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報記者 馬志剛

　　嘉 賓：

　　陳昌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

　　呂 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研究室主任

　　許 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

　　何建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

　　2015年中國經濟年報已經“出爐”，在6.9%的經濟增速背後，反映的是中國經濟怎樣的運作狀況？投資增速降至1999年以來的最低水準，外貿出口自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是否真的印證了某些唱衰中國經濟的言論？本報特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家，為您帶來專業而理性的分析——

　　增速下行

　　主持人：

　　國家統計局發佈了2015年的全年主要經濟數據，經濟同比增長6.9%，這是我國自1991年以來最低的經濟增速。如何看待高增長後的經濟增速下降現象？

　　陳昌盛：從歷史經驗看，高增長後經濟增速下降是一個自然現象。對於後發追趕國家，經濟增速在經歷一個高速增長期後，隨著後發優勢逐漸減弱，經濟增速都會趨緩。當每人平均GDP達到中高收入並接近高收入水準的時候，經濟增速就會出現明顯放緩。而且從多數國家來看，一旦進入減速期，經濟增速往往在較短的時間內大幅回落，通常增速會下降40%到50%，東亞的日本、南韓都是如此。我國當前正在經濟增速換擋期，2012年以來經濟增速明顯放緩，但累計降幅低於同期日、韓的降幅，2012年至2015年4年增速分別為7.7%、7.7%、7.3%和6.9%，年度降幅控制在較小的範圍，大大減緩了經濟增速換擋帶來的負面影響。而且，對大國經濟而言，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每個百分點代表的增量和以往大大不同。2015年中國經濟規模已達到10.8萬億美元，2015年1個百分點的增量，相當於5年前的1.5個百分點，相當於10年前的2.6個百分點。

　　看待中國經濟減速，需要放到全球低增長、低通脹和高負債大背景下。當今的世界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以做到獨善其身。從與世界平均增速的關係看，我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速的彈性並沒有明顯下降。自1991年以來，全球平均經濟增速為3.6%，我國平均增速為全球經濟增速的2.7倍。2015年全球經濟增速約為3.1%，我國經濟增速雖然持續下行，仍為世界平均增速的2.3倍。

　　從國際橫向比較看，在佔全球GDP82%的前25位經濟體中，我國經濟增速僅略低於調整核算方法後的印度的增速。在我國經濟減速的同時，我國經濟總量、國際貿易、對外投資佔全球的份額都保持上升態勢，表明我國總體競爭力沒有下降。特別需要提到的是，隨著美聯儲加息、大宗商品大幅走低和我國經濟轉型調整，2015年國內國際金融市場都出現了較大波動，我國經濟經受住了股市、匯市波動的考驗，保持了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總體態勢。

　　當下，國際上仍有對中國經濟數據質疑的聲音。一些人提出，中國經濟增速存在虛高，實際增速僅有6%左右，甚至5%左右或更低。他們的依據大致為三類，一是根據中國能源消費與GDP的歷史關係，二是根據中國主要工業産品的實物量(或綜合指數)與GDP的關係，三是根據各種編制的經濟同步指數與GDP的關係。這些數據校驗的方法，在經濟結構相對穩定的時期，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但如果脫離了這個前提，校驗的結果會大打折扣。

　　由於我國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後期，經濟結構出現了不同以往的轉折性變化，比如鋼鐵生産出現2000年以來首次負增長；水泥産量出現1990年以來首次負增長；發電量和用電量出現了1978年以來首次零增長；第三産業佔比超過50%，服務業首次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大産業等，這些都是不同以往的重大結構變化。過去，我國經濟增速與工業密切相關，工業增加值與GDP的相關度很高，用工業産值或重要工業産品實物量都能較好地預測GDP增速，但當工業在經濟中的地位和比重大幅度下降時，這種方法自然也需要調整。發達國家歷史上有一個能源消費的“倒U”規律，隨著工業化進程推進，單位GDP能耗會明顯上升，當發展到工業化後期，單位GDP能源消費強度則會下降。在倒U曲線左側時用能源消費檢驗GDP增速會比較有效，而處於倒U曲線的頂部或右側時，仍沿用過去的歷史關係來檢驗則會失效。

