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武英

　　2015年1月17日《師·道：徐悲鴻及其學生作品展》在位於北京酒仙橋的翰海當代藝術中心開幕。因為徐悲鴻，也因為他的弟子中不乏吳作人、蕭淑芳、馮法祀、艾中信等中國美術史上的重量級人物，這個展覽還沒開始，藝術界的微信朋友圈中就掀起了一股徐悲鴻熱，徐悲鴻師生們的那些往事被再次提起。

　　1927年9月初，徐悲鴻結束八年留學生活回國後，將“寫實主義”視為使中國文藝得以復興的良策。1942年徐悲鴻籌組中國美術學校、1946年重組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1949年與華北大學三部美術科合併組建中央美術學院的時候，有不少學生出自中央大學藝術系。

　　據本次展覽顧問、中央美院教授曹慶暉調查，自1946年至1966年，先後被北平藝專、中央美院聘任的中央大學藝術系旁聽生、畢業生共計22人，其中就包括此次《師·道》展中的吳作人、蕭淑芳、張安治、馮法祀、孫宗慰、艾中信、文金揚等人。由於這22人不完全是中央大學藝術系的學歷生，其中有部分是徐悲鴻的旁聽生，因此被統稱為“悲鴻弟子”。這些弟子除個別籍貫北平，大多數是南方人，與徐悲鴻有天然的鄉土情結。因此，當其中絕大多數弟子在1946年至上世50紀年代初先後因徐悲鴻召喚而進入北京時，無疑進一步強化了北京畫壇在上世紀20年代就形成的由南方畫家主導的格局。

　　徐悲鴻對美術教育的關注，可以從弟子艾中信的回憶中找到，他在一篇追憶恩師的文章中提到，1951年徐悲鴻患腦溢血病危住院，期間只要病況稍有好轉，都要問學校的情況，特別對教師的學習十分關心。有一次他還不能起來，卻要迫切知道學校的情況。艾中信告訴他，最近正在討論各種藝術流派問題，於是徐悲鴻和艾中信聊了很久自己的藝術主張——概括説就是寫實主義，也就是現實主義，但同時也是浪漫主義。當他談到每個有創見、風格獨到之處的畫家時，不論哪派，都喜形於色。艾中信説“他為了辦好美術教育，能團結有真才實學的各家各派，尊重他們的成就，發揮其所長。論者或以為徐先生在藝術上狹隘，其實他唯獨對西方為畫商所操縱的諸流派極其反感，不能茍且。” 徐悲鴻自己寫過一段話：“故創作乃一可貴之事，不能責之人人。人而不以獨立自期，便雲無志”，艾中信説，徐悲鴻反對的是“拾人牙慧”，又説“含金之沙，與純銅有別。惟希望我親愛之藝人，細心體會造物，精密觀察之，不必先有一個什麼主義，橫與胸中，使為目障。造物為人公有，美術自有大道。”用今天的話説，就是藝術的大方向要明確，不能含糊，而藝術表現是一定要有獨創性的。

　　徐悲鴻的這些弟子在受聘任教的同時，大多也得到徐悲鴻的提攜惠助，有的捐助出國深造，有的撰文力推其藝術造詣。比如他看中吳作人西北寫生透露出的中國文藝復興曙光，褒揚馮法祀以及行軍作法對抗戰題材的把握，推崇孫宗慰走向西北開拓胸襟眼界的抱負，支援文金揚準諳學理的教學法研究，引蔣兆和為開闢新國畫之豪傑，讚艾中信多産質優而寄以希望，期許戴澤、韋啟美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曹慶暉説，如果沒有徐悲鴻，這些人的藝術人生或許將是另外一番樣子，同樣，如果沒有這些人，徐悲鴻在20世紀中國美術史中的位置和影響也不是現在的局面。

　　艾中信説，徐悲鴻“在二十多年持續不斷的教育工作中，培養了五輩人才，綿延於今日，實際上形成了一個人數眾多的美術教育學派。”而這個學派，後來被我們稱為“徐悲鴻美術教育學派”，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美術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