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企業各方面成本既是企業的共識也是政策導向。近期，人民日報派出記者團隊奔赴浙江、河南兩省，對53家製造業企業的成本狀況展開深入調查。多數企業都認為最應推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但現實的無奈卻是政策往往被卡在“最後一公里”，企業對減負表示無感。事實擺在眼前，如何避免減負政策淪為“空頭支票”也就成為了政府接下來急需解決的問題。

　　稅費評估等成本高居不下

　　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降成本列入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五大任務之一，這無疑讓當下步履維艱的實體經濟看到了一絲曙光。但調查結果卻顯示，一些地方在稅費、評估、檢測等方面的制度不合理仍然使得企業背負著高額的運營成本，面對説好的減負，企業只能望洋興嘆。

　　對企業來説，降成本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減稅降費。但調查顯示，在一些地方上，稅收並非按照企業實際的經營狀況收繳，反而依舊參照的是稅務部門年初給各個企業定下的繳稅指標，如此一來，個別運營狀況不佳的企業甚至要借錢繳稅，為企業減負根本無從談起。

　　另一方面，部分行政事業性收費也壓得企業喘不過氣來。在調查中，企業普遍反映的就是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的徵收標準過高。根據現有規定，企業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例不得低於在職職工總數的1.5%，未達到該比例的企業則需按差額人數全額徵收保障金。某企業負責人表示，勞動密集型企業已經為促進就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如今還要支付高昂的殘疾人保障成本，這種收費標準不太公平。

　　而對於那些正處在籌備期的企業來講，評估檢測的費用又是一道過不去的坎。據悉，企業要想正式開門營業，前後至少需要做15項評估。“每次新上設備或改造生産線，都要重新做環評，甚至是一台設備從一個車間搬到另一個車間也要做環評，一次環評至少幾萬元。”某企業抱怨道。

　　政策亟待打通“最後一公里”

　　為何明明上有政策，企業卻仍然無法沐浴到減負的春風？調查認為，政策無法打通“最後一公里”是目前的癥結所在，在此前提下，企業不得不繼續面對由於制度障礙導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偏高的現實。

　　受訪企業普遍表示，審批權從國家層面下放到省、市、區固然是好事，但現實情況是審批事項不僅沒有減少，企業經常還要面對基層辦事人員“不想辦”或“辦不了”的尷尬。此外，還有企業抱怨稱，綜合了多項業務的服務大廳只是一個領表格的地方，各類網上申報看似方便，但審批流程太長，時間成本白白損耗。

　　除此之外，政策缺少配套細則和具體措施也是導致簡政放權“最後一公里”落地難的原因之一。“一些降成本的好政策，因為沒有細化，對企業來説猶如畫餅充饑。”一家企業的財務總監説。在他看來，面對缺少細則和規範的政策，企業根本不敢做行業內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生怕踩雷。

　　實際上，上述種種問題基本都可以用“空轉”二字來定義。而這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改革空轉其實也早已得到了中央層面的重視，中財辦主任劉鶴今年3月就明確表示，要對於已進行的改革定期“回頭看”，確保改革不空轉。

　　企業減負還需政府“減權”

　　要想確保改革擲地有聲，打通“最後一公里”勢在必行，而從業內多位專家的反饋來看，想真正為企業減負，就需要政府變“放權”為“減權”，與此同時，營改增等一系列具體的減負措施還需要繼續探索和完善。

　　首都經貿大學産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陳及以營改增為例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目前營改增正處在全面推開和普及的階段，儘管營改增減掉的5000億元平攤到每個企業身上規模不算太大，但有關稅票的很多細節問題目前仍然不夠明確，稅務部門也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徵管監察體系，諸多不確定性使得營改增在幫助企業減負上稍顯乏力。

　　“不過在目前經濟下行且財政收入不樂觀的前提下，國家依然大力推進營改增確實能體現出政府要為企業減負的決心。此外，從長遠來看，營改增也不單單是稅收問題，它還是促進産業細化分工的有效手段。”陳及説。

　　而在談及“減權”問題時，陳及認為，目前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清理各級政府的亂收費現象。“首先，收費必然是制度化的，屬於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範疇。另外，各種名目的收費隨機性很強，立項即可收費，給企業的運營成本造成了很大的壓力。”陳及説。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也表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其實是政府對自己“動刀”的過程。政府應當進一步轉變職能，加快建設服務型政府，通過減權降低企業成本。

　　北京商報記者 肖瑋 南淄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