　　特別是，在我國工業領域存在嚴重過剩産能的背景下，鋼鐵、煤炭、建材、水泥、發電等都存在産能利用率明顯不足的問題，如果仍沿用過去的方法，用這些基礎工業的産品産量來檢驗我國經濟增速，得出的結論會更悲觀。例如我國41個工業産業整體利潤為負增長，而虧損主要來自煤炭、黑色金屬開採、油氣、鋼鐵、有色、建材等六大行業，扣除這六個行業工業整體利潤仍為正增長。如果再沿用鋼鐵、煤炭、水泥和發電量合成實物指數來檢測GDP增速，得出的結論就會明顯偏頗。正是由於忽視了中國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目前部分研究給出了質疑中國數據的結論。如美國企業聯合會用工業實物量，花旗銀行以鐵路貨運量、發電量和銀行信貸餘額增速3項指標合成的指數和工業産值數量等來檢驗我國GDP增速，得出我國GDP增速僅5%左右的觀點，都存在同樣的邏輯和方法問題。

　　由於去産能、去杠桿、去庫存的任務艱巨，2016年作為“十三五”開局之年，我國經濟仍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取得實效，則“十三五”前期經濟運作有望逐步趨穩。其實，增速是高一點，還是低一點，不是問題的核心，最重要的是看就業穩不穩定，收入增不增長，企業盈不盈利，國家是否有稅收，環境是否能改善。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過了追求數量的階段，重在提高品質和效益。只有經濟增長的品質和效益不斷改善，才能讓老百姓真正有獲得感。

　　投資放緩

　　主持人：

　　2015年，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同比增速降至10%，為1999年以來的最低水準。如何看待這一輪投資增速回落？背後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許偉：這一輪投資增速回落，已經持續了大約6年的時間，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衰退性下滑，而是我國經濟發展到較高階段和經濟結構調整的規律使然。未來投資重點將會轉向技術創新、産業升級、公共服務供給和民生改善等方面。要進一步釋放有效投資潛力，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關鍵是創新投融資體制機制，提升投資效率。

　　過去，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往往伴隨高投資。特別是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我國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和出口增長明顯加快，住房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供給瓶頸不斷顯現，重化工業進入快速發展時期，投資增速一度超過30%。但2013年以後，隨著鋼鐵等重點工業産品的需求陸續接近或達到峰值，房地産多項建設指標出現歷史性轉折變化，出口增速回歸常態，部分傳統領域攤子鋪得過大、産能過剩的問題逐步顯露，投資增速持續下滑。

　　與一般的經濟波動不同，這一次投資增速回落，實質是經濟發展到了更高階段的回落，符合後發國家追趕階段轉換的邏輯和規律。

　　2015年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轉折性變化是消費增速超過投資增速，為本世紀初以來的首次。這意味著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已經發生重大轉變。過去，中國經濟增長更多依賴外需和投資，而現在正逐步轉向更加依靠內需和消費。以前更多的是增規模，未來更要上臺階。結合日本、南韓等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的經驗來看，在技術水準沒有取得革命性突破之前，投資難以回到過去的高速增長區間。

　　當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每人平均所擁有的資本存量水準還比較少，目前大致相當於美國的五分之一。考慮到我國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城鎮化水準和品質還有較大提升空間，在産業轉型升級、新型城鎮化和重大民生工程等領域還有不少投資潛力。要持續提高勞動生産率、促進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水準，仍有必要繼續增加投資。

　　一方面，要進一步挖掘傳統領域增加有效投資潛力。儘管房地産投資峰值期已經臨近，新開工、竣工和施工面積逐步進入負增長區間，但棚戶區改造、養老、文化、休閒和旅遊地産需求空間還比較大。儘管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回報率下降，但與提高城市管理水準、消費升級和民生改善相適應的資訊、停車場、地下管廊、中西部鐵路等基礎設施還存在不少短板；另一方面，新技術、新模式和新需求層出不窮，機器替代人工、研發和資訊化投資比重上升、綠色環保和新能源汽車産業蓬勃發展等趨勢日益明顯，新的投資增長點不斷涌現。此外，“一帶一路”等重大戰略的實施，也需要發揮重大工程的支撐作用，進一步帶動國內相關産業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需求。

　　著眼長遠，當前也是發揮政府資金和社會資本協同效應、擴大有效投資的有利時機。一方面，資金成本較低。市場利率水準持續回落，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經降至2.8%以下，政府通過發行長期、低息債券籌集資金，不會擠出私人部門的投資；另一方面，政府總體債務水準並不高。政府債務總規模與GDP比重不到60%，適當增加支出，尤其是中央政府擴大項目出資比例，不會産生嚴重的債務壓力。

