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政府出臺了許多重大的宏觀政策，對我國的經濟社會帶來了巨大影響。如果我們跳出過去習慣的短期經濟視野，站在整個歷史時代的高度來觀察就會發現，這些政策實際上有著兩個非常明顯的目標導向——破局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和跨越“中等收入牢籠”。

　　雙管齊下，破局TPP

　　一是推動“一帶一路”，構建國際經貿博弈中的戰略大後方。美國TPP和TTIP涉及的主要是海洋國家，而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一路”涉及的是海洋國家，“一帶”涉及的主要是內陸國家。全力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對我國來説可以形成國際經貿博弈中的戰略大後方，對沿途國家來説則有利於促進其經濟搭上中國經濟高速列車而較快發展，同時還能夠發揮出雙方經濟結構互補優勢，因而是一件互利互贏的事情。再加上推動相關國家交通設施的互聯互通，加大對相關國家的國際援助，其結果就是，雖然“一帶一路”提出時間遲于TPP，但是實際進展卻明顯快於後者。由於“一帶一路”覆蓋範圍廣闊，涉及經濟總量巨大，絲毫不亞於TPP，一旦建成，將基本破解TPP帶來的負面影響。

　　二是加速人民幣國際進程，增強自身國際金融的博弈能力。從歷史上看，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金融，存在著巨大風險。發展中國家經濟和金融力量都較為薄弱，難以對抗全球熱錢的衝擊。國際金融市場上一旦出現急劇波動，發展中國家往往躺著都能中槍。正因為如此，過去中國在金融開放的問題上就不得不持有謹慎態度，並因此在較大程度上躲過了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但是，今天中國不僅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金融實力也在世界上罕見對手，這就為我國對外打開金融大門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更主要的是，作為一個新興大國，要想在世界舞臺上發揮較大作用，在國際金融市場就不能受制於人，而需要擁有自身的強大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加快金融對外開發，加速人民幣走出去，就成為一個必然之舉。近幾年，我國通過與諸多國家簽訂貨幣互換協議，擴大國際貿易中人民幣結算的規模，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快速提高。這些年來，我國推出上海自貿區建設，加快了金融市場化改革，在較大程度上都是為加速人民幣國際進程這一戰略目標服務。另外，為了進一步增強中國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力，中國還主導成立了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並在積極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上合組織銀行和海上絲綢之路銀行等。

　　三招齊出，跨越“中等收入牢籠”

　　一是經濟層面需要修煉出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中等收入國家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就是國家經濟優勢競爭力的消失。當一個國家處於欠發達時期，雖然看起來可能一無所有，但實際上都具有一個優勢——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價格低廉。因此可以借此優勢生産出比其他國家價格便宜的産品，從而在國際市場上佔據一席之地。但是，當它持續發展一段時期之後成為了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人們生活水準大幅提高，勞動力價格持續上漲，自然資源價格也隨著需求的擴張水漲船高，原本具有的成本優勢開始逐步減弱。於是，這些國家就會尷尬地發現，自己在不知不覺之中進入了世界産業體系中隱藏的一個牢籠：往後看，在低端産業自己競爭優勢已經消失，而且陣地已經被低收入國家搶佔；往前看，在高端産業發達國家牢牢地掌控著制高點，難以與之抗衡；左右看，在中端産業又不斷受到其他國家的蠶食和圍攻，迴旋餘地越來越小。要擺脫此困境，返身去與落後國家拼成本，幾乎不現實，而向前與發達國家拼科技也往往沒有可能，這也就是為什麼絕大多數國家陷入“中等收入牢籠”難以脫身的一個主要原因。

　　今天的中國很大程度上就已經進入了這個階段：一是勞動力成本由改革開放前周邊多數國家的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變成了周邊多數國家的二倍到五倍，土地、環境、水資源價格更是遠遠高出許多國家，産品價格的競爭優勢正在明顯消失；二是在高科技産業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差距明顯，絕大多數核心技術都掌握在國外投資者手中。在這種後無退路、前有堵截的情況下，我們也只剩下華山一條路：苦練創新內功，培育出強大的科技競爭能力，以期實現正面突破，在高端産業與發達國家一較長短。

　　二是改革社會分配體系，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一個看似非常“湊巧”的現象是，世界上那些能夠擺脫“中等收入牢籠”的國家基本上都是居民收入差距較小的國家。數據顯示，在所有發達國家中，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高於0.35的只有極少數國家，比如美國；少數國家基尼系數高於0.3，大多數國家則在0.3以下。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發展中國家居民收入差距往往都比較大。尤其是在較早步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基尼系數大都奇高無比。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拉美一些國家的基尼系數仍高達0.6以上，佔其人口1%的富人擁有全部社會財富逾50%，而20%的貧困家庭僅擁有2.5%的社會財富。由於貧富懸殊，社會嚴重分化，各自利益訴求差異明顯，不僅容易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而且很難找到一個共同認可的發展方向穩步前行，這正是它們遲遲未能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國自2000年起基尼系數就已經越過0.4的警戒線，2006年曾達到0.49，之後雖有所下降，但2013年仍高達0.473。在全球基尼系數由高到低排名中，中國的位置非常靠前，而比中國更靠前的除了拉美國家之外剩下的大多就是非洲國家。許多專家認為，儘管目前官方發佈的基尼系數已經很高了，但是依然沒法真正反映出我國收入分配的實際失衡程度。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2010年中國家庭的基尼系數甚至高達0.61。為了解決收入差距問題，新一屆政府已經開始採取了多項重大舉措，除了延續上屆政府對弱勢群體增加財政投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做法之外，更主要的是開始對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的高收入進行設限，同時加速推進社會各階層養老保險和社會保險的一體化和均等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