫造隨處可見，“著作等身”的“名人”已不再是稀罕之物。
而今，網路化、資訊化使得文化的傳播連用紙和印刷的環節都省掉了，傳送一條資訊到地球的另一端只是轉瞬之間的事。發表作品任何人隨時都可以做到。於是，文化進一步大眾化，又一次被大量兌水。原來是把高度酒變為低度酒，現在是酒精度趨近於零。人們的欣賞口味進一步發生變化，名著沒有人讀了，過去崇尚的東西現在沒有多少人讀得懂，也沒有時間和耐心去讀。所以，亞裏士多德、孔子、莎士比亞的著作，越來越少有人問津，思想和文學的大家不適用了。高度酒沒有人喝，只喝礦泉水和可樂的人，能把酒當作擺設就不錯了。文化上的礦泉水和可樂是什麼？就是快餐式的小哲理和刺激性的文學作品，它們在書店、書攤、火車上流行。人們有時也崇尚深沉，但往往只是相當於小男生給小女生看的深沉，是“扮酷”。這個時代裏，圖書的精品偶爾也有，但茫茫書海中，它不過是滄海一粟，而且也往往無多少人問津。它常常躲在書店的一角裏，有一種“寂寞開無主”的孤獨。相當於礦泉水和可樂的文化，又相應地産生了許多兌水的文人，這種人雖依然舞文弄墨（確切説是“弄機”———電腦），但卻遠離了凝練和雅致，不再以媚俗和粗糙為低劣，失去了以往文人的追求。
説實在的，我歡迎資訊化，但對文化的兌水卻有些憂慮。被稀釋的文化很難有精華。至於作品，本來寫的是一種境界，讀的是一種味道，但這些失去之後是什麼呢？資訊的時代，也許比以往更加需要一些自身不被兌水的文人，有一種“子規夜半獨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的執著，代表一種凝練雅致的文化精神。
《光明日報》2001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