　　不過，要保持一定的投資增速，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單純依靠短期刺激、走規模擴張的老路已經行不通，關鍵是加快落實供給側改革的各項任務，完善投資環境，提高投資效率。

　　一是減少無效投資，優化資金、土地等要素的配置。過剩産能和僵屍企業退出緩慢，不僅拖累了好企業，而且還佔用了信貸資金，增加了金融風險暴露的可能，間接影響了有效投資。需要儘快明確銀行呆壞賬處置和遣散人員的後續安置辦法，擴大財政支援力度，加快過剩産能削減和僵屍企業清理速度。繼續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減少行政性干預，降低價格、稅收、土地等方面的扭曲，讓要素能夠順利配置到更為高效的領域，避免增加新的無效投資。

　　二是優化投資的外部環境，降低投資成本，增強投資的內生動力。在嚴格執行安全、環保等法律和標準的前提下，簡化投資審批程式，放鬆市場管制，激發社會創造力和企業家精神。進一步擴大加速折舊實施的範圍和力度，儘快完成“營改增”擴圍，禁止徵收過頭稅，降低企業稅負，激勵企業加快技術改造和研發投資。

　　三是創新投融資體制機制，引進新的投資主體。除了適當增加重大項目中央的出資比例以外，可以通過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放寬準入和打破壟斷，鼓勵更多民營企業依法進入基礎性領域，撬動社會和民間投資。利用今年將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契機，加快服務業對外開放，積極推進中美投資協定談判，引入更多競爭性、高水準的投資主體。

　　外貿下降

　　主持人：

　　2015年，中國的外貿出口下降2.8%，是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一時間，對於中國出口競爭力和出口增長可持續性的擔心四起，出口的疲弱也成為“中國崩潰論”的新證據。該怎麼看外貿出口數據變化？

　　呂剛：其實，只要仔細分析一下就不難發現，情況遠不像我們想的那麼糟，中國總體的出口競爭力在國際上仍然是領先的，目前面臨的困難是暫時的，只要我們堅持通過改革開放，加快培育新的競爭優勢，中國的出口就一定能進入持續穩定增長的軌道。

　　應當承認，過去6年來中國的出口確實在持續走弱。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別出現31%和20%的“V”形反彈後，出口增速逐年下滑，2012年至2014年分別為7.9%、7.8%和6%，去年陷入負增長。分産品看，在2014年出口超過百億美元的27個大類出口産品中，只有6類産品的增速在2015年有所提升，其餘21類的增速均出現下滑甚至陷入負增長。

　　不過，一旦從更開闊的視角來觀察，就會對2015年的中國出口産生完全不同的印象。首先是和自身比。相較于2009年16%的出口下降幅度，去年的降幅實際上是很小的。也就是説，縱比來看，出口形勢遠不像6年前那麼糟糕。其次是和其他國家比。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除新加坡、中國香港這兩個轉口大港外，有22個經濟體在2014年的出口超過2000億美元，它們在2015年前10個月的出口全部出現收縮，其中16個經濟體的降幅達到了10%以上，而中國的降幅最小，只有2.5%。換句話説，橫比來看，中國去年的出口表現還是全球最佳。雖然全球的去年全年出口數據尚未公佈，但中國産品的國際市場份額再創新高，已經是板上釘釘。

　　既然總體情況還相當不錯，如何解釋出口增速在去年由正轉負呢？首先要看到，中國出口的逐步減速是一個中長期調整過程的一部分，這裡面既有國際上的原因，也有中國自身的原因。從外部來説，發達國家經濟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進入深度調整，其進口需求在經歷了2010年和2011年的反彈後，已連續多年在零增長左右徘徊，這自然會限制中國出口的增長。從內部來説，隨著近年來勞動力、土地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國在紡織服裝、玩具箱包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産品上的出口競爭力開始減弱。所以，指望中國出口再回到過去那種連年高增長的狀態已經不現實了，在建立起新的國際競爭優勢之前，低增長往往就是中國出口的常態。

