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 王建

　　在當前經濟出現産能過剩的背景下，打開內需的主要選擇不是投資而是消費。2009年以來，用投資開啟內需的結果是帶來更嚴重的過剩，沒有生産的增長，基礎設施投資走不遠。為什麼應用城鎮化來拉動消費，城鎮化又應以什麼方式推動，這些問題都值得思考。

　　消費率下降

　　我們先看城鄉收入差距是怎樣抑制了消費，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農民務農收入增長緩慢，抑制了農民消費。長期以來，農民家庭收入的主源是農業。農業收入佔農民家庭純收入的比重，新千年之初還佔一半以上，但到2012年已下降到39%。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佔比下降，不是由於農業生産停滯，也不是由於農産品價格水準提高過慢，因為自2004年以來，中國農業已出現“11連增”，而新千年以來，農業PPI的年均增長率是同期CPI的3倍和工業PPI的5倍。農民務農收入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是農業生産投入增長率顯著超出了産出增長率。2001-2012年，農業現價總産值年均增長率為11.3%，這個水準幾乎追上了同期的現價GDP增長率，但同期農業物耗年均增長率高達12.2%，所以同期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年均增長率只有7.9%，是農業物耗的高增長吃掉了務農純收入。如果不是農民外出打工收入支援了農村每人平均收入增長，如果不是2008年起農民工資性收入超過務農收入，就不會有農村居民收入增速超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局面出現。

　　第二，農民工在城市打工掙錢卻不在城市消費，直接壓低了消費率。根據2012年國家統計局的家計調查，當年城市居民消費率是68%，而同期農村居民消費率是55%，二者相差13個百分點。典型調查説明，打工農民的消費率只有40%，打工收入主要是帶回農村。那我們就可以算一筆賬：根據統計局數據，目前全國有2.7億農民工，他們的平均工資在月薪3000元左右，而他們在城市的消費率是40%，則每年農民工從城市轉移到農村的現金收入總額應在5.8萬億元左右。再按農村居民消費率55%計算，應該有2.6萬億元形成了儲蓄。但是因為2.7億打工農民基本不在農村消費，因此由農民打工收入所形成的儲蓄總金額在3.5萬億元，應該不算高估。

　　2007-2013年，中國的儲蓄率也即資本形成率從41.6%升至47.8%，儲蓄率的上升速度比2001-2007年加快了14%，正是從2008年開始，農民工的打工收入增速開始加快，並從2013年開始，首次成為農村居民收入第一大來源。恐怕很少有人把近年來國民儲蓄率的加速增長，與農民打工收入增速提升聯繫起來看，但我認為這二者的聯繫不僅存在，而且明顯。我們可以再算一筆賬：農民打工收入轉化成總儲蓄的這3.5萬億元，佔了2013年國內總支出的6個百分點，正是2008年以來儲蓄率上升的百分點幅度，而若是加在消費上，則2013年的居民消費率就可以從36%回升至42%，是2003年的居民消費率水準。

　　新千年以來，消費率從2000年的62.3%掉到2013年的49.8%，其間政府消費率只下降2.3個百分點，主要是由於居民消費率從46.6%掉到36.2%，下降10個多百分點。如果是因為農民的儲蓄行為壓低了6個百分點的居民消費率，則城鎮化滯後所導致的消費率下降，就是新千年以來消費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應是産權體制改變所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從這個角度看，由推動城鎮化引起的消費率回升，也只會使總儲蓄率從目前的47.8%下降到41.6%，水準還是較高。實際上，即便今後把體制因素所造成的消費率降低也解決了，儲蓄率仍會在新千年之始35%的水準，這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説已足夠。儲蓄率與消費率應保持合理比例最好，而衡量合理比例的尺度，就是産能可以充分利用，産品沒有積壓剩餘。

　　第三，農民社保水準低，收入中就會有一部分轉化成社保儲蓄起來，直接影響了農民消費。

　　城鎮化藍圖和政策設想

　　首先應評估有多少農民需進城。按照目前的統計，農村戶籍人口有8.9億人，但其中有3000萬人已在城市長期生活，所以可按8.6億人計算，這與衛計委統計的農村“新農合”人口數也是相符的。

　　如果按日本每個農業勞動力擁有3.2公頃耕地面積計算，中國有3300萬農業家庭就夠了，如果每個農民家庭有2個勞動力，則未來農村人口在7000萬以下就足夠，相應需要遷入城市的農村人口總量就是8億人。如果到2035年中國人口是15億，則屆時的城鎮化率是95%。在這個水準，無論怎樣衡量中國都已是一個現代化國家了。

　　如果農村人口從目前的8.6億減少到不足7000萬，則農村每人平均所擁有的耕地資源將是目前的16倍，如果把目前的農村每人平均務農純收入3000元提升16倍，就是4.8萬元，比去年的城市每人平均收入高出2萬元，不僅可以承擔更高的物耗水準，也再不用到城市打工謀求提高家庭收入。

　　目前第一産業仍佔用了2.4億勞動力，如果在推動大規模城鎮化的同時，推動農業機械化與農業家庭規模經營，有3300萬勞動力就夠了，就可以解放出2億農村勞動力，中國就不會再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城市工資上升壓力相應就可以減緩了。

　　如果未來20年有8億農民進城，平均每年就需要安排4000萬農民轉為市民，要求城鎮化率的年均提升速度是5.4%，是目前的5倍。根據有關方面的分析，每個農民轉化為市民，包括居住、社保和城市基礎設施配套，共需25萬元。8億農民進城，20年內總共需要支出200萬億元，分解到每年4000萬人進城，就是10萬億元，相當於去年GDP的15%。我國政府目前負債率還未超30%，提高15個百分點的負債率應該不是難事。此外，如果通過推動城鎮化，把農村人口的消費水準提高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準，我國的消費規模將會增加2.5倍，可保9%以上的增長率繼續20年。由於城鎮化滯後嚴重抑制了消費需求，推動城鎮化就是推動消費增長，而給進城農民提供住房和社保，就是直接給農民制度補償。中央政府也應規劃好未來20年8億農民城鎮化過程中的空間分佈，引導城鎮化的合理髮展。

　　目前進城打工的農民共有2.7億人，加他們的農村親屬，已有5.5億農村人口應安排進城，按年均4000萬人的速度，也要到2030年之前才能轉移完。可以先根據進城打工時間的長短來確定農民進城的先後次序。

　　農民進城要貫徹“二換二”的原則，即農民要用手中的承包田與宅基地，換進城後的社保與廉租權。農民手中的積蓄有限，進城後馬上買不起房，要給他們提供廉租房。“二換二”不是強制性的，而是建立在農民自願基礎上的。不願交出土地的打工農民，在城市一定已經取得了某種社保和居住條件，就應允許他們保留在農村的土地利益，總之這本賬要讓農民自己來算，划算了才會自願“二換二”。實際上“一換一”也可以，即只用宅基地換廉租權，或只用承包田換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