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麗娜

　　在一些人眼中，“融入世界”這個詞似乎已經有些過時了。甚至有些人認為，改革開放幾十年來，中國“融入世界”的階段已完成，現在到了“中國即世界”或者“世界適應中國”的時候了。

　　果真如此麼？

　　且不説尚有數億國人不懂外語、從未走出過國門，也不必説在海外被諷為“會走路的錢包”的中國遊客，即便是在中國的知識階層，真正融入世界的也還不算多數。

　　在筆者看來，融入世界有幾個層面。

　　首先是商品層面，即貿易融入。這在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活躍度不斷增加，尤其是加入世紀貿易組織後的這十幾年，中國商品對世界的融入是質的飛躍。在商品融入世界方面，中國作為世界頭號出口大國已經足夠有説服力。

　　而作為相融的兩面，除了商品輸出，還意味著輸入。在國內超市走一走，越來越明顯的感受到，中國人正在消費全世界的商品，這已經深刻改變了中國人的飲食習慣、生活方式。吃穿用度，中國人已經相當國際化了，至少在大城市，這樣的論斷毫不為過。

　　融入世界的第二個層面是投資層面，即資本融入。銅錢無腳，走遍千家。大約十年前，中國企業已經在嘗試資本出海，在“走出去”戰略下不斷在世界試水。但這個階段真正開始加速是最近幾年。中國人買下倫敦，中國人買下紐約，中國人買下世界……此類標題在國際媒體上不時出現。2014年，中國成為資本凈輸出國，即對外投資數額超過了吸引的外資額。這是從量變到質變的結果。在中國金融外交、“一帶一路”等國際大戰略的推動下，未來中國資本出海的潮流還會不斷涌起。

　　同時，中國仍然是吸引世界資本的最佳目的地之一。無論商品還是資本，進出之間，帶動了大量的人員雙向、多向流動，中國與世界相融在深度、廣度等各個維度上不斷拓展。

　　而融入世界的第三個層面，最耗時也是最難的層面在於文化。

　　説到這裡，還應該把“融入世界”這個詞再闡釋一下。在筆者看來，“融入世界”歸根結底體現的是一種心態，它需要有物質的基礎、語言的基礎、自我認知的基礎。

　　儘管中國人把英語作為第一外語來學習的時間已經不短，但比起物質層面的商品和資本，精神層面的文化是最難融入的。

　　也許有人會説，每年不是有那麼多留學生嗎？海外華人不是也有幾千萬嗎？每月甚至每天在國際和國內不都有很多國際研討會嗎？誠然。但這些仍只是表面。實際上，在語言這道關面前，中國直到如今還遠沒跨越。

　　很多人喜歡拿中國各地錯誤百齣的英語路標開玩笑，但這些其實只是中國嘗試融入世界，或者説國際化的小插曲。令人擔憂的是，在知識階層，中國人與世界的對話往往不在一個頻道上。

　　以筆者過去十年參加的大量國際研討會來看，語言仍是一個障礙。就在幾天前，在一個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為主題的小型國際高端研討會上，筆者不免心生感慨。與會十余人，有三位是來自美國的前高官和智庫學者，現場本來配有一位非常出色的翻譯，但來自中國的幾位學者仍願意用英語來討論。事實上，這些在國內頗有知名度的學者的英文表達確實很難讓人恭維。其問題不僅在於發音、語法錯誤等技術問題，事實上有幾位學者的聽力還沒過關。沒聽懂，便很難進行深入的思想碰撞。其實，中國學者只是在努力把自己對亞投行這個大問題的觀點用中國式英語説出來，而無法真正與外方學者就細節、技術性內容進行對話和探討，也沒有能力解決對方提出的一連串具體問題。可以想見，這種自説自話式的研討會，溝通效果依然有限。

　　作為知識人士，肩負著國際的知識與思想交流重任，肩負著培育年輕人的使命，在中國與世界相融的過程中起著尤其特殊的作用。他們也許不像領導人和決策者那樣一言九鼎，但卻是中外日常交流溝通的最好橋梁。對消除誤解、增進互信、收穫友誼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掌握著知識話語權。如果英文不過關，對落實中國領導人所謂“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任務就很難自如。

　　最後談談心態。心態是自我認知的體現。隨著中國作為全球大國的姿態日益明顯，中國與世界打交道的心態將更加平和。

　　當然世界也在適應中國的相融。十年前，時任美國副國務卿、國際戰略家佐利克提出著名的“負責任利益攸關者”一詞，一直為國際關係中頻繁引用。實際上，美國思想界對中國的認知也存在滯後。去年，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搭便車者”，繼續敲打中國要增加承擔國際責任。

　　而剛剛過去的3月，亞投行成為國際焦點。中國有意擔當“建設性的全球公共産品提供者”，英國《金融時報》一篇評論中把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這位中國現有高官中少有的英文流暢者稱為“野蠻人管理者”（Barbarian Handler）。這些詞彙本身説明中外認知的差距。中國與世界的深層相融還需要很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