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官平

　　金秋季節的昏黃夜幕下，牛山村不少農民在忙碌著。這是江西省上饒市位於贛閩交界的一個小村落，村裏有幾百戶農戶，多數青壯年都外出打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婦女和兒童，和中國大多數農村一樣，不少土地被撂荒。

　　儘管緊靠著一條能通往上海的高速公路，但這裡仍然比較貧窮，村中沒有到城裏務工的農戶大多數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仍然靠勤勞的雙手來耕種三五畝地，農作物也很單一，除了稻子，只種些蔬菜、甘蔗或是油菜。

　　四十歲出頭的順強，前些年也在外面打工，今年選擇了回家種紅芽芋，並從其他在外務工的農戶家中租來了十幾畝地。

　　“如果種稻子，一畝田一年純利不超過一千元，就算種十畝也只有一萬元，打工三個月就能賺到。”順強説，再繼續種稻子肯定是不划算的，碰上不好的年頭種田還得賠本。

　　如今種田，為了達到高産，必須投入一定量的農藥、化肥，而這些生産資料的價格，在過去數年都一直跟著中國的物價在漲。

　　順強趕上了好年辰，紅芽芋産量高，價錢又好，除去化肥、人工等費用，一畝地還可以凈賺三千元，算下來今年也賺了近六萬元。“比再出去打工好，還能照顧家庭”。

　　心裏美滋滋的順強打算繼續幹下去，但也有些忐忑，租來的田明年還能不能續租？

　　其實，不只是牛山村，農村普遍存在一個現象：很多外出打工的農民，寧願讓田荒了也不肯租出去，即便租，也只是一年、兩年的短租。

　　“今年租明年又不給你的情況多得是。”順強心裏也清楚，很多外出務工的農民也擔心哪天外面不好混了，可能也要回農村種田，生怕失去土地，即便它帶不來什麼財富，但至少可以飽肚子。

　　和順強一樣，在十里外的文山村，很多“種芋大戶”都有這樣的擔心。這個村所在的紫溪鄉被譽為“中國紅芽芋之鄉”，幾乎所有村民都加入了合作社，並且拿出1萬元入股合作社。

　　“不用愁銷路，還能分紅，自己種自己得。”文山村的一位童姓村民説，村裏多數農民都到外村租田，差不多都種了二十畝左右，除了自己的利潤，還能得到合作社兩萬元分紅。

　　在牛山村的一家小店的外墻上，七八張《石塘鎮農戶承包地登記基本情況調查摸底匯總表》貼在上面，上面填著戶主姓名、家庭人口、原承包面積等資訊。白紙黑字的表格上都有村民們的簽名。

　　從今年4月開始，江西全面啟動了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形象地説，就是給農民手上的土地發一本“身份證”。這本“身份證”給農民吃了一顆“定心丸”，不論何時，都保證了自己擁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

　　眾所週知，家庭承包是從聯産承包開始的，當時農村為了保證“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糧食等農産品，普遍存在以産量最高的農田作為標準圖，其他的耕地採取折扣方式以多頂少，即1.2或1.5實際畝折扣為1標準畝，據此承包給農戶。

　　但現實中，農民雖然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卻沒有一紙證明，以致難以通過入股、抵押、擔保和流轉享有用益物權權能，也就是財産性權利。

　　土地是中國農民的命根子，土地權屬不清，談何權利？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係並保持長久不變，在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佔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産業化經營。

　　隨著類似文山村中農業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出現，更多的問題逐漸凸顯。

　　“土地確了權，外出務工的農民也就不用擔心了，如果租田可以穩定一些，比如五年十年，這樣就可以來做統一管理和規劃了。”上述童姓村民説，一旦確權，流轉來的土地也可以拿去抵押貸款，解決資金困難。

　　“如果這樣的話，以後還能分田嗎？”儘管以后土地（經營權）轉包更方便，但順強也擔心，隨著家中人口增多，土地確權後，村裏的田就再難調整了。

　　這種擔憂不無道理。一些基層幹部對此解釋，當前確權是為了明確權屬關係，盤活土地，對於調田，並非確權之後就不能再調，若村民小組討論決定分田，要充分尊重農民意願，在分得好的情況下，是可以調的。

　　從古至今，農村的一切問題根源都在於土地。按照政府的政策設想，土地確權既可以還權賦能，還能有效解決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後誰來種地的問題，改變落後的一家一戶的“小農模式”，促進種田大戶、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興農業經營主體的發育、壯大，並有利於現代農業的發展，保障13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中國農村産權改革的槍聲已經打響。土地確權是一項基礎性的工作，做得好，可以為後續農村其他産權改革提供經驗，做得不好，不僅會留下後遺症，還會帶來更多的對三農發展不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