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

　　法國社會學家、法國國家視聽研究所研究員弗雷德里克·馬特爾曾在全球暢銷書《主流：誰將打贏全球文化戰爭》一書中指出，全球化、網際網路時代的意識形態衝突依然猛烈，文化領域的博弈甚至會變得更為複雜和艱難。他的這番觀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歐盟的文化政策導向，並深刻地影響了其他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決策。

　　這本《智慧：網際網路時代的文化疆域》道出的事實是，當全球化時代進化到移動互聯網擁有很高普及的當下，傳統國界、地理限制的概念確實被淡化，但這並沒有發生如許多網際網路創業家、文化學者所宣稱的走向完全開放、虛擬網路與現實關係實現無縫對接的變化，更沒有上演因國界、地理限制淡化而實現不同群體的廣泛包容。

　　弗雷德里克·馬特爾在這本書中使用了“疆域”一詞，這並不一定是指地理上的區域劃定，也可以是社群、語言、信仰的區分。網際網路、移動網際網路超越了地理位置，卻促成了以語言、文化、民族及興趣、親緣關係、利益為區分的共同體興起，這些共同體之間的隔閡卻在加深。

　　一些在近現代時期隨著工業化、城市化浪潮受到席捲、衝擊的傳統，例如印度的種姓制度、包辦婚姻，令人驚奇地在網際網路和社交網路上重獲新生——印度的相親、約會網站上要求用戶填報種姓和社會等級。而在其他一些地區，人們受到更為嚴厲的教法管理，移動網際網路為這種管理提供了技術手段，可以全天候覆蓋和監控群體內所有對象。弗雷德里克·馬特爾據此認為，網際網路“Internet”應當重新改寫為“internet”。

　　“疆域”概念的興起，也是因為而今的網際網路和社交網路，受到更多管制、監控。包括在網際網路時代發展初期，曾一度堅持放鬆管理的美國，為了加強反恐也不得不投入更多資源用於監控，大數據之所以變得有名，也是因為可以用來便利的分析監控對象活動等相關的海量資訊。美國之外的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網路管制和監控漸趨嚴厲。另一方面，包括美國、日本、歐洲國家在內的全球主要經濟體，都意識到智慧裝備、機器人、電子遊戲等産業對於拉動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的重要意義，也看到了推進這些産業加快發展、推進新的數字化城市建設，仍需要政府進行基礎投入，因而也開始像東亞國家那樣開展項目運作。

　　弗雷德里克·馬特爾在寫作這本書期間，走訪了俄羅斯、印度、巴西、以色列、墨西哥、南非、日本、美國，以及一部分歐洲國家，開展過深入有效的田野式調查與訪談，獲悉全球化、網際網路在全球的許多區域，是以斷裂、受控等多種形式存在和體現的。

　　“疆域”與全球化主流網際網路並存的時代，實際上呈現出的就是網路的碎片化。網路體現出社群屬性，賦予不同的人、組織、政治實體（國家、地區等）以多重多種身份，至少在目前很難讓各類群體和個體實現較為有效的捏合。不少數字城市、移民城市，文化多樣性和對少數群體的保護獲得了較為有效的尊重，而不同年齡、職業身份、經濟收入群體的生活方式和價值信念的差別性也很突出，呈現出明顯的疆域化色彩。

　　疆域、邊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群體極化和對立，這會讓網際網路走向崩潰嗎？弗雷德里克·馬特爾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在他看來，網際網路時代無可逆轉，將促使不同的人、組織和政治實體都必須服從基本規則，才能接入全球，才能避免被這個時代所邊緣化。而疆域化也將促使技術和社會文化進一步發展，找出能夠同時相容全球化、本地化並能滿足行為、消費、人際交往需要的方式和機制。包括那些最為激進的創業家，也將放棄消除差異的願望，而接受網際網路時代更多差異性的存在。

　　書名：《智慧：網際網路時代的文化疆域》

　　作者：弗雷德里克·馬特爾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