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外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率有可能“再下臺階”，通脹壓力基本上可以忽略。2015年中國政府期望的經濟增速或許在7%附近，並會為此繼續採取“逆經濟風向”的宏觀調控政策。

　　儘管中國工業部門在諸多前沿與關鍵技術領域相對落後，但就其整體而言，産能過剩是問題的主要方面。鋼鐵、水泥、採煤、風電設備、多晶硅等大量的新老行業普遍存在三至五成的産能過剩。

　　相關數據顯示，中國煤炭、鋼鐵、電解鋁、平板玻璃、水泥、船舶的産量佔全球的比重在40%-60%之間，鞋類、化纖、家電産量佔全球的比重高達65%-85%，嚴重超出國內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長期承載能力。中國工業體系正確的發展導向應當是：一方面，努力爭取在前沿與關鍵技術領域取得突破；另一方面，通過向境外轉移及淘汰過剩産能消除“虛胖”。

　　工業體系嚴重“虛胖”和房地産市場長期供過於求，意味著中國經濟在朱格拉週期（資本支出週期）和庫茲涅茨週期（房地産週期）兩個層面很有可能形成下行壓力疊加。在此邏輯下，目前16%左右的固定資産投資增速很難維持，兩年之後可能回落至一位數。

　　關於出口對中國經濟的拉動力，我們認為，在長遠視角下提升的難度很大，最樂觀的想像是保持基本穩定。

　　首先，中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有下降的壓力。充裕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主要依託，但“計劃生育政策”尤其是“獨生子女”政策所形成的極其特殊的人口年齡結構，已使中國青壯年勞動力數量進入快速減少過程（2014-2020年，中國18-50歲的青壯年人口每年將減少700-1000萬，合計減少近7000萬），這將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中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以更長遠的眼光看，中國工業體系在第四次産業革命中的劣勢難以扭轉。在“機器人”可以在越來越高的程度上替代人而充當勞動力的趨勢下，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的以“廉價人工”為依託參與國際分工與國際競爭的經濟體，都將在某種程度上陷入被動。

　　其次，外需形勢的演化方向對中國不利。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上升以及“高齡化”趨勢，將對其居民消費結構産生深遠影響，而中國現存的産業體系在“滿足老年人需求”方面顯然能力不足。資源出口型經濟體與中國經濟之間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源換取工業製成品”的貿易關係。由於石油、鐵礦石等資源品長期供求關係趨於寬鬆，價格可能難以脫離低位，資源出口型經濟體的經濟基本面正向負面演化，中國對此類經濟體的出口將相應承壓。

　　匯率體系給中國出口帶來的壓力也尚未充分顯現。一方面，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可能繼續呈現弱勢，這使得南韓、台灣等亞洲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競爭性貨幣貶值的壓力在上升。另一方面，在“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之下，中國貨幣當局不會輕易改變其“強勢人民幣”傾向。這意味著，在人民幣針對日元、韓元等亞洲貨幣競爭性貶值之前，中國外貿出口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周邊某些經濟體的擠壓。我們初步判斷，2015-2016年，可能出現人民幣對美元顯著轉弱的轉捩點。

　　關於國內消費需求，較樂觀的想像是其未來幾年的增速維持過去幾年的平均水準，因為此類需求具有較高的穩定性，除非普通百姓的收入水準與收入預期發生較大的變化。較嚴重的貧富差距是中國消費需求增長的重要制約因素，通過工資制度、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大幅度顯著提高普通居民的收入水準和消費傾向，儘管存在抽象的可能性，但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來實現。

　　基於上述，我們初步判斷，從“十三五”開始，中國經濟有“再下臺階”的壓力，增速有可能下降至5%-6%之間。2015年政府對經濟增速的期望值可能下調至7%附近。由於固定資産投資和GDP增速下滑的壓力較大，政府很有可能多角度進一步挖掘經濟增長潛力，並採取結構性的投資與信貸刺激政策以及“被動維穩”的貨幣政策。

　　在産能過剩的行業之外，中國仍存在一些可繼續挖掘的增長動力。比如，大力推進可融合於城市經濟體系的原農村人口的市民化進程，從而提高其消費能力；以全面改善國民生存環境為目標，在空氣、江河、沙漠、海域的治理以及水利設施修繕與建設等方面加大政府投入等。這些潛在增長點的挖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經濟增速下滑的幅度，不足以使經濟增速繼續維持在7%以上。

　　“兩大經濟週期”的下行壓力疊加將給中國工業體系産能過剩程度帶來一個較長的上升過程。過剩産能的最終消除則遙不可期；同時，全球石油、鐵礦石、煤炭等資源品未來的供求關係將較為寬鬆。在此背景下，扣除極端天氣可能給部分農産品價格帶來的階段性波動，通脹壓力變化的基本方向是大幅度減弱。長期視角下，通脹率很有可能在低位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