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維鴻

　　歐洲央行的萬億歐元量化寬鬆政策，並沒有穩定資本市場的預期。隨著希臘政客的進一步鼓噪，歐元區形勢讓國際金融市場更加憂慮：雖然每一個理性的旁觀者都明白，一旦希臘退出歐元區，希臘普通百姓的生活水準會下降，但是以執政選票為目的的政客以及唯恐歐元區不亂的英美媒體，還是千方百計蠱惑希臘民眾鬧事，導致歐元區的經濟前景進一步惡化。

　　希臘現象當然不是孤立的，投機政客的“經濟學常識”只能短時間蒙蔽選民和媒體，最終還是要被歷史所唾棄。前兩年熱炒的所謂“安倍經濟學”，不也隨著日本國內居民消費的疲軟而飽受詬病？安倍經濟學的所謂核心是超寬鬆的央行貨幣政策，致使日元大幅貶值，催生股票價格上漲和出口增加。但是幾年下來，被宏觀政策“選擇性遺忘”的日本居民，實際收入並沒有增加，消費能力卻大打折扣。暫時因日元貶值而拉動的出口數據，用不了多久就會再現疲態，畢竟經濟結構中的深層次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

　　這些血淋淋的現實表明，央行的貨幣寬鬆不是萬能的，或者説央行的寬鬆貨幣政策只能是短期內刺激經濟的興奮劑。如果過度使用反而會加劇經濟結構衝突，最終損害老百姓福利。那麼，為何所謂的主流論調，還是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貨幣政策的作為呢？

　　之所以很多人誇大央行的貨幣政策效果，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次貸危機後美聯儲不拘一格的“超寬鬆”貨幣政策，並最終大大促進美國經濟的強勁復蘇。可惜，美國的成功案例在歐元區和日本是絕對無法複製的。姑且不論美元作為國際最主要儲備貨幣的絕對優勢，即便是美國政府對於財政赤字的控制力度，都是歐日無法比擬的。

　　一國的宏觀政策主要有兩方面：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美國之所以能實現穩定而強勁的復蘇，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在超寬鬆的貨幣政策同時，保持對政府支出的有效控制，以至於奧巴馬政府兩屆執政，對外戰爭開支收縮的同時，國內需要財政支援的改革如醫療體制改革，都因為財力不足而舉步維艱。正是因為公共部門的投資和消費縮減，寬鬆貨幣的增量部分流向了投資效率更高的企業，導致持續大牛市，提升美國企業的生産力，形成資本投資的良性迴圈。

　　反觀歐洲和日本，對各自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的政府信用擴張，缺乏有效的管控機制。在日本，政府債務和政府擔保的信用黑洞巨大，由於缺乏對現有以大企業銀團為代表的利益集團進行深層次改革的機制，執政當局唯一可以影響的只有中央銀行。這也就難怪安倍政府會用更加極端的貨幣擴張手段來刺激經濟，實在不行就宣揚武力，回到民粹主義的不歸路上。

　　歐洲的問題相對好些。前幾年鬧得沸沸颺颺的歐洲主權危機，讓很多國內所謂的“磚家”誤以為歐元真的要崩潰了，忙不迭地跳出來批評歐元區所謂的“先天性”機制缺陷。其實，南歐的主權債務違約風險，不過是歐元區的一次“假摔”，歐洲央行當然有能力倣照美聯儲的做法，輕而易舉地化解危機。但是，歐元區聯手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順勢通過資本市場干預，逐漸將政府債務管控能力差的南歐諸國，納入到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讓彼時大肆唱空歐元區的英美媒體吃了啞巴虧。

　　因此，這一次歐元區央行萬億歐元的量化寬鬆，其目的當然不是解救希臘的國債危機，而是希望更多的貨幣能夠通過股市注入到實體經濟領域；另一方面，希臘投機政客鬧得再兇，也換不回歐元區對政府支出債務紅線的妥協。退一萬步講，即便希臘真的退出歐元區，由於前幾年已經鬧過幾輪，世界各國也有了心理準備，歐元區的損失相對可控。

　　有趣的是，不知道一直希望歐洲分裂、坐收漁翁之利的英國，能否在希臘脫離歐元區後，慷慨解囊幫助希臘民粹政府渡過難關，並重新將希臘納入自己的政治版圖，回到一百年前的日不落帝國美夢中。如果真的如此，由於希臘隔壁就是伊斯蘭教為主的土耳其，地緣政治使命使得支援希臘真的要花很多英國納稅人的銀子，並最終考驗英國選民——因為如今的英國政府囊中羞澀得厲害，次貸危機後英國的財政緊縮是世界各國最嚴厲的。

　　對中國而言，萬能央行的討論也是有意義的，畢竟2014年底的降準、降息，極大支援了A股的藍籌股反彈。高達50%以上的指數上漲，對於長期疲弱的中國資本市場無疑是雪中送炭般珍貴。但是，市場期待的是以貨幣政策支援的經濟轉型，是改革紅利、制度紅利的宏觀經濟新常態，再多的貨幣政策工具也無法完成經濟調結構的全部工作。這也就是為什麼2015年伊始A股並沒有以上漲應對央行的再次降準，畢竟央行不是萬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