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次貸危機影響巨大、教訓深刻，在諸多方面值得借鑒和反思，本書相關章節從不同角度分別做了闡述。在本書的終章，針對政府、企業與家庭，我提出了一些此次金融危機中至關重要的經驗啟示，共計3個部分40條。這些結論非常直接，也必然非常主觀，僅供讀者參考、討論。概括起來看，我覺得有5個方面的啟示尤其值得關注。

　　一是宏觀政策要注重審慎平衡。次貸危機雖然發生在金融領域，但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住房政策等在內的宏觀政策失調是引發危機的首要原因。2000年以來，由於網際網路泡沫破裂、政府減稅、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等因素，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不斷擴大。鉅額的財政赤字加上全球貿易失衡，給美國採取債務貨幣化的手段增添了動力。美聯儲于2000年開始實行低利率貨幣政策刺激經濟，貨幣供給長期保持寬鬆狀態。與此同時，“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導致住房抵押貸款標準不斷放鬆，金融機構大量發放次級抵押貸款。低利率、對房價上漲的預期和不斷放寬的放貸標準，促使投機者和低收入者大量貸款購買房地産，推動房地産泡沫持續增長，而結構化金融産品的氾濫進一步加劇了房地産市場的泡沫。泡沫破裂導致房價下跌，直接引發次貸危機。這充分説明，金融領域的危機很多時候是宏觀經濟政策失調的産物。在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政策保持平衡、協調、可持續。

　　二是虛擬經濟要服務於實體經濟的需要。次貸危機的重要成因是，虛擬經濟在監管缺失的情況下脫離實體經濟而過度泡沫化。非審慎的住房抵押貸款、資産證券化和資産管理等各領域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工具，推動了虛擬經濟的過度自我迴圈和膨脹，營造出了一片虛假繁榮，最終積累了巨大的風險。本次金融危機後，美國等發達國家已經認識到不能僅僅依賴於金融創新和信貸消費拉動經濟，開始重視國內産業尤其是先進製造業的發展，並將“再工業化”、製造業回歸作為調整經濟模式、重建競爭優勢的戰略方針。這些充分説明，虛擬經濟是一把“雙刃劍”。以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為基礎，適度的虛擬經濟能在資金融通、資訊傳遞、市場定價等方面發揮獨特作用。相反，如果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空轉”，就會形成資産泡沫，引發資源錯配，造成經濟體系相對價格關係混亂，加速實體産業空心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始終把實體經濟作為經濟體系發展的根本基礎，虛擬經濟應該把服從和服務於實體經濟需要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三是金融機構要加強風險管理。審視貝爾斯登、花旗、美國國際集團、“兩房”等在次貸危機中遭遇重大風險的機構，首要問題都在於公司風險管理失控。主要包括：金融機構杠桿倍數大幅提升，投資銀行經營杠桿由以前的10多倍快速飆升至危機前的三四十倍，風險承受能力十分脆弱；流動性風險集中，部分機構嚴重依賴回購和商業票據市場的短期融資；金融機構的相關風險過於集中，持有大量與住房風險高度相關的金融産品；高級管理人員和員工薪酬的短期激勵機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長了金融機構的過度投機。借鑒次貸危機的教訓，在防範金融危機過程中，一方面要保持宏觀審慎，另一方面必須高度關注微觀市場主體的風險狀況，特別是對一些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應當督促其優化公司治理，完善激勵約束機制，全面強化風險管理體系，避免金融機構個體風險釀成系統性金融風險。

　　四是監管部門要避免監管缺位。在金融自由化思想的影響下，美國對不斷涌現的各類金融創新缺乏相應的監管措施，場外複雜金融衍生品市場存在監管空白，對投資銀行和住房信貸機構公司治理建設以及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也嚴重滯後，形成了明顯的“監管失靈”。金融監管未能及時跟上金融創新的步伐，未能充分評估和化解金融創新中存在的風險，這是次貸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是矛盾的統一體。持續的金融創新在推動金融發展、提高金融運作效率的同時，不斷地對現有的金融秩序、金融監管制度造成衝擊。新的金融産品和服務的普及打破了舊的金融秩序和格局，增加了許多不穩定因素，需要新的規則加以規範和約束。因此，監管部門必須始終關注金融市場的發展動態，使金融監管緊緊跟上市場創新的步伐，避免監管真空和監管缺位。金融監管與市場創新的良性互動關係表現為“監管—創新—再監管”，最終才能在有效防範風險的基礎上，促進金融活動的不斷深化發展。

　　五是政府在危機應對中要堅決果斷、前後一致。在應對次貸危機的過程中，美國政府及時採取了較為積極的應對措施。第一，美國貨幣當局創新性地創造和使用了多種金融工具，並且確立了其超級監管者的角色。第二，美國政府在貨幣、財政、稅收、住房、資本市場等各相關領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並相互配合支撐，發揮了政策上的綜合協同作用。第三，國際社會緊密合作，在共同應對危機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這些應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危機的衝擊和負面影響，促進了金融體系的修復和經濟復蘇，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危機發生前，美國政府對信貸泡沫、房地産泡沫、經濟結構失衡等較為明顯的預警資訊認識不足，延誤了最佳的應對時機。在主要金融機構倒閉時，美國政府先救助了貝爾斯登與“兩房”，後又救助了美國國際集團，卻任由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雷曼兄弟倒閉，政策的前後矛盾導致市場預期混亂。次貸危機中美國政府正反兩方面的應對經驗表明，在重大金融風險面前，政府必須時刻保持警覺並及時應對，同時應當保持政策的橫向協調性與縱向一致性。這不僅是政策發揮最大效用的關鍵，也是管理市場預期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