　　分析了導致出口減速的中長期因素，有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2015年中國出口收縮的短期因素：第一，是能源和礦産資源價格暴跌，導致能源資源生産國出口收入下降，進而削弱了其進口能力。原油價格在2014年7月以前還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而到2015年年初則已跌到50美元以下，年底甚至跌破40美元，按2014年全球原油進口量18.8億噸粗略估算，僅此一項就使得原油出口國的外匯收入減少了7000億美元以上。2015年中國對俄羅斯的出口從上年的540億美元銳減到350億美元，跌幅高達35%，主要就是因為後者的原油出口收入銳減。礦産資源跌價則可以用鐵礦石作為典型代表。與2014年相比，鐵礦石價格在2015年跌去了40%，受此影響，巴西經濟陷入負增長，中國對巴西的出口也下跌21%。

　　第二，是許多國家的貨幣對美元大幅貶值，導致這些國家以美元計價的進口額下降，從而相應減少了從中國的進口。歐元在2015年對美元比上一年貶值了16%，受此影響，如果以歐元計算，歐元區在2015年前10個月從中國的進口同比增加了250億歐元，但以美元計算則減少了130億美元。其實匯率的變動還有第二種效應，即在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基本穩定的情況下，對那些本幣對美元貶值的國家來説，其出口産品的美元價格會變得更便宜，從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擠佔中國産品的國際市場份額，這也會導致中國的出口減速。不過，由於中國總體出口競爭力仍然較強，國際市場份額最多只是漲得比原來慢一些，這種負面影響還不大容易觀察到具體的數據。

　　第三，是技術進步導致對中國部分出口拳頭産品的需求下降。據市場研究公司TrendForce統計，2015年全球手機出貨量增長10%，筆記型電腦則下滑5%，顯示智慧手機對筆記型電腦已産生明顯的替代效應。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2015年前11個月手機出口增長7%，電腦及辦公機械出口則下降14%，而後者正是中國出口最多的三大類産品之一，2014年出口額超過2000億美元。

　　弄清了出口遇到困難的原因，下一步怎麼辦也就清楚了。首先，既然全球經濟的調整和中國自身競爭優勢的重塑都不是在短期內可能完成的任務，我們就不能急於求成，把出口增長的目標定得過高。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由於同時擁有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低成本高素質的人力資本、高品質的基礎設施和門類齊全的配套産業，中國在發展製造業方面仍然具有突出的優勢，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的出口肯定還會進一步增長。實際上，在連續3年下降之後，中國製造業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已經在2015年企穩，其中高技術製造業吸收外資增長了12%。跨國公司都對我們有信心，我們自己為什麼沒信心呢？只要通過新一輪的改革開放，為中國製造業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創造更好的環境和條件，就一定能實現出口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具體地説，一是要進一步對外開放市場，改善投資環境，保護智慧財産權，吸引更多的外國跨國公司到中國來發展高端製造業，搞研發中心，帶動中國技術水準和創新能力的提高；二是要全面放鬆對外投資管制和外匯管制，優化對外投資服務，讓有實力的中國企業能到國際上去購買技術及品牌、招攬人才、開拓市場；三是要在繼續推進WTO談判的基礎上，加快建立包括周邊所有國家、涵蓋“一帶一路”、輻射五大洲的自由貿易區網路，為中國企業開展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創造一個自由、便利、公平的國際環境；四是要借助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中非發展基金等金融機構，幫助中國的工程承包企業到國外去建設基礎設施，帶動附加值較高的成套設備的出口。總之，要促進外貿出口健康發展，政府的職責就是要創造良好的貿易、投資、創新、金融環境，剩下的就放心交給企業去做。

　　結構調整

　　主持人：

　　如何看待2015年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進展？明年結構調整的難點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何建武：作為一個處於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既是經濟發展的突出特徵，也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的內外部環境、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結構的調整已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轉型的一項緊迫任務。回顧2015年的經濟發展，結構調整取得了許多積極的進展，也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徵。

　　一是産業結構調整的步伐明顯加快。在資訊技術服務、電子商務、文化創意等新興服務業態的引領下服務業發展勢頭強勁，服務業作為國民經濟第一大産業的地位更加鞏固。2015年，三次産業中服務業增速遙遙領先，達到8.3%，比第二産業高2.3個百分點，這也是本世紀以來服務業增速超過第二産業幅度最大的一年。2015年服務業比重達到50.5%，比2014年提高2.4個百分點，這是近20多年來服務業比重提升幅度最高的一年。

