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旼旼

　　亞投行，一石激起千層浪。雖然這家服務於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多邊機構從一開始就遭到美國抵制，但最近出現戲劇性轉折。繼英國突然倒戈之後，德、法、意三大歐洲老牌發達國家宣佈跟進，盧森堡、瑞士和奧地利也緊隨其後。在亞太，美國的傳統盟友也開始動搖，澳大利亞和南韓在最後期限前選擇加盟。這使得一開始並不為西方觀察人士看好的亞投行，瞬間成為“香餑餑”。

　　雖然亞投行的定位僅僅是一家地區性專項銀行，卻引發全球觀察者對全球治理秩序的深刻思辨。“中國的佈雷頓森林時刻”、“新興亞洲時代的到來”、“美國主導時代的終結”……從這些西方媒體熱炒的概念上多少可以看出，亞投行對整個西方決策層和智識界産生了多大的震動。

　　雖然上述判斷大都言過其實，但不可否認，在中國經濟發展硬實力令西方驚嘆了三十多年後，中國規則制定的軟實力終於開始嶄露頭角。從這個意義上説，亞投行標誌著中國一個新發展時代的開始：中國開始懂得如何利用硬實力贏得軟實力，開始嘗試開拓綜合國力的更多維度。

　　面對亞投行突如其來的成功，值得追問的是，這次中國究竟做對了什麼？筆者認為，亞投行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中國對外戰略的轉軌：從全球秩序的跟跑者轉變為地區秩序的領跑者。這是一條更有實效的崛起路徑，也符合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即在成為全球性強國之前應首先成為地區性強國，在發揮全球影響力之前應首先築牢地區影響力基礎。可以説中國經濟硬實力崛起有賴於全球化，但中國軟實力崛起則必然肇始於周邊。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奇跡有賴於“與世界接軌”，中國一直都是現行秩序（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受益者。加入世貿組織、尋求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更大話語權，都是中國參與、貢獻、改良現行國際秩序的努力。這種努力的巔峰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美合作成為全球對抗危機的中流砥柱。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前所長伯格斯滕提出的G2（中美共治）概念是對這一發展趨勢的終極預測。這種觀念認為，中國不應對抗既定的全球秩序，而應該通過融入的方式去改良這一秩序。

　　同時，中國的“世界觀”裏還有另一脈分支，即中國應當通過引領“南南合作”來打破西方構建的不公平國際治理秩序。這一脈發展亦在全球金融危機後達到頂峰，標誌性事件就是金磚機制，以及金磚銀行和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的建立。

　　如果説中美共治代表的是中國“改良”世界秩序的努力，金磚則代表著中國“革命”世界秩序的嘗試，前者是中國近代以來“現代化敘事”（即通過引入現代化以融入西方文明和全球秩序）的延續，而後者則是近代以來“革命敘事”（即通過對抗來糾正強加給中國的不公平待遇）的延續。

　　G2還是金磚，看似南轅北轍，但有著共同的深層文化因素，即“天下”觀念。中國的發展眼光從來就沒有停留在自身，始終抱有如何恢復大國地位的歷史使命感。但這兩種觀念的發展路徑事實上都遭遇困難。中美共治的概念僅僅短暫地出現于危機應對期，從美國國會阻撓IMF改革方案到美國主導的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從美國支援日本軍事正常化到阻撓盟友加盟亞投行，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角力日趨嚴峻。

　　另一方面，金磚機制的發展也同樣遭遇瓶頸，過於平等化的權力結構設計帶來低效問題。同時新興經濟體發展的不確定性和激烈的內部博弈也削弱了合作基礎。這也是為什麼比金磚銀行晚誕生一年半的亞投行卻推進得風生水起。

　　因此，不再糾結于觀念的抉擇，轉向更為務實地尋求地區領導力成為中國的最新戰略轉變。從互聯互通到一帶一路，從強調周邊外交到倡議設立亞投行，中國將更多精力集中在區域而非全球。通過將力量匯聚到一點，中國實現更為明顯的影響力提升。

　　中國抓準了全球最重要的投資洼地，即在全球增長最快地區推進最急需的基礎設施投資。這不僅意味著項目投資帶來的收益，更意味著分享整個亞太發展帶來的紅利，因此亞投行才會一呼百應。亞投行的合作基礎不是口惠而實不至的既有國際治理體系改良，也非空洞口號號召下難有實效的“南南合作”，這是一種基於誘人利益基礎、可行運作方案之上的務實合作。尤其是在西方國家加入之後，亞投行的多元合法性基礎更加穩固，非排他性特色更加顯著，這也是中國第一次找到一條比從內部改良既有秩序更加有效、比從外部對抗現有秩序更加包容的中間道路。

　　將自己的經濟實力置於一個恰當的發揮平臺，做正確的事情，便無需擔心沒有朋友。就像改革開放一樣，做了正確的事後，朋友自會跨過意識形態和偏見的藩籬前來握手。中國在亞投行問題上將美國的封堵化解于無形，並且在國際輿論上獲得對美國的“道德高地”，這的確是中國軟實力昇華的一次成功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