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辭
城市化的基本精神是人的城市化。二十年前,中國的城市化踏上了新征程,成長為引領經濟增長的一支重要引擎,但困境卻相伴而生,從交通、空氣、住房、教育到就業等諸領域,都在拷問著日常生活中的公共服務品質和公平狀況。陸銘先生以經濟學的普遍規律和實證數據,實誠地探尋了中國城市化面臨的困境。城市問題宜疏不宜堵,只有讓市場本身的調節作用獲得該有的發揮,土地依真實需求而配置,勞動力依公平而自由流動,才是未來走出城市困境的方向。
我們致敬陸銘,他所從事的公共研究與寫作,同時兼具嚴謹的學理邏輯和深刻的人文關懷,用城市經濟發展的規律,搖晃了那些長期以來將“城市病”歸因於人口膨脹的認知偏見,以理性觸及城市發展中該被照亮的個體權利和公共利益。
答謝辭
在這本書交稿的時候,我特意在扉頁上寫下了這樣一句話,“越是將歷史拉長了看,我越是相信,決定人類發展軌跡的是普遍規律,每個國家的特色只會在普遍規律下開花結果。”
這本書的出版將我帶到了更多的讀者面前,使我越發感受到,雖然中國經過了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和現代化過程,但人們的思維仍然帶有計劃經濟和農業社會的烙印。不僅僅如此,還有太多人試圖用“中國特色”來把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還有太多人聲稱自己在維護某種看似公正的結果,其實,他們維護的可能只是特權、歧視和偏見。人們甚至忘記了問一句,自己的所見、所想、所為是不是符合兩個標準——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和人類文明的共同取向。
這就是我們所在的中國:在經濟上快速進步,同時,在思想上卻滯後。
這同時也是我們所愛的中國:感謝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感謝《新京報》和此次參與評獎的專家與讀者們,是你們讓我相信,發自內心的吶喊,終將被聽到。
■ 對話陸銘
這一年 喜憂參半
新京報:2016年8月,《大國大城》剛出版不久,請你談中國城市的發展,感受到了你內在的擔憂。半年過去,2016年也結束了,這一年有何整體感觸?
陸銘:坦率地講是喜憂參半。
“憂”的是,我所關注的研究領域,還是有一些令人感到焦慮的事在産生,比如説特大城市限制人口和用地的政策導向,讓中國的經濟結構性困境變得越加複雜。這本書寫出來之後,很多人對我有誤解,我更加覺得我們面臨一個慣性的計劃經濟思維,而這可能是導致現在經濟政策上,出現一些我認為不太好的傾向的原因所在。
“喜”的是,下半年還是有一些曙光。連續在土地上出現了大的變化,特別是在十月份的時候,出臺了土地制度改革,強調未來建設用地指標的配置,將和吸納的農民工數量結合起來。到了年底,有消息説,2017年逐漸推出跨地區的建設用地配置。這些資訊,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改革還是在推動過程中,中國的發展還是在曲折中前進。
我自己在這一年所做的科普工作,以及遞交的研究報告,可能或多或少起到了一些作用。目前的改革方案,跟我提的還是非常一致的。這一年,就在這麼一種焦灼但又帶著希望的過程中度過。
這代人 我們這代人 “正當時”
新京報:城市化已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引擎,但中國的城市化又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身上還有仍未去掉的歷史的印記。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成長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而這一過程正是轉型的重要時期。你是“70後”,經歷和見證過哪些改變中國的關鍵時刻,在你看來,你們這一代人在當下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陸銘:我們這一代人,可以説是踩著計劃經濟的尾巴出生的。我們的成長,經歷了中國最波瀾壯闊的三十多年時間,看到了市場化的改革怎樣把我們國家,從小時候所看到的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在短短的幾十年裏面,變成了這個世界上最強的國家之一。這個過程,可以説是歷史性的。
同時,相較于上一代人,我們更加接觸到了現代社會科學的整個知識體系。正是這樣,我覺得我們這代人具有很強市場經濟改革的信念,至少我本人是這樣的。看到目前的計劃經濟方式,在城市發展中所起的桎梏約束,我們還是該有責任要把市場經濟的理念,可以在學者身上持續地傳承下去,同時傳播給大眾和政策制定者。這是我們這代人當仁不讓的義務,越是改革到困難的時候,我們這代人的責任就越大。
我們既經歷過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的實踐,同時接受了現代社會科學體系教育,在經驗上,可能比下一代更豐富,在現代科學知識的理解上,比上一代更加接近整個世界的全球化體系。如果用三個字來形容,我們這代人就是“正當時”。
這本書 社會科學家有啟蒙職責
新京報:這本書在架構上,學理的邏輯嚴謹,但它同時還是一本寫給大眾的書,或者説,是寫給非經濟學的讀者的。這樣的著作,目前還不在高校學術科研的評價或計分範疇,是什麼激勵了你?
陸銘:可以説,我用十年的時間完成了這本書,雖然它的直接寫作過程沒有那麼長。從我完成一個學者到走進社會公眾領域的跨越,完成純粹在大學教書做研究,到影響社會和公共政策的過程,我花了整整十年的時間做積累。在這一過程當中,我能深刻地體會到一種焦灼,這種焦灼一直持續到今天——我們到底應該做什麼樣的研究、什麼樣的學問。
現在的中國,加入到國際的過程的確非常快,社會科學的國際化進程也非常快,而我們逐漸也引入了國際社會科學的評價體系,以評價我們的學校、科系和學者。從個體角度來講,我們也在不斷迎合這個評價體系。但我個人覺得,一個學者應該抽出一點時間,去回答這個時代和他所處的社會、國家重要的問題,從某種角度來講,一個社會科學家應該起到一點“啟蒙”或至少是傳播正確的理念的職責。
儘管這個過程本身,並不能夠為我們個人帶來純粹學術上的評價,比如獲獎等,但這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中國之大,歷史起點跟一個通常的市場經濟體也不太一樣,儘管中國經濟已經是現代化的經濟,但我們卻面臨著一個巨大的歷史遺産,即農業社會加上計劃經濟的方式。經濟的現代化和思維方式的遺産,兩者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衝突和摩擦。我們應該站出來,去把一些社會科學的知識、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全球經驗進行傳播。我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在用自己的行動來作為對這種目標的追求。
采寫/新京報記者 羅東
(責任編輯:羅伯特)