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麗娜

　　語言決定世界觀。在一個泛經濟的社會，經濟語言對人們認識世界的影響是極為可觀的。

　　每年春暖花開時節，來自全球的財政部長、央行行長、經濟學家、財經記者等數千人都會齊聚華盛頓，賞花之際，激蕩思想，交流新知。其中，這些經濟界的思考者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尋找可以用於半年、一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語言共識。而這個語言共識通常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或世界銀行這兩大國際金融機構的領導人説出的。

　　IMF和世界銀行每年兩度召開全體會議，一次在4月，地點固定在華盛頓，名為春季會議；另一次在10月，名為年度會議，地點在華盛頓和成員國隔年輪流。根據記者的追蹤和研究體會，每年在這兩大會議期間，誰能拋出受到廣泛引用的語言，誰就會在世界經濟領域受到特殊的尊重，獲得特殊的成就感。從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七八年間，IMF的語言駕馭功能尤其突出。

　　2010年，記者在採訪IMF前總裁斯特勞斯-卡恩時，他對記者説：“我們很高興地看到，世界越來越多的人在使用IMF語言。”什麼是“IMF語言”呢？像“金融穩定”、“金融防火牆”、“財政整頓”等等。

　　的確，因危機而生的IMF在本輪應對金融危機時，確實發揮了語言優勢。但隨著危機褪去，世界經濟形勢發生新的變化，IMF還會把握好以語言引導世界經濟的優勢嗎？

　　依照慣例，正在華盛頓舉行的IMF和世行春季會議期間，兩大機構的領導人通常在會前舉行“預熱”演講，多數情況下是在智庫發表講話。這樣的講話會給即將召開的會議“定調”，關於世界經濟判斷的新詞、關鍵詞，也會在這樣的場合，以輕鬆自然的狀態透露出來。

　　今年的春季會議前，IMF總裁拉加德就到大西洋理事會發表了演講。同往常一樣，拉加德也在努力地尋找一個新詞，來概括她以及她所代表的機構用來描述當前世界經濟現實的最精煉語言。

　　防止“新平庸”變為“新現實”，以及“舒適的不作為”是記者在本次春會上捕捉到的拉加德論世界經濟新語言。

　　事實上，“新平庸”（new mediocre）一詞是拉加德在半年前就提出的。在去年秋季的年度會議上，拉加德警告，世界經濟正在進入“新平庸”。這種新平庸意味著整體增速放緩、各類經濟體增長分化，老問題難解，新動力難尋。一句話：世界經濟的低增長可能會持續。而“新現實”則是指這種狀況真的在發生，而且可能持續。這並不是各國歡迎的。

　　不難發現，律師出身的拉加德是個閱讀者，在她的演講中，莎士比亞、荷馬史詩、古希臘哲人、政治家、經濟學家等各類思想者的名言警句常常信手拈來。在看似不經意的交談中，實際蘊含了這位重要國際金融機構掌門人的學養與思想來源。

　　拉加德這次引用了肯尼迪的名言，“採取行動存在風險和代價，但其遠遠小于舒適的不作為所帶來的長期風險。”由於是在大西洋理事會演講，拉加德特地把肯尼迪稱為著名的“大西洋主義者”（Atlanticist）。

　　根據記者的揣度，拉加德之所以把本次春會的預熱演講放在大西洋理事會，並且引用大西洋主義者肯尼迪的名言，應該有偏重於向歐洲以及美國喊話的含義。畢竟，在當前的世界經濟版圖上，歐洲依然增長黯淡，美國則增勢最好，這兩大經濟體目前面臨不一樣的挑戰，貨幣政策嚴重分化，又都有應對各自政策惰性的壓力。如果歐美能夠加強政策協調，對世界經濟殊為好事。

　　拉加德強調，“我們必須避免‘舒適的不作為’，我發言的重點就是如何做到這一點。”

　　接著，拉加德給出了IMF的藥方，包括如何通過更加有效地利用各種可用的工具和政策空間來提升當前的經濟增長；如何提升未來的經濟增長，並防止新平庸；以及如何共同努力，加強國際金融架構、促進發展並使經濟增長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續性。

　　且不論IMF的藥方是否有效，拉加德提出的“新平庸”、“新現實”，以及“舒適的不作為”等語言已經在經濟界開始受到嚴肅討論。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事務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在4月17日的最新專欄文章中討論全球經濟面臨的“不可持續難題”，實際上就是拉加德所擔憂的“新現實”。

　　順便提一句，2011年左右開始在全球經濟思想界興起的“新常態”一詞，最初由時任PIMCO首席執行官、學者型金融高管埃爾-埃利安提出，後曾受到世界銀行的推廣，而最大的影響則發生在中國。由於中國領導人的使用，近兩年，“新常態”已經在中國普及。最近，甚至有人開始擔憂“新常態”這一語言的使用過於氾濫。

　　還是海德格爾的那句話：語言決定思想。不是人在説語言，而是語言在説人。在接受一種語言（包括新詞）的同時，我們已經在按照這種語言來思考。

　　最有力的思想者是把思想裝進別人的腦袋。在一個每個人都可以發聲的自媒體時代，如何以語言引導人們的思考，不僅是為政者的重大挑戰，也是像IMF、世行，以及當前備受矚目的亞投行等各類國際組織與智庫所要長期付出努力的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