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余永定

　　中國的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GDP增速放緩——從2010年峰值12.8%下降到今天的7%左右——主要是結構性的，而不是週期性的。換句話説，中國潛在增長率已經下降到顯著更低的平臺。儘管中國應能避免硬著陸，但可以預期未來十年GDP年增長率將保持在6%-7%，但這未必是壞消息。

　　你也許會問，為何每人平均收入最近才越過7000美元的中國，其GDP增速將比1956-1970年的日本慢許多。1956-1970年，日本每人平均收入也在7000美元左右，但其年增長率平均為9.7%，答案就在於潛在增長率。

　　據日本銀行的數據，1960-1973年，日本勞動生産率平均每年增長10%以上，而中國生産率增長在近幾年穩步下降，從2001-2008年的11.8%，下降到2008-2012年的8.8%，2011-2012年又下降到7.4%。日本勞動供給（以勞動時長衡量）也在1960-1973年期間有所增長，每年增長幅度超過3%。相反，自2012年以來，中國工作年齡人口開始下降，每年下降規模超過300萬人，這一趨勢將以4-6年的時滯導致勞動供給增長下降甚至由正轉負。扭轉這些趨勢很困難，因此很難想像中國如何能夠在未來十年繼續維持接近10%的經濟增長率，儘管其每人平均收入仍然較低，但導致這種情景的發生還有其他原因。

　　日本經濟學家館龍一郎指出，日本還從高儲蓄率和小于1的低資本系數（資本與産出的比率）中獲益。儘管精確計算該數據比較困難，但毫無疑問中國資本系數要遠高於日本。這意味著更大的資本密集度（每一美元收入所需要的資本總量）和勞動生産率增長缺口。

　　有時，高儲蓄率可以抵消高資本系數對增長的負面影響，但中國的儲蓄率已經過高，幾乎佔了GDP的一半。由於中國資本密集度增長遠高於勞動生産率，投資低效率顯而易見。在這樣的情況下，提高投資比重只能加重問題。

　　更糟糕的是，中國的公司債務已是世界最高，不管以絕對值衡量還是以相對GDP衡量都是如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增加投資不但會進一步抑制資本效率，還會增加公司高杠桿率帶來的風險。

　　這都表明中國增長潛力將顯著下降，決策層必須接受增長放緩的現實並據此優化調控重點。接受大規模貨幣和財政刺激的誘惑——如全球經濟危機爆發時那樣——不但不能刺激可持續增長，還會破壞中長期增長和穩定，更好的方針是將重點放在讓經濟增長更加可持續方面。

　　在這一問題上，日本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經驗。20世紀70年代，日本意識到經濟放緩已不可避免，提出了“改造”日本列島的宏大計劃。決策者關閉了重化工業的能源密集型工廠，刺激創新，並採取措施解決空氣和水污染。結果，日本經濟增長品質大幅改善，雖然其增長率在1973年石油衝擊後的十年中下降了近一半。

　　目前中國決策層已經傾向於採取類似的方針，將今年GDP增長目標定為7%，並重申了深化改革、實施結構調整的重要性。對中國來説，接受更低的增長率，為支援穩定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關鍵機會。如果中國堅持改革和再平衡，全球經濟都能從中獲益。（本文版權屬於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