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觀察

　　□金旼旼

　　今年夏天，我與朋友相約到美國自駕。新奧爾良大約是我駕車穿越美國大陸的中點。在這之前，我每晚都選擇住在市中心，從紐約到費城、夏洛特、阿什維爾、納什維爾、孟菲斯，都是如此。但到了新奧爾良之後，我實在是受夠了市中心，決定每晚在郊區過夜。

　　受不了市中心的原因包括，更昂貴的酒店價格和停車費用（通常一晚20-30美元）、吵鬧擁擠的街道、骯髒的環境，還有安全問題。在抵達新奧爾良前，看了Lonely Planet的資訊指南，偌大的城市，對遊客來説，僅能在市中心的法國區附近安全漫步。

　　整個後半程，從新奧爾良到休斯頓，從艾爾帕索到聖菲，從大峽谷到洛杉磯，以及終點舊金山，我都住在距離城市十數公里的郊區。不用擔心傍晚散步會遭遇犯罪、不用再被半夜街道上吵鬧的醉漢或警笛聲打擾睡眠、不再為找車位煩惱，並且還省下了大筆開支。

　　到舊金山後，住在舊金山南郊小城Burlingame，當地好友來看我，聽完我的講述後哈哈大笑：“你現在能理解，為什麼來舊金山這麼多年，我會選擇住在這裡了吧。”這裡距離舊金山車程不到二十分鐘，但開車不堵、上餐館不用排隊、居住密度低、綠化優美，富裕的社區還支撐起了優質的教育機構。

　　事實上，我的旅行感受和很多美國人的實際生活感受一致。雖然從整體上看，城市化依然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各國的發展大方向所在，但“去城市化”在美國同樣也是一股潮流。

　　據2010年的統計，美國80.7%的人口居住在僅佔全國總面積3%的城市中，五十年前這一比例是69.9%，一百年前是45.6%，城市化的發展趨勢的確是不爭的事實。

　　不過，城市生活帶來的問題卻也愈演愈烈，企業和富裕居民紛紛遷往郊區。1942年，美國企業巨頭AT&T把電話實驗室從曼哈頓搬到了新澤西郊區，此後大企業紛紛效倣，開啟了一股“田園資本主義”的去城市化熱潮。

　　1950年的美國十大城市中，有8座城市的人口如今至少下降了1/6。在人口流失最嚴重的底特律和新奧爾良，人口均減少了一半以上。當我開車在新奧爾良市區兜風時，實在難以想像，這座已經有三百年曆史、佈滿高樓大廈的爵士樂名城如今人口僅僅38萬，還不如北京北部天通苑一個社區的人口多。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城市病的困擾都是一樣的。在北京，擁堵、霧霾和資源匱乏已經令政府開始著手限制城市人口和規模。但問題在於，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城市化帶來的問題是否真的應該通過去城市化來解決？

　　在城市居住了37年之後，哈佛教授愛德華·格萊澤帶著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搬到了郊區生活。雖然和其他富人一樣搬到郊區，但這位頂級經濟學家卻依然認為，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

　　在他2011年出版的巨作《城市的勝利》中，他通過紮實的經濟學分析指出，城市生活讓人更加富裕、綠色、健康和開心。

　　雖然，大城市居民會抱怨過多的交通工具令城市路況和空氣變差，但總體來看，城市更為高效和環保。紐約市的公共交通系統每年消耗4200萬加侖柴油和148億兆瓦電力，但其運送的乘客高達26億人次。紐約每人次出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0.9磅，而住在郊區的美國人每次駕車出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9磅，是紐約人的十倍。

　　同時，城市的聚集效應帶來更多工作機會並創造更多財富。從紐約曼哈頓第41街到第59街的一英里距離內，僱員人數達60萬，超過新罕布希爾州或緬因州，每人平均薪酬10萬美元，每年的薪酬收入超過俄勒岡或內華達州。

　　格萊澤的推理中，有一個無懈可擊的邏輯：公司之所以能承受城市帶來的更高人力和土地成本，唯一理由是城市能帶來足以抵消這些成本的生産效率優勢。而對於個人來説，之所以寧願擠在城市貧民窟也不願回到農村，是因為城市提供了更好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以及更多發家致富的機會。

　　由於政治或經濟原因，的確很多城市走向衰亡，但同時美國也有很多城市依然生機勃勃。例如，紐約自1698年建立以來，人口只有在1960和1980年代短暫減少過，其餘時間人口一直在增加。2014年最新統計顯示，紐約人口達849萬，比2010年增加了3.9%。事實上，包括紐約、倫敦、巴黎、上海在內的全球著名城市人口一直在增加。即便是在總體人口負增長的日本，東京的人口也在持續增加。

　　有的城市失敗了，有的城市依然成功。格萊澤認為，城市化的問題可以在城市化過程中去解決，機械地控制城市規模和人口並非是解決問題的良方。

　　有的人喜歡城市，有的人喜歡郊區，格萊澤如此解釋個人喜好和公共政策之間的關係：“無論你或者我，喜歡或者討厭郊區，這應該與公共政策無關。政府不應該強行讓我們去喜歡某種偶然發現的很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政府的職責是讓人們自行選擇他們所喜歡的生活方式，只要他們支付了那種生活方式所需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