　　二是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更加協調。資訊消費、綠色消費、時尚消費、健康消費等消費熱點不斷涌現，消費結構升級的態勢更加明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快速提升，經濟增長正在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需求驅動向主要依靠消費需求驅動轉變。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數據，截至2015年12月3日21時，2015年電影票房收入已達400.5億元，成為首個票房超過400億元的年份。2015年“雙11”當天天貓成交額突破912億元，增長近60%。2015年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6.4%，比上年提高15.4個百分點。

　　三是經濟增長的供給側驅動力更加可持續。2015年隨著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鼓勵創新的體制機制不斷完善，依託“網際網路＋”等新技術的眾創、眾包、眾扶、眾籌等新的創新模式不斷發展，全社會協同創新平臺的不斷增多，創新驅動發展的能力進一步增強，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升。其中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高新技術産業投入和産出快速增長，出口商品不斷向價值鏈高端攀升。2015年，醫藥製造、電腦、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等高技術産業投資增速比全部投資快2到4個百分點；高技術産業增加值增速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的快4.1個百分點；在全球出口和國內勞動密集型産品出口持續較快下滑的局面下，中國機電産品出口額仍然保持1.2%的增長。

　　四是區域經濟分化的新趨勢更加凸顯。從區域結構來看，東中西部之間經濟協調性在繼續增強，2015年中、西部地區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分別增長7.6%和7.8%，分別快於東部地區0.9個和1.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近年來受全球經濟持續疲軟、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低、國內投資大幅下滑、污染控制力度不斷加大等因素的影響，區域經濟增長開始呈現南北分化的態勢。2015年這種趨勢更加明顯，東北、華北以及西北地區經濟增長速度繼續放緩；而華東、中南以及西南地區經濟增速呈現企穩態勢。從增長速度絕對水準來看，2015年前三季度增長最快的5個省份分別是重慶、西藏、貴州、天津和江西，除了天津外其餘4個都屬於南方地區；而增長最慢的5個省份河北、吉林、黑龍江、山西和遼寧，基本都屬於東北和華北地區。從增長速度的變化來看，更是如此，2015年前三季度東北3省地區增速下滑幅度最大，達到2個百分點左右。

　　在看到結構調整取得的可喜成就的同時，也需要看到這些進展背後既有主動努力，也有被動使然，如服務業比重的提高既是服務業快速發展的結果，也是製造業增速過快下滑的結果。另外更需要看到的是，目前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仍然比較突出，結構調整的任務依然艱巨。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推動經濟結構的優化，關鍵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一方面，推動結構調整需要進一步發揮市場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歷史發展的經驗表明，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許多結構性矛盾都是源自於政府的過度干預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和市場調節的失效。比如，部分行業的産能過剩就與地方政府的過度扶持和地區之間的無序競爭存在很大關係。只有充分發揮市場在結構調整中的決定性作用，才能形成結構調整的持續動力，從而防止出現新的結構矛盾；另一方面，結構調整也需要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為結構調整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結構調整過程中難免會付出一定社會成本，比如一些企業可能會倒閉關門、一些職工可能需要下崗再就業、一些人群收入可能有下降。因此需要政府在宏觀調控、就業服務、社會保障等方面履行好本身的職責，降低結構調整的社會成本，防止激化社會矛盾和引發社會衝突。

　　結構調整不會一蹴而就，既需要統籌謀劃、不懈努力，也需要找準方向、加快突破。就當前階段而言，結構調整的核心工作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落實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在結構調整過程中化被動為主動，化阻力為動力，化不利影響為積極影響。具體來講，就是要加快化解過剩産能，釋放閒置的資源和要素，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加快服務業改革和對外開放，推動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形成服務業和製造業良性互動的産業結構關係；要通過創造新供給，提高供給品質，擴大消費需求，補齊軟硬基礎設施短板，提高投資有效性和精準性，形成更加平衡的需求動力結構；要完善創新人才的激勵機制，調動社會各界創新創業的熱情，加快培育發展新産業、新技術、新産品和新業態，形成以創新為主的驅動力結構；要消除地區間顯性和隱形的壁壘，推動形成全國統一市場，促進要素自由流動，推動人口、資源和經濟在空間合理佈局，形成東西協調、南北均衡的區域協同發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