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塞·奧坎波 凱文·蓋拉格

　　在經歷了數十年波瀾壯闊的高速增長後，中國經濟增速開始下降，而這也令其日漸處於資本賬戶自由化的“誘惑”之下。考慮到中國決策層有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意願，這一選項或許一看上去極為誘人，但卻是容易讓人誤入歧途的表像。

　　一份新發表的報告認為，中國可能會對資本項目自由化持懷疑態度。通過借鑒其他新興國家的最新經驗，該報告認為中國在將自身經濟風險暴露在全球資本洪流之前，應當採取一個週密部署且謹慎小心的步驟。

　　而新興經濟體近來最常出現的情況——從拉美開始再延續到東亞和中東歐地區——就是資本流動會大幅強化經濟週期，同時也是引發金融不穩定狀況的最大單一因素。與自由化相關聯的國內金融不穩定狀況，也會對一國經濟表現産生重大影響。

　　大多數學術研究也認為，金融和資本賬戶自由化應當更加謹慎推進，並同時伴隨更為嚴格的國內金融監管措施。在資本流動方面，這意味著保留資本賬戶監管措施應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個必要工具。

　　事實上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以及印度等國，已經讓所有發展中國家了解到了逐步實施資本項目開放的重要性。但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並在隨後一年蔓延到俄羅斯，並導致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爆發金融和經濟危機後，許多國家才真正領會到這一點。當年中國之所以能置身事外，就是通過保持嚴格的資本賬戶監管。

　　即便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在2012年年末採用了一項謹慎策略。該組織認為，資本賬戶自由化有利有弊，因此“自由化需要進行週密策劃，制定時間表，並循序漸進以保證其利大於弊”。此外該組織也認為，資本賬戶監管屬於國家為避免出現經濟和金融不穩定狀況，而應當自由實施的更廣泛宏觀計劃手段的一部分。

　　考慮到資本賬戶的不穩定性是新興經濟體最主要的順週期性金融衝擊，監管應是對抗這一衝擊的主要宏觀計劃工具。同時這些監管也應當是其他反週期宏觀經濟政策的補充而非取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時建議，給於這類政策比其他政策更高的優先度，而我們則建議將這些政策和資本賬戶監管並列實施。

　　需要留意快速自由化風險的可不僅僅是新興市場國家。對於一種國際需求持續增高的貨幣來説，日本經驗也為謹慎實施資本賬戶自由化的重要性提供了寶貴一課。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日本只允許受到嚴格監管的金融仲介機構去管理資金流，也因此有效遏制了其貨幣的國際應用。而當一場資本海嘯似乎要淹沒整個經濟體之時，政策制定者們也毫不猶豫地嘗試遏制這些資本流入。

　　在某種意義上，西歐地區也曾出現過同樣的情況，其資本賬戶自由化同樣也是一個長期進程，始於1958年的經常項目可兌換最終完成于1990年。就在大功告成兩年後，西歐支付系統就遭遇了一場危機並導致某些國家的貨幣大幅貶值。

　　上述例子並不是建議人民幣的國際化不應在可見的將來實施。考慮到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人民幣交易和投資份額的不斷擴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國當局應當按部就班地管理這一進程，選好執行這一進程的各種特定渠道。

　　事實上，中國或許是有史以來在漸進及實用主義經濟轉型方面的最成功範例。因此它也不應當讓自己被一種已經導致無數新興經濟體搖搖欲墜的政策所蠱惑，最終偏離已經經過歷練和考驗的進程。

　　（何塞·安東尼奧·奧坎波，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曾任哥倫比亞財政部長，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副秘書長；凱文·P·蓋拉格，波士頓大學帕迪國際研究學院全球經濟治理研究所主任。本文版權屬於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