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證券報：如何理解中國經濟新常態？

　　李揚：中國經濟新常態是從2009年開始的。2009年後，中國經濟增速從兩位數降到個位數。理解中國經濟新常態，要從人口、技術、資源等支撐經濟發展的實體因素去看，不應僅從投資、消費、出口這些需求角度分析。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資源配置效率下降。從過去幾十年看，經濟能夠得到較好的發展主要是人口、技術、資源等生産要素配置從第一産業轉向第二産業，這個轉移背後有很多翻天覆地的變化。根據研究，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産力是第一産業的十倍。也就是説，人口資源從第一産業轉向第二産業時，中國整體勞動生産率是跳躍式增長的。

　　但現在製造業産能過剩，就業出現飽和，人口和資源又從製造業轉到第三産業。追尋上述同樣的分析邏輯，中國的第三産業勞動生産率如何？很遺憾地説，中國第三産業勞動生産率比第二産業要低得多。從上海來看，上海作為全國服務業最發達的地方，服務業勞動生産率只相當於上海地區製造業勞動生産率的70%，全國就更低了。這種情況不僅中國如此，全球都如此。

　　實際上，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經濟開始進入成熟階段的表現。需要明確的是，經濟進入這個階段，經濟增長速度自然會下降。去年我國服務業比重首次超過製造業，意味著我們正經歷著這個階段。實際上，我國也在有意促進這個階段的發生，有意讓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所以，國家提出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尤其是投資銀行、金融等高端現代服務業。

　　二是要素供應效率下降。勞動投入、資本形成、科技進步是實體經濟發展的三個要素。過去這幾十年裏，中國奇跡的出現靠的就是勞動和資本投入的不斷增加以及科技的不斷進步，但現在這三個要素供應效率在下降。科技進步同樣緩慢。

　　三是科技創新能力滯後。很多因素導致我國無法繼續在引進、模倣基礎上進行創新，所以創新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現在全世界正醞釀第三次工業革命，主要內容就是數字化、服務化、定制化、網路化等，但這些內容大部分都被發達經濟體掌握，他們依然引領著技術潮流。我們在科技創新方面是落後的。

　　四是環境資源約束。霧霾、飲用水污染、重金屬超標等環境污染問題已經對生産形成硬約束，今後在做生産函數時，應增加環境污染因素，這個因素將作為負因素存在，那麼計算的結果就是勞動生産率下降。

　　從出口、消費、投資需求看，最近幾年出口對GDP的貢獻在4%以下，基本已成常態。在國家採取家電下鄉等多種政策刺激下，消費對GDP貢獻率曾經達到55%，但這些刺激不可持續，現在消費對GDP貢獻率又回到50%左右。中國GDP增長基本形成了一半靠投資一半靠消費的格局。這個格局讓中國經濟兩難：一方面需要想辦法刺激國內消費，但是沒有産業；另一方面，需要依靠投資，但所有的問題幾乎都産生於投資中。

　　對於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表現，應從正面看經濟增長率的下降，這是中國從發展中國家走向真正強國的必由之路。因為它解決了四個問題。

　　一是去投資依賴。中國經濟增長一半靠投資一半靠消費，現在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是因為投資下降，投資下降是這些年努力要達成的結果，之後逐漸讓消費成為經濟的主導。

　　二是去水分。對於我國這種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中是否存在水分，關鍵要看投資能否形成有效供應。如果投資變成“鬍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與這部分投資對應的增長率就是水分。更有甚者，一些投資固然形成了現實生産能力，但生産出來的産品賣不出去，並進而迫使業已形成的生産能力長期閒置，與這樣的過剩生産能力相對應的産值，同樣構成經濟增長的水分。近年來，我國産能過剩形勢日趨嚴峻，傳統産業的産能大面積過剩已是痼疾，新興産業産能過剩的增長勢頭也令人擔憂。

　　三是經濟轉型。中國經濟增長是靠政府主導。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要更好地發揮作用，就要把握和應用這個規律。

　　四是社會公平和包容。最近幾十年，經濟發展速度很快，但是國內貧富差距在拉大，增加了社會不安定因素。

　　在上述一系列情況下，一系列的經濟指標，包括儲蓄、投資、物價、就業、財政收支、財政赤字、國際收支、人民幣匯率、貨幣供應、利率等等都會是新的狀態。此外，新常態還將有新的體制機制，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及四中全會已經對這種新的體制機制做了完整描繪，現在正在逐步落實。新常態還意味著新的政策框架。可以看到，最近兩年的宏觀調控政策跟過去相比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