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聰明投資”機制

　　我所在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已經提出了一個思路性的建議：面對新常態應把隨階段轉換而體現的“中高速”運作特徵，以及其追求優化結構、提高增長品質的必然訴求，結合創新驅動，對接增加有效供給的選擇性“聰明投資”機制。

　　我們所説的“聰明投資”，首先關於現在社會上存在對投資的誤解。比如，有觀點認為，簡單地減少投資在整個經濟生活中的比重、降低投資的增速，就實現了我們的“升級版”。現實並非如此。我們必須強調，中國在投資領域的關鍵問題其實並不是總量和增速，而是結構、品質和綜合效益的問題。在機制優化基礎之上的高明投資決策和行為，在從當下到未來的一段時間裏，有非常重要的核心意義。這樣的“聰明投資”是釋放潛力、增加有效供給的，會助力於企業和政府在分工協作過程中間、在推進全面改革的平臺上，有效地穩增長、優結構、護生態、惠民生、防風險。面對實際經濟生活，當下特別需要以“問題導向”來補短板、擴景氣、增後勁。“聰明投資”這個理念更多強調的是我們的市場主體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有效市場”決定性作用機制並與“有為政府”結合，按照現代國家治理要求，更充分地釋放潛力，激發活力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

　　在進入新常態過程中，投資對象、投資機遇仍大量存在，以財政和貨幣政策作為政府有效、有為的政策工具來支援這樣的“聰明投資”，其空間也是相當可觀與可貴的。比如，中國總體公共部門負債率2013年為40%左右，和歐盟簽署“馬約”所劃出的60%的預警線還有約20個點的空間。我們如果在這裡邊用10個點——往前看，未來幾年之內如果把這個空間用起來，逐漸提高10個點，顯然還是在安全區之內，那麼這一公共部門與市場對接的發債規模是多少？6.5萬億元到7萬億元以上，幾年累計的發債規模增量則在14萬億元以上。“聰明投資”就是政府部門一定要以自有資金拉動社會資金、民間資本，形成一股合力，形成一種民間資本更活躍地起作用，而政府給予必要的政策引導，支援總體結構優化的投資。

　　處理好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關係

　　從間接融資來看，我們應如何讓它發展得更好？中國的間接融資比重非常高，但是我們也遺憾地看到，這裡面缺少中小銀行、中小金融機構的活力。國際經驗反覆證明，間接融資的發展一定要有大批中小銀行、中小金融機構，它們與中小企業互動式地在間接融資中對接。決策層正在積極考慮和推動一大批中小銀行成長、涌現出來，包括村鎮銀行、社區銀行等。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間，也可以催生其他更豐富的中小金融機構形式。

　　推動融資創新的重要方面，是大力發展直接融資。改革創新過程中，就是要直接融資開局、破局，然後要積累經驗和推進。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我國直接融資市場仍然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而現在提升直接融資比重方面也已經有越來越清晰的共識。我們應該在全面改革新時期結合金融改革其他一系列事項，使我們的資本市場更健康、可持續地發展。中國股市為代表的資本市場正在告別漫長寒冬而迎來明媚春天，但我們必須配合經濟總體進入新常態的演變，在資本市場上通過種種努力，讓市場充分起作用的同時加入必要的政策引導，爭取實現股市持續發展的“慢牛”，而千方百計防止那種大起大落的“瘋牛”。這當然是新常態之下我們直接投融方面必須注意的非常重要的一個視角。債券市場的發展也有廣闊的空間，需要積極穩妥運用這個空間。

　　融資創新機制應結合中國特色

　　還有第三個視角，就是融資機制的創新。我認為現在這方面風生水起的一些新事物，值得特別重視，密切關注。企業界已注意到矽谷經驗中對於創業和高新科技起到莫大作用的風投、創投、天使投資，現在又越來越多形成“網際網路金融”、“眾籌”等很有衝擊力的創新。同時，還有一種多元主體配套的産業基金和帶有所謂“後矽谷時代”特徵的政府介入，如政府引導基金等。美國矽谷經驗大家都想學，但複製成功的還很少。我們作為追趕者，是不是可以在借鑒方方面面的啟示之後，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積極有為地去加入政府引導基金的作用？這種引導基金絕對不可大包大攬，但它應在風險共擔的情況下追求政府有限介入後財政資金的乘數效應和示範引導作用，支援超常規發展戰略。我覺得這方面顯然需要在“新常態”的投融資裏進行積極探索。

　　當然，必須看到“網際網路金融”、“眾籌”等概念的探索，與第三次産業革命結合在一起，預示著一個新的廣闊天地有望打開。現在雖不敢説這方面就一定能夠發展到什麼地步，但我們已經看到網際網路對接以後的行業發展，已經出現了出人意料的興旺局面。目前中國網際網路方面已經出現了一些具有突破性的企業，至少現在我們看到了走在前面的一些具體案例。在這方面顯然我們可以更有信心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企業家對融資創新方面的很多機制可能最有發言權，因為他們在一線觀察市場、體會市場、抓住機遇，在這方面可以大膽地、同時也審慎地掌握自己具體的生産經營戰略和策略。

　　探索健康可持續的政策金融體系

　　在政府的視角上，政策性融資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大問題。在“三步走”而走向中國夢偉大民族復興的通盤發展戰略裏面，投融資不能只依靠商業金融，一定還要有政策金融的通盤考量。十八屆三中全會給出清晰的信號，政策性金融和開發性金融又寫入了“六十條”文本，這是在兩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給出了關於政策性金融的一些調減、“轉制”方針之後，又有了非常清晰的政策指導。中國要實現“後來居上”的偉大民族復興，沒有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健康、可持續地匹配，是絕對不行的。這應是一個在戰略層面首先要確立的基本概念。

