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認為，既然是中國學人，就必須熟讀些傳統經典；閱讀傳統經典，是造就新人的優秀品格的重要途徑。
長期以來，閱讀一直是人們獲取知識的主要途徑。閱讀是否必要，並不成為什麼問題。但到了20世紀末，隨著新技術的發展，熒屏與網路的普及所造成的衝擊，使得讀書人，特別是青少年，閱讀時間大大減少了。因而，閱讀的必要性問題，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重視。
閱讀是必需的。但在20世紀，傳統經典是否還具有生命力，是否還能擁有廣泛的讀者？這一問題在20世紀初就已被提出。隨著科舉與清王朝的結束，傳統典籍與知識分子就越來越疏遠了。有些知識分子甚至説要把線裝書扔到茅廁裏去。應該説，傳統典籍所構建的知識體系，在20世紀，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了。但這不等於説，傳統典籍就已失去了生命力。
五四運動前後，新教育制度的確立和白話文的推行，青年學生，特別是中小學生，已不把傳統經典作為主要讀物了。但由於傳統教育的影響，當時一些中小學生仍然閱讀大量的傳統經典。當時，在中小學學校教育之外，學生們常常受到家庭或社會的影響，有較多的機會閱讀傳統經典。社會上一些知名學者也向中學生推薦傳統經典。1920年，胡適曾開列一份《中學國學叢書》目錄，列舉古籍31種，從《詩經》、《論語》到《史記》、《漢書》，從陶淵明、李白到歐陽修、馬致遠，皆入其選。1924年章太炎在《華國月刊》第二期第二冊上發表《中學國文書目》，收錄39種古籍。
讓中小學生閱讀眾多傳統經典，特別是讀那些專深的古書顯然是不合時宜的。1949年以後，中小學生除閱讀少量古詩文外，都是通過改編本、繪圖本或白話本等形式，間接了解傳統經典的內容。
五四運動以後，傳統經典逐步退出了中小學生的閱讀領域。對大學生或一般讀者來説，傳統經典仍然是他們閱讀的重要讀物，不少學者也很熱心向他們開列推薦書目。50年代，北京圖書館曾推出《中國古代重要著作選目》，這個書目是經過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審訂過的；蔡尚思在《書林》上發表《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40種書》，到90年代，教育部提倡大學生素質教育，一些大學推薦出名著導讀書目。
上述書目所收傳統經典，大致可分為八類：（1）四書五經；（2）前四史與《資治通鑒》；（3）先秦諸子；（4）其他子部書，如《論衡》、《壇經》、《顏氏家訓》、《明夷待訪錄》等；（5）唐宋詩文；（6）其他詩文，如《楚辭》、《文選》、《陶淵明集》等；（7）古典小説，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等；（8）其他，如《左傳》、《説文解字》等。
從以上各類傳統經典被推薦的情況來看，不少名著是有著持久的生命力的，如《詩經》、《論語》、《孟子》、《史記》、《資治通鑒》、《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楚辭》、《文選》等書，有些名著其影響力則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如《明夷待訪錄》、《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説文解字》及古典小説等。從總的方面來看，20世紀傳統經典的基本閱讀傾向是：從艱深到淺顯，從文言到白話，從原本到節本，從專集到選本，體現了傳統經典閱讀大眾化的發展方向。
可以説，傳統經典在20世紀不僅具有生命力，而且還擁有廣泛的讀者。那麼，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為什麼還要閱讀這些傳統經典呢？
1923年，梁啟超寫了一篇《治國學雜話》的文章，就為什麼要閱讀傳統經典，提出了兩層意見：一是，作為中國學人，就有必要讀一些中國傳統經典。他在《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後的附言中説：“以上各書，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若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1942年，朱自清在《經典常談》裏也持有這樣的觀點。他在該書序言中説：“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裏，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對於中國的學人，閱讀傳統經典，正是在這“文化”二字上。二是，梁氏認為，不僅需要閱讀必要的經典，對那些“最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還需要熟讀成誦。
那些傳統經典中的好文字，澆灌和滋養著我們的心靈，使我們有涵養與情趣；而聖哲格言，在為人處事方面，給我們以指引，不致使我們陷入困惑的黑暗中。在20世紀90年代，經過多次動蕩的中國教育界，多少已意識到素質教育的重要性。可以説，對於中國學人，閱讀傳統經典，正是在這“素質”二字上。
注重傳統經典的閱讀，或許源於中國悠久的傳統所賦予我們與生俱來的情感。然而，在美國，習讀經典名著，特別是習讀傳統經典，同樣是受人關注的話題。早在20世紀初，哥倫比亞大學就創設了“文學人文”和“當代文明”兩門本科生的必修課。前者致力於提供一個歐洲文學名著的標準選目，後者提供一個哲學和社會理論名著選目。這兩個目錄包含了大量的西方傳統經典。
今天，我們閱讀傳統經典，不僅是為了獲取知識，也是為了一個悠久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這或許是尋求一個完整、獨立的自我與品格的最好途徑。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北京日報》2001年7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