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認為,既然是中國學人,就必須熟讀些傳統經典;閱讀傳統經典,是造就新人的優秀品格的重要途徑。
長期以來,閱讀一直是人們獲取知識的主要途徑。閱讀是否必要,並不成為什麼問題。但到了20世紀末,隨著新技術的發展,熒屏與網路的普及所造成的衝擊,使得讀書人,特別是青少年,閱讀時間大大減少了。因而,閱讀的必要性問題,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重視。
閱讀是必需的。但在20世紀,傳統經典是否還具有生命力,是否還能擁有廣泛的讀者?這一問題在20世紀初就已被提出。隨著科舉與清王朝的結束,傳統典籍與知識分子就越來越疏遠了。有些知識分子甚至説要把線裝書扔到茅廁裏去。應該説,傳統典籍所構建的知識體系,在20世紀,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了。但這不等於説,傳統典籍就已失去了生命力。
五四運動前後,新教育制度的確立和白話文的推行,青年學生,特別是中小學生,已不把傳統經典作為主要讀物了。但由於傳統教育的影響,當時一些中小學生仍然閱讀大量的傳統經典。當時,在中小學學校教育之外,學生們常常受到家庭或社會的影響,有較多的機會閱讀傳統經典。社會上一些知名學者也向中學生推薦傳統經典。1920年,胡適曾開列一份《中學國學叢書》目錄,列舉古籍31種,從《詩經》、《論語》到《史記》、《漢書》,從陶淵明、李白到歐陽修、馬致遠,皆入其選。1924年章太炎在《華國月刊》第二期第二冊上發表《中學國文書目》,收錄39種古籍。
讓中小學生閱讀眾多傳統經典,特別是讀那些專深的古書顯然是不合時宜的。1949年以後,中小學生除閱讀少量古詩文外,都是通過改編本、繪圖本或白話本等形式,間接了解傳統經典的內容。
五四運動以後,傳統經典逐步退出了中小學生的閱讀領域。對大學生或一般讀者來説,傳統經典仍然是他們閱讀的重要讀物,不少學者也很熱心向他們開列推薦書目。50年代,北京圖書館曾推出《中國古代重要著作選目》,這個書目是經過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審訂過的;蔡尚思在《書林》上發表《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40種書》,到90年代,教育部提倡大學生素質教育,一些大學推薦出名著導讀書目。
上述書目所收傳統經典,大致可分為八類:(1)四書五經;(2)前四史與《資治通鑒》;(3)先秦諸子;(4)其他子部書,如《論衡》、《壇經》、《顏氏家訓》、《明夷待訪錄》等;(5)唐宋詩文;(6)其他詩文,如《楚辭》、《文選》、《陶淵明集》等;(7)古典小説,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等;(8)其他,如《左傳》、《説文解字》等。
從以上各類傳統經典被推薦的情況來看,不少名著是有著持久的生命力的,如《詩經》、《論語》、《孟子》、《史記》、《資治通鑒》、《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楚辭》、《文選》等書,有些名著其影響力則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如《明夷待訪錄》、《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説文解字》及古典小説等。從總的方面來看,20世紀傳統經典的基本閱讀傾向是:從艱深到淺顯,從文言到白話,從原本到節本,從專集到選本,體現了傳統經典閱讀大眾化的發展方向。
可以説,傳統經典在20世紀不僅具有生命力,而且還擁有廣泛的讀者。那麼,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為什麼還要閱讀這些傳統經典呢?
1923年,梁啟超寫了一篇《治國學雜話》的文章,就為什麼要閱讀傳統經典,提出了兩層意見:一是,作為中國學人,就有必要讀一些中國傳統經典。他在《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後的附言中説:“以上各書,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若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1942年,朱自清在《經典常談》裏也持有這樣的觀點。他在該書序言中説:“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裏,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對於中國的學人,閱讀傳統經典,正是在這“文化”二字上。二是,梁氏認為,不僅需要閱讀必要的經典,對那些“最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還需要熟讀成誦。
那些傳統經典中的好文字,澆灌和滋養著我們的心靈,使我們有涵養與情趣;而聖哲格言,在為人處事方面,給我們以指引,不致使我們陷入困惑的黑暗中。在20世紀90年代,經過多次動蕩的中國教育界,多少已意識到素質教育的重要性。可以説,對於中國學人,閱讀傳統經典,正是在這“素質”二字上。
注重傳統經典的閱讀,或許源於中國悠久的傳統所賦予我們與生俱來的情感。然而,在美國,習讀經典名著,特別是習讀傳統經典,同樣是受人關注的話題。早在20世紀初,哥倫比亞大學就創設了“文學人文”和“當代文明”兩門本科生的必修課。前者致力於提供一個歐洲文學名著的標準選目,後者提供一個哲學和社會理論名著選目。這兩個目錄包含了大量的西方傳統經典。
今天,我們閱讀傳統經典,不僅是為了獲取知識,也是為了一個悠久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這或許是尋求一個完整、獨立的自我與品格的最好途徑。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北京日報》2001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