　　必須繼續運用以財政資金為後盾的政府貼息、政府支援的政策性信用擔保，以及這種信用擔保和商業性信用擔保之間的合流互動，政府還應在産業基金、引導基金方面有一些合理作為。長三角已有很好的經驗。比如過去財政年年要出錢支援小型科技企業創新活動，這是工作成績必須要考核的內容，但年年出去的錢是“撒胡椒面”式的，是所謂“消耗型”的，出去以後很難追蹤績效，成了“處理關係”的一種不規範的狀態。在長三角出現了政府主動提出財政資金“消耗型”變成“迴圈型”的案例，政府以産業基金的方式入股，而且入股是不要求分紅的，財政的錢由消耗型變成迴圈型，拉動民間資本一起合作。民間資本的股東看到這樣一個情況，認為降低了風險預判，便更積極地進入，然後運用金融工程、專業知識和市場對接設計金融産品，以規範的項目遴選、決策機制支援原來無望得到融資支援的一批小型科技企業的投資。我們雖不能也不應保證這種政策性金融支援的每個項目一定成功，但是不在探索中發展健康可持續的政策金融體系，是不符合中國現代化戰略客觀要求的。

　　PPP投融資模式大有可為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是PPP投融資（過去翻譯為“公私合作夥伴”機制，現在意譯為“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機制）。PPP在中國大有可為，我們把它評價為制度供給的偉大創新。我們認為當下中國需要強化增加有效供給的“聰明投資”，PPP就應是這樣一種融資、投資，而且從這種投融資模式的創新可以上升到管理模式、治理模式創新的高度。PPP創新可産生五個方面的正面效應。

　　第一，中國面對城鎮化、老齡化，未來幾十年發展中，天文數字的政府資金支出壓力必須找到機制來加以化解。靜態算賬也要幾十萬億元的相關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投入，事關政府能否勝任其應履行的職能，必須以PPP將業已雄厚的民間資本拉入公共工程的投融資，並結合多樣化市場融資工具，對於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顯然十分關鍵。

　　第二，對於公眾來説，對於投資領域裏一些起支撐作用的基礎設施、公共工程、公共服務等，包括醫療、教育、養老等等所需的公用設施等，PPP所形成的供給並不是簡單地把各方的財力合在一起提供項目，而是一種績效升級版的打造。因為幾方合作是“一加一加一大於三”的機制，是讓政府、企業、專業機構等的相對優勢形成合力，去對付項目中間各種各樣的風險，降低總體的風險，而提高整個項目建設、運營和服務的水準。

　　第三，使一批偏好不是傾向於做風投創投，而是願意和政府合作鎖定未來較長時間段、有不很高但可接受的投資回報收益的資本和企業，可以找到自己進一步生存和發展的空間。事實證明，有這種偏好的資本和企業為數可觀，鎖定這麼多年可接受的投資回報後，企業家可以有更多精力去做別的事情。所以PPP也為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更好發揮投資主體作用、發育現代市場體系和使企業家能有多方面潛能的更好利用，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

　　第四，PPP有助於混合所有制改革推進。過去中央已在現代企業制度代表形式——股份制的推行方面表述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但實踐中仍未消除“國有股一股獨大”和民營企業有了前後兩個“三十六條”但仍衝不過“玻璃門、旋轉門、彈簧門”的糾結。股權結構演變是“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現在應淡化這種貼標簽式的無謂爭論，還是應該尋求在現代國家治理裏的多贏、共贏。“六十條”把混合所有製表述為“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主打的就是最大包容性地使一個個企業按照標準的股份制在法治化背景之下得到産權保障，在可預期的情況之下，把不同的股份充分地混合起來。而PPP與混合所有制對接，就是有這樣一個天然地會矯正國有股一股獨大偏好的這樣一種機制，政府越是以較少股本調動較多民間資本合作，越體現其工作成績和水準。

　　第五個正面效應，PPP顯然和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行依法治國的基本精神對接。要發展PPP，不可能一哄而上，首先要法律先行，要推崇和實現全面的法治化建設。依法保護PPP的穩定性和各方權益，可以結合培養契約精神、誠信意識、專業素質，助益於全民認同現代文明中尋求共贏和合作中的“最大公約數”。政府、企業和專業機構之間，要參與PPP沒有妥協根本不可能形成合作協議。因為這是一個政府放低身段以後，和其他參與各方平等地簽約定協議，以契約形式來實施的項目建設。顯然PPP對於法治民主的催化作用彌足珍貴。

　　在機遇存在與展現的同時，投融資創新正面臨著一系列新的挑戰。我們現在要對接全面小康和2050年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的奮鬥過程，當然應該在投融資領域裏面高舉改革旗幟，有所作為地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優勝劣汰地打造經濟升級版，同時使“有效政府”發揮應有的作用，使我們從草根層面、企業創新層面更多地涌流出來的智慧、潛力和活力，合成一種使整體投融資和金融體系服務於實體經濟升級換代的新局面，使金融多樣化對應各種投融資需要的境況，而且能夠可持續地控制風險，使政策性融資在體制創新基礎之上體現出應有的“趕超”作為。這一投融資創新大方向，值得我們去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