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 張茉楠

　　近兩年來，伴隨著我國經濟增速逐階下行，物價總水準也同樣出現持續下行。今年1月份CPI跌破1%，僅為0.8%，PPI更是連續35個月負增長，通縮正在成為我國宏觀經濟運作中的一個突出特徵。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我們必須明確區分這種通縮到底是供給驅動還是需求驅動？到底是“好通縮”還是“壞通縮”？這是科學研判我國宏觀經濟形勢以及未來走向的關鍵。

　　數據顯示，1月份CPI還要較去年12月份CPI回落0.7個百分點，但即便扣除春節因素，CPI環比增速仍然為負。而上游領域中，PPI已經連續35個月負增長。為了對衝價格總水準下行和經濟下行壓力，央行已經在去年和今年連續“降息、降準”，但仍未能有效緩解通縮壓力。

　　事實上，當前的中國的通縮既有供給端因素、也有需求端因素；既有週期性因素，也有結構性因素；既有“壞通縮”，但也有“好通縮”，相比以往都要更為複雜。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經濟增速的起伏，中國先後出現過四輪較長時間的PPI下行情況，分別是：1997年6月至1999年12月、2001年4月至2002年11月、2008年12月至2009年11月和2012年3月至今。每一輪PPI的較長時間下行都對應著不同的宏觀經濟形勢背景，並且引起下行的經濟因素不盡相同，每輪PPI下行的態勢、下行區間及後期走勢也不相同，而這次狀況與以往有著諸多新特徵。

　　首先，本輪通縮具有明顯的全球性特徵。當前，全球許多國家均不同程度遭遇整體通脹率和核心通脹率的“雙重下降”。在全球流動性總體比較充裕，多國繼續實施量化寬鬆政策的大背景下，全球通縮風險卻持續增強，這背後既包括世界經濟增長遲緩，總需求不足等原因，更凸顯出一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因素。

　　世界經濟仍難以擺脫深度調整壓力，全球已由國際金融危機前的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結構調整期。世界經濟復蘇步伐低於預期，産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國家仍然在消化包括高負債、高失業率在內的金融危機的後續影響。同時，由於勞動力人口老齡化、勞動生産率增長緩慢導致世界經濟潛在增速下降和價格總水準下降。根據IMF數據，在1990-2013年之間，全球通脹率平均為11%，2014年該數值預計為3.9%，其中低通脹率的發達經濟體，1990-2013年之間年均通脹率為2.3%，2014年僅為1.7%，通縮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大風險隱患。

　　其次，本輪通縮具有明顯的輸入性特徵。當前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都以美元計價，美元升值週期與大宗商品價格明顯形成負相關關係。美聯儲貨幣政策回歸正常的過程中，美元升值效應將通過“進口-購進價格-PPI-CPI”的渠道影響價格總水準，從而可能會加劇未來一段時間的通縮壓力。事實上，在1980-1985年和1995-2001年的兩輪美元升值週期中，也出現過類似的情形，即同樣是經濟從萎縮逐漸恢復，進入重新增長區間，利率週期也步入加息週期，同時美元、美債收益率雙雙回升，通貨緊縮持續較長時間。

　　第三，本輪通縮具有明顯的混合性特徵。一方面，從需求側看，有效需求不足是當前導致價格總水準持續下行的重要原因。不論從GDP增速、CPI水準、投資規模、發用電量、外貿活躍度等實體經濟指標，或是貨幣供應量、社會融資量、利率水準等金融指標，還是PMI、消費者信心指數等先行指標來看，我國宏觀經濟都處在“雙去（去産能、去杠桿）疊加”、“三低（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並存”的狀態。數據顯示，當前我國製造業投資中佔比最大的9個主要行業投資的累計增速均不同程度地下滑，其中，汽車製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電腦通信設備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農副食品加工業投資增速的降幅都較大，顯示出需求下降對製造業投資的影響較大，預計製造業投資短期內弱勢難改。

　　從供給側看，這種價格下降也與外部的供給衝擊有密切關係，這是我們區分價格通縮和成本通縮的本質差異。近些年，隨著美國“能源獨立”戰略的有效推進，以及“頁巖氣革命”溢出效應的重大影響，石油的供給衝擊直接導致國際油價的大幅暴跌。我國是石油凈進口大國，2014年石油進口占到GDP的2.4%，本次國際原油價格自去年7月以來下跌幅度已經超過了50%，石油價格的下跌帶來進口成本下降和“上游”價格的下跌。根據中金公司測算，國際油價下跌40%，我國全年石油進口少支出920億美元。供給曲線就相當於邊際成本曲線，這種來自於供給側的改善，降低了國民經濟的生産總成本，並進一步推動物價總水準下降，這種通貨緊縮的出現是良性的，從一定程度上反而提升了國民經濟對“通縮”的承受力。

　　筆者認為，在“通縮時期”同樣能夠創造增長紅利。一方面，企業應進一步通過包括研發技術創新、生産率提高，以及進口商品價格大幅下降導致的貿易條件改善等方式加速市場出清，實現産業的優勝劣汰和轉型升級。另一方面，“通縮時期”恰恰是改革的機遇期。比如，通過金融、財稅、國企等重點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不僅大大降低總體要素成本和生産成本的下降，也極大提升了政府管理效率，對總供給形成擴張性作用。中長期而言，則有利於經濟競爭力和增長品質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